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人记性不好，忘掉了关于他的很多事。
关于他最早的记忆停留在了七岁。那年，我被送到了十多里地之外的地方上小学。从此过上了每天六点起床，晚上六点回家的生活。大概是那个时候没睡够过，所以现在依然把能够睡到自然醒视为人生的一大美事。
可是在那读书的六年间，他总是先于我起来。至于他到底是哪个时候起来的，我至今也不知道。只是每天老妈掀开我的被子，把我拖到饭桌面前的时候，他就已经在那里了。正经危坐，一声不吭，看到他我的灵魂才搭上我身体的拍子正式醒来。
我象征性地扒两口饭，准备跟隔壁的阿福走。时常就会被背后的声音喝住。我妈拿我没办法，于是他亲自出马。我乖乖回去，再吃一碗。然后系上红领巾，去隔壁找等我的阿福，把铁环从山上滚到山下。
那时候他也要去地里干活，跟我方向一致，可我们从来不一起走，他走他的，我走我的，就像我们之间有着某种约定，我们彼此从未失约。
一年级开学的时候发了很多书，那天晚上我回来，我把每本书都写上了名字，包括书的侧面、背面或者某个不起眼的角落，我始终不放心，于是央求他帮我写，草书的那种。因为班上没人会写那种字体，那于我而言就是独一无二的字体，就像语文老师烙印在每篇课文背后独一无二的“背”字一样。他把书放在腿上，正襟危坐一本一本地帮我都写上，又找了废报纸把新书包起来。后来期末，其他好多同学的书都邹巴巴的，我把报纸扯下来，一股油墨的味道，还是新的，我在同学面前神气了一整个夏天。
那时候我很淘气，跟高年级的学生一起扒车，逃课。有一次，回家，进门就被他打了。他撩起腿要踹我，估计是怕下手太重，后来改为大手一挥，我就被抡倒，跪在了堂屋中间。被打的次数多了，想到他的力气就犯浑，于是真不再去扒车。
初中的时候关于他的记忆就更少了。
我在镇上读寄宿学校，每周回去一趟。那几年他也已经不种地了，天南地北地往外跑，去电子厂、肥料厂，修公路或者建筑工地下体力活儿。有一段时间是去四川的内江，有几年是去新疆的乌鲁木齐，还去过北京、山西、湖北的宜昌、浙江的嘉兴，还有太原和拉萨等等，哪里有活儿就去哪里。每年都是在正月里挑个黄道吉日消失在春运的茫茫人海里，又在腊月的某一天，卷着铺盖，悄然归来。
上高中的有一天他忽然问我。那时我已经十七八岁了，他说：张X，我和几个工友想去缅甸，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这是他第一次郑重其事的问我，他坐在那把有着十多年历史的木制椅上，叫着我的学名，坚毅的眼神盯着我。
我起先是一愣，对这突入起来的抉择问题表现得茫然无措。他接着说，你就快要上大学了，妹妹上高中，而且你还有弟弟，那边工钱很高，但可能五年后才会回来。他一边向我展示那边的好，惴惴不安的担忧又一边显露无疑。
末了他终于起身拍拍我的肩膀说，不急，你帮我想想，分析分析，就起身走了。
他刚走出去两步，我忽然开口叫住了他，嘴里吐出三个字——别去了。
他踩下去的脚在水泥地上停留了片刻，头也没回地就往外走了。
后来他终究是没有去，依然辗转全国各地打着散工，艰难地养家糊口。
第二年我就上了大学。那个夏天他兴奋地提前回来，他有些保守，跟我妈都希望我报考师范学校。将来做个老师，吃国家饭，多好啊！
但是我不想学师范，我们争执不下。这次我终于赢了，他无奈地妥协了，说：我们尊重你的决定。
大学里有一年，我生病住院，住了有大半年。我觉得挺无所谓的，人这辈子谁没生过病啊。可那次，他表现地不淡定了，非要跑到我所在的城市来看我。我在电话里严词拒绝。
直到忽然接起电话，他问我：张X，你在哪个房间，我就在医院大厅。
我在病房里说了半天他还没到，就提着吊瓶跑到楼下去接他。许久未见，他看起来瘦了不少，面容憔悴。我问他：”吃饭没？”
他说：”吃了。”
我又问他：”吃的什么？”
他说：”你妈早上煮了一大碗面条。”
我瞥见医院大厅里面那个挂着的大钟，现在是下午四点。我瞪了他一眼，就像小时候我不吃早饭被他瞪一样。他帮我举着吊瓶，跟在我后面。
那几天他就跟我在一起，我们一起吃饭，他陪着我，看雾都夜话那样老的电视节目，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就找了张折叠床睡在我旁边。上中学之后我就很少跟他在一起，大学就更少了，每次回去就跟客人似的，当祖宗一样供着。所以这么近距离的相处几乎是第一次，他还是那个他，只是感觉不如从前了。
他走的前一天班上的同学要来看我，与这些九零后在一起我明显感到他的不适。他就在周围忙碌，话很少，端茶倒水，削苹果。他们都说我有位好父亲，我已经好多年不哭了，生病我都不怕，但此话一出，我居然没道理地有些酸，借口上了洗手间。
从前他一打我我就扯开嗓门哭，在他面前放大我的痛苦，向他宣战，好让他手下留情。可从未成功过，我一度认为他是不是真的就那么没有同情心和爱心。而现在，我反而不哭了，我不想让他觉得我痛苦委屈，我想这大概是全天下所有儿子对父亲都有的一种默契。
我们的默契很多，这只是其中一个。
住院的时候正值冬天，有一天，跟他去逛夜市，买了些生活用品。回医院的时候他拽着我，给我买了套保暖衣，说暖和。我随他去，没有再拒绝。后来我自己也买，但是穿一个冬天就不能穿了，要么小了，要么破了，要么弄丢了。只他买的那件还完好如初，直到现在，天一冷我就从柜子里翻出来，套在身上。
那年的春节我妈悄悄跟我说，我生病住院那次，他走的时候去问了我的主治医生，还塞了个红包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我知道他向来是做不来这些的，他只是个淳朴善良的农民，他不过是想让他的孩子得到好一点的治疗，僵硬地做着这些人情世故。我什么话都没说，跑到外面大哭了一场。
我脑补了他央求医生的场景；我想起了高考填志愿他万般无奈向我妥协的场景；我想起了高中他惴惴不安地征求我意见的场景；我还想起七岁那年，他帮我用废报纸包书的场景，他一本一本包，一本一本写。后来上大学，我卖了一大麻袋的书，唯独留了那全套的七本。
里面有用草书挥洒着的我的名字，有些模糊不清。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始终坚信，那依然代表着我和他，他依然是我的独一无二。
现在我已经参加了工作，比他高比他壮实，比他挣得多，也比他懂得多得多了，但他还是那样，总是那样，摆摆手不说话，转过身用他矮小的有些佝偻的身躯，继续撑起整个家。
这就是他，二十多年来，对我视若己出的——养父。
现在我们之间又多了个默契：每次扳手腕的时候故意输给他。
那样的话，是否说明一切都还如旧：我们尚小，他亦未老，一切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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