1，吕叔湘在《人民日报》发《当前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的问题》一文，提出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问题”。从当时全国形势看，主要目的不可能是探讨学科内学术问题，它是用以配合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政治手段。
因果性如下（注意时间节点）:
一: 政治环境
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之后，华国锋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
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在听了中宣部的汇报时说：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表述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与中央两位有关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原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同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8年3月，邓小平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他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1978 年 3 月 16 日，吕叔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当前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的问题》，原文以当时语文学科教学现状为话题载体，集中火力把造成学科现状的罪责推给“四人帮”，文末再次强调: 这两个问题，虽然都是由来已久，但是由于“四人帮”捣乱，变得加倍严重。“四人帮”不要青少年学好语文，提倡抄书抄报，说空话，说假话，便于他们利用。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
二: 少慢差费pk多快好省，其目的是要为推翻“两个凡是”做准备
令人注意的是，1978年吕叔湘提出的“少慢差费”正好和1956年周恩来首先提出的“多快好省”一一相对应，1958年，在吸取“多快好省”的经验的基础上，在当年3月，毛泽东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基本思想。
1958年到1978年，二十年的风云变幻，全国以毛泽东“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为总体路线的建设社会主义，其结果收获的是什么，当时的人有目共睹，但是，一心一意跟着毛主席走的观念仍旧根深蒂固，一句话顶一万句的信念绝非短时间内得到扭转。在这个当口，《人民日报》刊载吕叔湘的文章，提出“少慢差费”，不能不说是在政治上引导一个行业乃至全国进行反思——二十年的“多快好省”，造就的局面就是“少慢差费”，我们可以在吕叔湘此文文末的语句中读出些与“多快好省”相对应去说明问题的意图——“这两个问题，虽然都是由来已久，但是由于“四人帮”捣乱，变得加倍严重……”这到底什么意思？什么叫“由来已久”?不正是“多快好省”造成的“少慢差费”么？——这就从侧面反驳了社会上对“两个凡是”的盲信。我相信“少慢差费”论无论如何不能巧合到与“多快好省”对应到严丝合缝的程度，非有意识地要与之联系起来不可，而这一联系，基本是对1958年以来近二十年的价值的否定，更是当时两个“凡是”观念的现实的回击。
所以，历史地看，“少慢差费”作为强文本符号指向的意义，绝不是学科内部的学术性问题，它恰是紧密结合当时政治形势而发生在文化教育界的政治表态，只不过它是以学术反思的形式宣布的口号，其最主要的作用，不是批判“四人帮”，因为，作为政治对手，对方主脑已经被“粉碎”，清除余毒不是重中之重，重要的是要通过这篇文章对“多快好省”的过程与结果进行对应与暗示，更重要的是对“两个凡是”这个很难动摇的政治口号进行瓦解——政治对手只是对手，两个“凡是”才是急需抵御的“紧箍咒”。所以，历史地看，吕叔湘这篇文章在政治方面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正因为它在政治领域有重要作用，所以，“少慢差费”才作为了一个所谓的反思学科自身，且具有批判价值的学科术语被保持下来，而被掩盖起来的，恰恰是它的政治性功能。
2，退一步说，先把政治原因忽略，那么，一门学科，如果它是成熟的，成体系的，就没有什么“多快好省”或者“少慢差费”这样的价值追求和学科反思，因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一定会按照自身的性质和学科体系自足地发展，根本谈不上“多少”“快慢”“好差”“省费”，所以，无论是强调一门学科要“多快好省”，还是批判它“少慢差费”，都一再证明这门学科尚不自足，尚待形成。这就是说，要回答吕叔湘之问，就等于已经事先承认语文还不是成体系的学科，进而，也就承认了“少慢差费”是被抽象地被意识到的问题，之所以说它是被“抽象地意识到”，是说语文界对判断“少慢差费”的标准还未确立起来，它需要学科体系成熟后，在整体先行的基础上，才会认清“少慢差费”的“定在”到底在哪个位置上，这即是说，语文界如今不具备解决“少慢差费”的具体问题的能力，我们只是觉得有问题，还不合自己的心思，这种来自个体感觉中的判断，至多来自于经验，与是否能对学科进行构建没有决定性关系。
综上两点，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从政治角度看，如果当今我们还把“少慢差费”当做一个语文教学问题，那么，其背后的意义只能是: 要么就是“四人帮”余毒还没清洗干净，要么现在还有四人帮干扰语文教学，要么就是“多快好省”的冒进思想还在继续。三者最少也必居其一，还急需语文界打着“少慢差费”学术旗号去做政治的工具 ；从学科本身看，如果把“少慢差费”仍旧反思做学科的当今现实问题，那只能说明语文的学科地位尚未确立。
而且，永远不要幻想语文学科能作为学科确立起来，因为，凡是一门成熟学科，它自身的逻辑结构保证了它自身成立，这样一来，外加的诸多因素就不会被学科本身接纳，这对于利用语文做工具为政治服务是有害无利的，所以，语文必定总是一种“在路上”的状态，它绝对不会独立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因为未来不好预测，语文尚需继续做备胎，以资后世风云变幻之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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