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文化，宋代的江湖世界（中篇02）

梁山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成了宋朝的一个特征。

梁山文化，宋代的江湖世界（中篇02）

“乱自上作”是梁山起义之社会政治原因的揭示，最主要的表现在一个“逼”字上，因之，“官逼民反”便成为梁山英雄接受现实生活的重要主题，而“逼上梁山”的梁山，自然也成为了一个远离国家权力中心和政治意识形态控制的边缘性区域。不论从地缘上或文化形态上，水泊梁山，均可视作某种小传统的象征性空间，这一小传统特征，从梁山起义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亦可充分窥见。

当我们细细分析梁山起义之原因时，可发现大部分人走上梁山并非外力相逼的结果，或者说不是主导之因，而是与他们生活欲求有很大关系，这既是对造反者自发的革命意识的揭示，也是对民间文化心理结构的解析。

从智取生辰纲的“七呈聚义”，到梁山势力壮大，李逵高叫“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我们都做大官”，“在哪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小说从各个角度，不同侧面反映出他们要求彻底改变自己的地位、身份、处境和生活的自发意识，也从感性角度揭发了当时人们为官享乐的美好幻想。

这一要求来的并不高尚，亦缺乏理性的自觉和反省，且与中国大传统的文化伦理观念相去绝远，但却反映了下层民众的世俗欲望和带有功利性、现实性的人生关怀，因而具有民间小传统的特征。一般而言，小传统的民间文化多以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为出发点和考虑问题的，“因此是现实而功利，直接而朴实的。”

梁山起义从发生、发展到壮大，经历了一个由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由他们所经历的两大转变而完成的：

一是，从打家劫舍到替天行道，这昭示他们行动上的自觉，是行动纲领，是梁山义军的自觉向伦理化、社会化方向靠拢；

二是，从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一改动，标志着梁山义军思想上的演变和自觉，向传统化，政治化的方向趋近。以此完成“义”的意识形态演变，奠定招安的基础。

“义”是构成梁山文化，初级形态的形上支持和精神旨归。“忠”的伦理是君臣之间的单向关系，且是天定的具有必然性的关系，君主个人是“忠”的伦理之唯一标准，从而始“忠”具有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含义。

“义”是他们标准的行为准则和理想人格，又是团结他们的精神纽带，评判是非的价值尺度，同时也是造成“众虎同心归水泊”的重要原因之一。所谓“仗义疏财归水泊，报仇雪恨上梁山”就从两个方面揭示了梁山事业兴旺发达的原因。

在“义”前加一个“忠”字，这“义”遍有了严格的规定性，使梁山义军的行动一变而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从人格的整合来说，“义”与“忠”的融合，也是一个梁山人格，由“魔性”向“神性”的转化过程。忠义二字为行动者提供了一种价值预设，经由这一人格的自觉和提升，最终走上忠君报国之路成就“大我”的境界。

同理，在“行道”前加“替天”二字，这行道也有了严格的向度，只能替天子分忧（天是天子，是皇帝），为万民除害，而不能代天行事，自成王统。

评价天子的好坏，就看是否顺应天意——小生产者自身的意志。“替天行道”也是受墨家思想影响下的产物，在他们看来，他们的起义是有天意，神明给自己撑腰，而“道”也只是墨家“尚同”、“兼爱”的乌托邦理想的所在。

宋江是时代的产物，是梁山英雄中复杂而又矛盾的形象，具有两重性。时代赋予他的忠诚又叛逆，主性与奴性兼有的双重性格，是造成两伤悲剧的主要原因，他一手扯开“替天行道”的大旗，一手又把轰轰烈烈的梁山事业魂断招安，亲手葬送。

