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曾国藩《与洪琴西》两篇有感
中国自古都是特别注重等级关系的，其中 师 与 徒，是等级关系中颇为重要的一环，然而我今日读了两封曾国藩的书信《与洪琴西》后，却感受不到等级的森森压力，更多的是如友人般真挚的 尊敬 、 赞赏 与 关切。
这两封信曾国藩的书信中共涉及的两位主人公，他们分别是洪琴西和刘椒云。此二位不是一般的人物，在三人中洪琴西最小1824出生，他与曾国藩有师生之谊，参过曾国藩的军事，而且还担任过胡林翼的幕僚，也就是说中兴四大名臣之二都让他做过军事参谋，并且他也是极其有才之人，在信中也能明白清楚的看出曾国藩对他文采和人品的夸赞和爱惜。第二位人物刘椒云更是了不得的人物，他比曾国藩小七岁是1818年出生，他是个天资极其聪颖而又学识渊博之人，曾国藩把他当做挚友，对他很是关心，但是很遗憾的是他英年早逝，死时年仅31岁。
那么这两封信到底讲的是什么？而又给我们什么启发那？
我把信的内容概括为师与友，把启发概括为：敬友，师友，勉友，爱友。
第一封信的开头是曾国藩对洪琴西学识的大加赞叹而后忧虑到他如今归处穷乡，怕他一人为学太难，于是为他引荐到了刘椒云。此处可从曾深切真挚的言语中我们能读书曾对有才之人的赞赏与不遗余力的关心，后半部分曾有讨论了刘的学问的高深，打消了洪的疑虑，并进一步讲希望放下面子而 “退然自居于弟子之列” 能与刘教学相长。
第二封信更多的是曾国藩在师、友这两个角色中的转换。首先信的一开始，曾以朋友的身份表达出对有人父母亡故的伤心，而后话锋一转，曾就以一个长辈师长的口吻批评洪琴西的过度悲伤，并真挚的劝告他应把志向放远大，及时力学已考取功名。其实正如曾国藩所说，在遇到极其悲伤，甚至如同丧父母之痛的情况，我们都不应该过度的悲伤，而应该重拾自己，以 笃实扬显 为念，这才是真正的事亲之道。接下来的一段虽不和 友 字有关，但我们可以从信中曾疑虑洪刊刻的《盘洲文集》是否是他亲自校勘中，看到曾的治学之严谨以及对学术的尊重。
这封信最重要的在于最后一段，最后一段的百余字中，我能在每一个字中读的曾国藩对病重中的有人刘椒云的关心，尤其是他的这两句诗：“夜夜梦魂何处绕，大湖南北两刘生。”* 真是相思无已，言不能达，诸惟心照般真挚而又无奈啊。交友若能交曾国藩为友那也当终身无憾了啊。
那么两封信读完，我们得到是什么那？我认为当是对学问和人才的尊敬，以及对友人的真切关心，即：敬友 ，师友， 勉友 ，爱友 。但注意，这一切有一个前提，是这个有人一定也是值得尊敬的有人，洪、刘是因为学问和人品被曾尊敬和关心，其实很容易就能想到，若此二人是普通人，不见得曾会如此的关心。这就像友人在我们心中也有等级，有萍水相逢之友，有酒肉之友，有同窗、同事，有密友，有挚爱之友。这每一个概念都是递进关系，越到上走人也越少，但挚友少是极其幸运的，它好过没有一个，也好过虚假的一大群。挚友一定要是精的，就像曾的挚友一定要是情趣相投的大人才，我们每个人也应该要有自己的一个标准，但这不是功利化的标准，择友的过程也不是功利化的淘汰，好的朋友一定是经过时间的检验慢慢的剩下的。
等到我们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挚友后，就应该：，因为他是少有的真正的朋友；以他为师，因为他身上肯定有你值得尊敬学习的地方，不然自命不凡的每个人不会把一个平凡的人当成挚友；勉励他，因为是人都有失落，骄傲之时，这个时候正是友人该出马之时；挚爱他，爱他就像爱亲人，因为他可能是你心目中你在现实世界的另一个化身。
