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辈今日苟有所见，而欲为行远之计，又可不早具坚车乎哉？致刘孟容
此话出自道光二十三年曾国藩致刘蓉的信。刘蓉亦湘乡人，与曾氏相交十分投缘，此时不过一秀才功名的塾师，而曾氏却在京城给他写论文与道的长信。与前一句讲做事要实相互相，这一句讲的是作文要实。这句话的前面，曾氏写到，文以载道，文好比车，浮华的文字如同虚车，质实的文字则如同坚车。如果有志于将自己的所见所得传之后世，就一定要把文字功夫练好，把文章写好。
曾氏很重视文章的写作，并于此下过很大的功夫。进京之初，他便告诉诸弟：“予文诗极为同课人所赞赏。”三十四岁，他的文章已经成熟，自认为“将来此事当有成就”。文章好，散发些许文字的光芒，好处是可以赢得声誉以致有助于招揽人才，就像曾国藩本人，一手好文章对他一生的帮助甚大。早年，正是因为文章好，让他赢得很高的知名度，从而仕途上一路顺利亨通。后来组建湘军，他的文名也为他招致海内众多学问优长之士，一时幕僚之盛，并世无双。
写吧，写吧，写着写着就把自己写成领导了——这是我年轻时候作为机关的秀才、笔杆子，听到的最为切己受用的话，曾经倍受激励且因此而被破格提拔。会写质实文章的好处不仅是在外的声望，关键是内在事理的通透。通过写可以赋予将要做的事情以意义、目标和坚定性，赋予正在做的事情以路径、方法和韧性，赋予已经做完的事情以价值的升华、迭代升级和传之于人的可能性。也因此，写本身首先是一个自我认同、自我教育和自我激励的过程，是把纷乱的自己捆绑和安放在条理的事务体系之中。再者，写还是管理素质的训练，通过对高于自己岗位职责的思考与条理化，训练整体思维、宏观思维、体系思维，比如给领导起草讲话，仿佛灵魂附体、自己立于主席台的预演。
有三点关于会写的建议：
一、要将个人文学爱好、艺术表现、小我表达与公文和职场上的表达区分开来，要学会把小我、小心思、小情绪装进大我、大思想、大格局之中，然后能够把事情想清楚、理明白、写清楚，否则，就不是合格的职员。“坚车”的重要性在于个人既会做事、又会表达，一边做事、一边表达。不管职务多高，公务再忙，都能亲自写、亲自讲，拉个提纲上讲台，就算真是忙到了不得不让下属和秘书代劳的那一天，仍然宝刀不老，俯视捉刀。
二、避免“写手”标签化和职业化。在职场上，站起来能说，坐下会写，没事儿的时候善思，这很好，但应该尽量避免让写材料在自己这里固化为一个工种，特别是不要让自己成为只会写材料甚至被周围同事认为“不可替代”的那个人。一旦如此，悲惨开始。大笔杆子有走到人生顶峰的，更多能写的却淹没在了职场。笔杆子很苦，仅仅是个笔杆子，更可能前景受限（因为头脑被别人占据且失去了人格化的有所见与远行的独立性）。就像我一大学同学因为能写，很快就成了副处级，但不幸被我另一个同学言中，“一辈子也就是个处级”。
胡乔木是党内一支笔，后来官位也很高了。1958年4月，上海会议召开，会议上，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胡乔木因事前未将时任副主席陈云“不同意粮食产量7000亿斤”的意见报告给毛泽东，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毛泽东在此后不久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表扬陈云，说真理有时候在一个人手上，同时批评胡乔木：“你只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敢不报告。”——“只不过是个秘书”，实可看作对胡乔木在急剧动荡形势下角色特征的高度概括，也是胡乔木跟随毛泽东近20年来受到的批评中最严厉的一次。这次批评给胡乔木心理上产生了巨大而长久的压力，成了他直至去世也没有解开的一个心结。然而，这又何尝并不是笔杆子标签化的一种悲凉呢？
幕而优则仕，自然是个方向，做得好的如李鸿章，终成一代名臣。不好的如李元度，文章可以，带兵、治事实在不行，个中道理一言难尽，只好请读者延伸阅读、各自体会。
三、不一定想着传世，但最好业余时间有一些基于现实而又高于现实的思考与表达，最好培育一点文艺气质，可以不是文学家，但没有文学修养、人文素养的人是令人讨厌的，因此而白来人间一趟，也不是合格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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