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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改革。
——题记
改革，永远是一个恒久的话题。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改革层出不穷，几乎历朝历代都有不同程度上的改革变法，“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部中国史，几乎就是一部中国改革史。
然而，中国历代改革，既有成功的欢呼，也有失败的惨痛，关于改革者们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学界的分析是汗牛充栋，不可胜数，限于篇幅，无法全部一一指出。
这篇文章，就让我们从一个新鲜的角度，即军事战争与改革变法的关系，来分析改革的成与败、得和失。
毕竟，改革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改革。
同时，在上一篇台海系列的文章，我们了解到台湾收复对中国主导东亚一体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台湾在国际局势方面的影响，这一篇让我们述往事而知来者，通过对中国历代改革与军事战争的关系分析，来分析下武统台湾会对中国深化改革有何影响。
下面， 我们先列出中国史上十大影响深远的改革与其相对于的军事战争：
1、齐国，管仲改革和尊王攘夷
2、秦国，商鞅变法和河西之战
3、秦始皇改革与北伐匈奴南平百越
4、汉武帝中央集权与北伐匈奴
5、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与柔然战争
6、北宋，范仲淹庆历新政与西夏战争
7、北宋，王安石熙宁变法与西北用兵
8、明朝，张居正改革与戚继光平倭
9、清末，洋务运动与甲午海战
10、共和国，改革开放和中越战争
提纲列出，下面开始：
1、齐国，管仲改革和尊王攘夷
战国有七雄，春秋有五霸，被公认的春秋第一霸主，就是齐桓公姜小白，而齐桓公之所以能称霸诸侯，和管仲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是密不可分的。
管仲，法家先驱，号称“华夏第一相”，同时也是中国妓女的祖师爷。
他在齐国的改革措施主要有：
1、整顿行政系统，“叁其国而伍其鄙”，并进行兵制改革，寓兵于农，实现兵民一体化，为大规模战争打下基础。
3、选贤举能，任用各地推荐人才，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权力世袭制，扩大了人才来源，这是日后汉武帝孝廉制度的雏形。
3、在以农为本的基础上，实行重商主义，实行“相地而衰”的级差地租政策，并进行粮食“ 准平”，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商业。
4、为了增加国库收入，管仲首开国营色情业，开设“国家大妓院”。后人曰：“妓女祀管仲，优伶祀唐明皇，犹有不忘其始之意。”
改革让齐国的经济、军事实力迅速强大起来，实现了国强民富。让齐国衰微的国势迅速上升，为齐国长期的大国地位奠定了基础。
为了争霸，管仲在改革的同时，也举起了“尊王攘夷”的旗号，进行了一系列战争。
为什么管仲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呢？
尊崇周王室，诸侯不兼并，侵夺外夷地。
1、周王室虽然日益衰微，但周朝长期的统治使人们形成了周天子是“天下共主”的传统思想，因此，周天子在政治上仍然具有一定的号召力，骤然取而代之，必然树敌过多，而提倡尊王就能抢占道义的制高点。
2、当时蛮、夷、戎、狄等周边少数民族，乘着中原诸侯纷争政局动荡的局面，向一些诸侯国发动进攻，威胁着他们的安全，因此，在各诸侯国中，谁能制止少数民族的进攻，谁就能受到拥戴，就能成为霸主。
3、春秋战争，都深受礼法的影响，和后世不同，这点值得注意。
可见，在春秋诸侯争霸的复杂形势下，经过管仲改革有了争霸能力的齐国，还必须讲究争霸的政策和策略。
管仲实行的“尊王攘夷”政策，既可以减少争霸的阻力，又可以增加争霸的政治资本。
以下是齐国发动的战争：