他的“死”两个字，“愚忠”，这是受儒家“忠君思想”的流毒影响，这是儒家千年统治中国的真谛，你要流芳万古，你就不能做草寇，你要做忠臣、做清官。宋江只好走这条路，只可惜了李逵和不愿招安的弟兄，李逵的死是有两重含义的，第一是他被宋江强行送上道德的祭坛，以他的死帮助他完成了“忠义双全”的人格，第二个是李逵实际代表宋江内心深处遭受压抑的感情冲动和人性中未经整合的破坏性本能。

他的愚忠，对朝廷、对皇帝抱有幻想，不过这幻想葬送了梁山的命运，也葬送了大多数英雄的性命，更葬送了宋江的一世英名，使宋江备受唾骂。

贯穿在中国文化中的精神主干是“重伦理”的儒家精神，“仁义礼智信”儒家伦理道德中的五德，只有具备了这五德，才为君子。儒家倡导积极入世精神，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入世意味着走仕途。而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压抑的人格扭曲变形，只有狡诈残忍的人才能出人头地，因此把仁义礼智信做性格的外包装，残忍狡诈，做性格的内涵，在这种政治文化的环境中，生存的中国知识分子，只能兼有这两种性格。宋江谙熟中庸之道，外表朴实谦恭，从不张扬自己，遇事喜怒不形于色，具备了仁义礼智信，因讲仁，他仗义疏财，被称为“及时雨”。因讲义，他挺身救晁盖。因讲礼，他刺配军州时，对囚犯、差拨、牢头都以礼相待，与李逵结下生死之交。因讲智，才取得像“三打祝家庄”，“改打曾头市”，“三败高太尉”等战役的胜利。因讲信，每每答应了许人财物，从不失信于人，他是五德的化身，威信甚至超过了晁盖，然而在“仁义礼智信”的人格中却掩饰着狡猾权诈。

他以孝义出名，仗义疏财，家属小康。父生病，冒生命危险，因为孝义经营几十年不能因此毁于一旦，对李逵略惠小恩小惠，便让之死心塌地的跟随他，对矮脚虎王英，撮合扈三娘与王英结为夫妻，略施小心思，把王英笼络在手，同时也是向世人宣照，对王英都能以此相待，何况你们呢？刺配军州，用银子把牢头、营管、囚犯都一一收买了，人人视之为恩人。“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概括了宋江圆滑狡黠的性格。粗旷豪放的农民或武士出身的梁山英雄，自然不识宋江的“庐山真面目”。

如果我们从历史客观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对宋江其人作出公正评价，将宋江放在当时的中国封建政治文化的思想和体制大背景下去分析。宋江本身内在的双重性，这也是那个时代所决定了的。宋王朝是由后周封建割据政权发展演变过来的，所以它建立之初就没有隋唐那样的太平盛世阶段，而是充满了诸多矛盾，为巩固政权，削藩加强专制中央集权，思想文化上扶持“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天是人的人性之本源，道德之依据。皇帝是天派下来的，代理者自然是符合“天道”的，能“顺天”。君主就是国家，忠国就是忠君。在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下，宋江的报国是不可能突破忠君思想制约的。

反过来，正因为这种双重性格的特征又导致了梁山义军的悲剧，同时也是他人生的悲剧。

水浒传奇，只有在那样一个特定的思想文化背景下才能形成，宋朝就是“水浒”最好的载体，因为在这个朝代，国家腐败，处处挨打；官员无能，民不聊生；文化进步，思想开放。特殊时期造就特殊人才，对于一群身怀绝技的特殊人群，这是谱写他们江湖人生的最好时机。

水浒英雄，一个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一群游民的影子，他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都被一一写进书中的回合。“水浒”中游民的故事，还把宋代江湖人的生活，奋斗和理想展示出来，把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展示给所有人看，他们的身影铺就了江湖道路，成就了梁山文化为背景下的江湖。

后续会继续更文，讲述宋朝政治，军事，文学等方面的内容。敬请期待…

备注：本文文献参考主来自于《宋朝十讲》，《老梁批水浒》以及其它相关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