愿每个人都能找到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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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能表明曾国藩哲学思想的文章。也是他一生为事，为学问的写照，是他实践的准则，我辈该仔细揣度，学习采纳。
“天地之道，非两不立”是说一切事物，必有两端。阳与阴是立天之道，柔与刚是立地之道，仁与义是立人之道，在《周易》中阴阳是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概念，是组成六十四卦最基本的元素，而乾坤又是代表阴阳相对，也是最基本的卦象，乾坤即代表天地，所以说阴阳毁就代表天地毁，天地毁就没有《周易》所描述的宇宙。而仁、义又像阴阳一样是形成道德最基本的条件，那么可想而知，仁义不明则道势必不存。紧接着他又引用《礼记》中的话：
“传曰 :天地温厚之气 ,始于东北 ,而盛于东南 ”，“天地严凝之气始于西南 ,而盛于西北 ”。
并且他分别论述这两种气代表的是天地的圣德之任气，天地的尊严之义气。那么他所论为何那？为了引出“斯二气者,自其后而言之,因仁以育物，则庆赏之事起;因义以正物,则刑罚之事起。中则治,偏则乱。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絪緼流行而不息 ,人也 ,物也,圣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均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圣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气质又最清且厚 ,而其习又无毫发累 , ……常人者 ,虽得其全而气质拘之 ，习染蔽之 ,好不当则贼仁 ,恶不当则贼义 ,贼者日盛 ,本性日微 ,盖学问之事自此兴也。”这一大片论述，这段论述表达的是他的什么思想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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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要探求一下曾国藩的学问信仰，自始至终，他以程朱理学为根本的，那么理学是什么那？说白了，理就是是宇宙万物的起源，所以万物“之所以然”必有一个“理”；而通过推究事物的道理（格物），可以达到认识真理的目的（致知）。其中理一分殊又是理学的重要范畴，按照朱熹的解释,其意是说,总合天地万物的理,只是一个理 ,分开来 ,每个事物都各自有一个理,然而千差万殊的事物都是那个理一的体现。曾国藩把 理一分殊 思想作为自己学说的出发点, 他的一切学说都建立在这个思想之上。
可以说理一分殊思想是曾国藩学问的前提和基础,是其学问的根本理念。他曾说：“凡人之生 ,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体乃同出一源。”在下文，他也提到：“吾之身与万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则纷然而殊矣。亲亲与民殊,仁民与物殊,乡邻与同室殊 ,亲有杀 ,贤有等 ,或相倍蓰 ,或相什佰 ,或相千万 ,如此其不齐也。”这里曾国藩从程朱理学理一分殊原理出发,认为天地万物与人“同出一源” ,是谓“理一”;同时也指出亲人与他人、人与物 ,乡邻与同室之间是存在差别的,强调亲疏有差等,贤愚有分别,是谓 “分殊” 。既然是“本同一源”,是 “理一”, 何以又有 “分殊”的差别呢 ?