1、北击山戎
公元前664年，山戎进攻燕国，燕国向齐国求救，齐桓公亲率大军北征，击败山戎，并划地送燕。
2、南伐楚国
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齐、鲁、宋、陈、卫、曹、许等八国军队讨伐楚国，指责楚国不向周天子纳贡，迫使楚国承认错误，阻止了南方楚国的北上。
3、拥立太子
公元前655年，周王室内讧，齐桓公联合诸侯保住太子郑的地位，不久，又拥立太子郑为王，即周襄王。
4、葵丘会盟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召集诸侯在葵丘会盟，周天子派代表参加，对齐桓公极力表彰。这是齐桓公多次召集诸侯会盟中最盛大的一次，标志着齐桓公的霸业达到顶峰。
当然，齐桓公也以周天子名义，先后灭掉30多个小国，大大扩张了齐国实力，怪不得孟子曾愤愤不平的指出：“春秋无义战”。
然而儒家的祖师爷孔子，还是对尊王攘夷的管仲感激不尽，子曰：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看过论语的都知道，孔子最佩服的两个春秋政治家，一个是郑国子产，一个是齐国管仲。
可以看出，在春秋乱世中，管仲的改革和尊王攘夷的战争，都是齐国进行争霸的手段。
（想到了美国，想到了美国的人权、普世价值，想到了美国的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想到了美国的石油美元）
齐国发动战争需要管仲改革后的国力保障，管仲的改革则需要发动战争进行利益扩大化，在齐国这里，改革和战争相辅相成，两位一体。
换言之——
在乱世中，改革是为了更好的战争，战争是为了更好的改革。
2、秦国，商鞅变法和河西之战
能更好的论证上面那个论点的，还有秦国的商鞅变法和河西之战的历史案例。
商鞅变法大家都知道，他的朝堂辩论，他的徙木立信，而这一章，我们将重点了解下商鞅变法的另外两个方面。
二次变法和河西之战。
是的，商鞅的变法，并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阶段性的，他有二次变法。
我们来看下商鞅的两次变法分别是什么。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拜鞅为左庶长，当年，商鞅在秦国实行第一次变法，主要是下列几项措施：
1．颁布法律，制定连坐法，轻罪用重刑。
2．奖励军功，建立二十等军功爵制。
3．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
4、强调“以法治国”，要求国家官吏学法、明法，百姓学习法律者“以吏为师”。
5、废除世卿世禄制度，规定除国君外的嫡系以外的宗室，没有军功就取消其贵族身份。
公元前352年，孝公升商鞅为大良造，成功取得了河西之战的胜利，夺取了魏国的国都安邑，迫使魏国迁都，公元前350年，为向东扩展势力，秦孝公将国都迁移至咸阳，迁都的当年，商鞅发起了第二轮范围更广更深的变法运动。
二次变法主要有这几项措施：
（1）废除贵族的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
（2）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
（3）编订户口，开始按户按人口征收人头税。
（4）统一量具标准，确保买卖和征收粮食、布匹公平无欺。
我们可以看到，在商鞅的第二次变法中，他终于啃下了战国时最难啃的变法内容。
商鞅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这是战国时期各国中唯一用国家的政治和法令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土地所有制的重大历史事件。
商鞅推行县制，加强中央集权，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全面控制，并由中央直接安排地方官员，剥夺了旧贵族对地方政权的垄断权。
商鞅还冒着民意的强烈反对强行推行了新的税种人头税，大大补贴了了国库收入。中国从国家范围内收的人头税，就是从公元前350年的商鞅二次变法开始的，直到1712年雍正的摊丁入亩才宣告结束，时间跨度达两千多年。
我们完全可以下这样的定义：
商鞅的第二次变法是第一次变法的升级版。
那么问题来了，商鞅为什么不一口气将这些变法措施全部落地呢？为什么要分成两次？
答案我们思忖一二便知：
1、改革的过程性。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秦国作为当时七国里最落后最愚昧的国家，改革方向千头万绪，变法不能一蹴而就。
2、改革的困难度。
改革是对既有格局的改变，是对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是必然要触及既得利益，必然会遭到方方面面的反对。
商鞅骤然将两次变法都落实，必然将遭到极大的改革阻力，更何况，地处西陲的秦国很是排外，而商鞅又是秦国的死敌魏国人，他的民意支持度可想而知。
3、改革需要争取民意支持。
改革如同搞房地产，搞房地产需要前期大量的资金投入，而房子建好后如果不能迅速被消化，资金就不能回笼，房地产商就无法进行下一个房产项目开发。
改革也是一样，改革需要极大的民意支持，然而越是顽疾见效就会越慢，特别是经济发展方面的缓慢态势，导致民意无法如之前那么高涨来支持改革，此时也就无力进行新的改革攻坚，如同当下的“反腐疲劳”。
（注：“反腐疲劳”， 指的是持续性反腐后，民众对反腐产生了疲劳心理，在没有经济等方面的实质性改善下，以反腐运动为主要内容的深化改革越来越难获得民众支持。）
由此可见，商鞅变法分两阶段铺垫进行，是商鞅的明智选择，是商鞅的良苦用心。
那么问题又来了，商鞅是在什么时候选择进行第二次变法的？商鞅选择二次变法的时机是什么？
或者说，商鞅是在什么事之后，认为可以进行更深入的二次变法呢？
历史明确无误的告诉了我们：
河西之战是秦国崛起，魏国衰落的关键点，为了争夺河西这个重要的战略点，秦国和魏国90年间发生了5次大战。
河西之地，是秦国腹地关中平原的门户，也是一大边疆区和灌溉区，具有重大地缘战略意义农业发展意义。一开始，河西之地为秦国所有，后被当时战国最强的魏国吞并。
秦国失去河西则整个国家门户洞开，（如同台湾，美国打台湾牌极大消耗国家战略资源）秦国的都城栎阳处于魏军直接威胁之下，而且秦国东出中原的大门也被彻底封死（中国海军出不了第一岛链，中国无法主导东亚一体化）。
所以，河西之地，秦国必夺（所以，台湾之地，中国必夺）。
而对于魏国而言，得到河西就可以拥有更多的战略纵深，能将西边的秦国彻底锁死（类似美帝锁中国的第一岛链），为魏国争霸中原提供后方保障（西太框架稳定，美帝才敢深入中东）。
秦国对河西一直心心念念，收复河西是秦国上下的愿望，秦孝公出求贤令广示天下，誓雪前耻：“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
（中国对台湾一直心心念念，台湾回归是中国上下的愿望，江长者将新世纪我党三大历史任务写进党章，其中一句就是“完成祖国统一”）
秦献公时期，为了更好的进行收复河西的军事补给和战争准备，秦国将都城雍迁徙到靠近河西的栎阳。
（习大大时期，为了更好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进行了力度史无前例之大的军队改革和战备暴兵。）
而在历史上，河西也是商鞅的福地，商鞅正是在率领秦国新军打了一场河西之战后，才进行的二次变法。
公元前354年，当时的霸主魏国与赵国、齐国作战，经过一次变法后国力有了很大提升的秦国，趁魏军主力攻击赵国时，派商鞅率领秦国新军进攻河西。
一开始，秦国大败魏军，占领少梁，而后商鞅率主力东渡黄河，占领安邑。
后魏国与齐、赵讲和，遂集中兵力反攻河西。
魏国是当时第一强国，而秦国只经过一次变法，国力尚不能与魏国进行正面对抗。
于是，秦孝公用商鞅以退为进之策，为争取时间更深入地进行第二次变法，与魏惠王会盟修好，将安邑及河西部分土地归还魏国。
后，为便于尔后东进中原，秦孝公将国都迁至咸阳。
迁都当年，商鞅进行第二次变法。
于是我们看到这几点。
秦国是当时战国里最闭塞排外的国家，商鞅作为外来士子进行了极大损害既得利益集团的变法——所以商鞅变法的难度可想而知。
然而，秦国有着一雪国耻的强烈愿望，积极谋求变法强国，谋求收复河西失地。商鞅在第一次变法后，率领秦国新军打了一场胜利的河西之战，虽然最后秦国向魏国不战求和，然而商鞅向秦国展示了第一次变法的成功效果，很大的获取了秦国对变法的支持，经过该次河西之战后，商鞅得以推进更深入的二次变法。