为何人与人有别 ,物与物不同呢 ? 这就要回到上文的论述了，在上文中他想要解答的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同时他想表达的思想又是：人与人、物与物的差别,乃是因为其所处之地为仁气或为义气所造成的,为仁者,温厚而能育物 ;为义者 ,正物而有刑罚。这样一来,人就有圣人与常人之别,物就有偏与全之分。这也就是“分殊”的原因。虽然人和物都存在诸多差别,但这些人和物又都是“同出一源”,源于一理之道。这便是“理一”的道理。既然万物 “分殊”,又如何认识“理一” ? 在其他的文章中他说 “:吾心之知有限,万物之分无穷,不究乎至殊之分,无以洞乎至一之理也。”从程朱“格物致知” 和 “即物穷理”出发 ,他指出只有认识“至殊之分”,即只有认识了 “分殊”的万事万物,才能透过“个别”,认识 “一般” ,从而认识 “至一之理” 。
所以，我们知道曾国藩是程朱理学思想奉为皋臬的，这是他认识事物，并且为事做人的基本思想。那么，其实他这篇文章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那？一方面当然是理学的思想，一方面当然也是他“毕吾生焉” “欲从事于此”的决心，但其实最重要的事他要批判 王阳明的心学。 其实在文章的一开头，他就说： “又能明辨王氏之非，幸甚幸甚。”这句话意思是说： 你能明白王阳明心学不对的地方，是非常好的。 于是乎就引出了它在下文先对 “理”的论述。直到 “今王氏之说曰：致良知而已矣” 就开始对王阳明的批判了。我们先暂且不讲，想讲讲王阳明的心学是什么？
王阳明继承的是陆九渊的“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 的 “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所以他就提倡 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认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 。而且在知与行的关系上，他强调的与程朱理学的 格物、致知 不同的是，他认为 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猛然看好像王阳明的心学和 程朱理学 的很相像，其实不是，其实他是颠覆程朱理学 的，王阳明强调的是 “致良知” ，他认为 理 是完全在心中的，这是完全 唯心 的，他颠覆了程朱理学的万事万物固有理 的思想，完全从个人出发，其实我以为这是进步的，因为王阳明把人的主体放在了第一位，他承认了人的独立与主宰性，这是相比于程朱理学进步的地方。在知行上其实我们也能从前文中看出，他与 程朱理学 不同的是，他提倡知行合一，而程朱理学 提倡的是分离的，是通过 “格物” 才能 致知的，在实践中，这是最大的不通过，接下来曾国藩就是批判的这种分歧。
他说“吾心之知有限，万物之分无穷；不究乎至殊之分，无以洞乎至一之理也。”，他还是要强调：只有搞清楚了 万物根本的不一样，才能洞明最基本的一个理。 其实这就是 “理一分殊，至一之理”。然后他开始批判王阳明的学说了，他问 “今王氏之说:‘致良知而已矣’。则是任心之明，而遂曲当乎万物之分，果可信乎”？ 真的能相信吗？在下文他举了几个例子说明了他的不信任。再接着他又问物穷理为支离，而单单心虚悬一成之知于此，与凡物毫不相干，又能说是当乎物之分，这“又可信乎？”这时朱熹又出来了，他有一句著名的话，是： “知为善意以去恶，则当实用力，务决去而求必得之” 这句话是说仁义之分既然明了了就要努力决去恶来求善。但是曾国藩在接下来一句直接引用了王阳明的 “即知即行，格物即诚意功夫，并且，他把它解释为：心里如果明了善恶，就无所谓实行了。然后他批判“简捷易从”，他认为王阳明彻底的把 心 和 行 分开了。下一句，曾国藩就用了一句“循是说而不辩，几何不胥天下而浮屠之趋哉” 这句话是说阳明心学有导致浮屠的危险，因此其泯灭万物差别的思想是万万不可轻信的。这是曾国藩认为王阳明受了佛教影响的“禅障”。这是儒佛之争，曾国藩也不能避免。接下来他认为 “一息而不格，则任有所不熟，而义有所不精，彼数圣人，唯息息格物…乃其所以成圣” ， 所以后面他才又说 “国藩不孝，亦谬欲从事于此” ，曾国藩是个不仅重致知，而尤重力行的人。其实观他一生，他都在用身体力行他的志向，曾国藩并不是一个天资聪颖的人，其实他天资平庸和天才般的王阳明是不能比的，但他又说“然终不敢弃此而他求捷径……下愚之人，甘守下愚已耳…”其实这就应该是做学问，做事情该有的态度，虽平凡但拒绝平庸，努力向上，尤其是不要走捷径，成功的路没有捷径可走，唯有专注，努力。
最后一段，你能看出曾国藩的愿望仿佛就是立德立言 ，或者他早以料到他会成为三不朽之人，他说：“固凡仆之所至，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当然这纯粹是他的立志，但我也从这句话中读出了他骨子里的自信，或者说是对自己的使命感的回应，这该是一个有抱负的男人应有的姿态。就如如今的我，我把历史上这少有的两个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王阳明、曾国藩。当做的其实不是人生的偶像，而是人生的标杆，或者说是良师，这二人身上有我需要与共鸣的点，我自己也有这 立德、立功、立言 的使命感，那将是我一生追求不辍的精神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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