而正是在河西之战中秦国迥异的亮眼表现，坚定了秦国君主对变法的支持，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虽然车裂了商鞅，但变法没有人亡政息。
而且，随着商鞅军功爵位制度的实行，在对外战争中崛起了一大批受益于新法的秦军将领，这批军中力量是新法的坚定支持者，有效的抵消了保守旧贵族对新法的攻击。
秦国新军
（想起了在太宗手里崛起的山东籍将军……）
可见，“在乱世中，改革是为了更好的战争，战争是为了更好的改革。”
是的，改革如同搞房地产，搞房地产需要前期大量的资金投入，而改革需要巨大的民意支持来进行深入推进。
所以搞房地产的公司要高周转率，追求资金的回笼以来推进下一个项目的建设，而困难重重的改革则需要向国人展示改革的成绩效果，以此凝聚民意获取支持来进行深水区的改革攻坚。
这时候，胜利的战争，往往成为凝聚民意获取支持的最好途径之一。
试想，外来士子的商鞅，如果没有在河西之战中亮眼表现的加持，如何能推动秦国上下进行第二次更加深入的变法？如何消解反对势力的对变法的疯狂反扑？而后的秦国变法又如何能不人亡政息？
试想，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的深化改革，一直在中国经济疲软期进行，如果没有一场胜利的战争，如何来提振民心凝聚民意？如何能继续推进力度更大的深水区改革？又如何来留下一支保证深化改革持续推进的军队力量呢？
想到这里，改革和战争的关系，似乎可以有这样的定义：
有时候，胜利的战争，是深入改革的助推器。
3、秦始皇改革与北伐匈奴南平百越
“战争，是改革的助推器”。然而，一定情况下一定程度的战争，才能成为改革的助推器，不然就不是助推器了，而是熄火开关了。
秦始皇的战争就验证了这一点。
六王毕，四海一，秦始皇终结了中国200多年的分裂战争，历史性的统一了六国，之后，秦始皇进行了以下具有开创性质的改革：
1、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实行郡县制，郡守、县令统一由皇帝直接任免。
2、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这些奠定了中华大一统文明的基础。后人诗曰：“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
而后，秦朝为了防止六国贵族和地方豪强的崛起，将全国有声望的家室12万户，一律从故地迁出，置于关中和巴蜀，好进行监督管理。
（汉朝司马相如的相好卓文君，其家族本是山东冶铁大户，秦灭齐国后卓家被强迁到蜀地，给四川带来了先进的冶铁工艺，也给我们带来了风流的爱情故事。）
为了削弱民众的反抗能力，还将天下的武器一律没收销毁，铸成12尊庞大的铜人，而后，秦国焚书坑儒，进行思想管制。
所以，贾谊在《过秦论》里这样写道：
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在进行如此大动作的改革时，秦始皇的军队也没闲着，进行了一系列战争。
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就开始对南方的百越用兵，而后，始皇统一天下后的第一次外出视察，去了北方看了对匈奴的防务。
（亡秦者胡也？）
于是我们看到，秦始皇派了50万大军下岭南征百越，整个岭南地区从此划入了秦朝的版图，派了30万大军北击匈奴，并修筑了长城。
是故贾谊曰：
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
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秦始皇的改革和战争，也是一起进行的，而始皇的高压改革触及了国人的底线，始皇的超级工程又导致民生凋敝，一时中国人纷纷“道路以目”，在陈胜吴广起义后，反秦起义运动如野火燎原般席卷山东之地。
而秦朝用来镇压农民起义的军队则严重不足，因为30万军队在北边吹冷风，50万大军在岭南喂蚊子，曾经无敌于天下的秦军就这样被风起云涌的起义军给打败了。
于是我们看到了杜牧的《阿房宫赋》：
独夫之心，日益骄固。
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不得不说，在秦始皇这里，战争非但没能成为改革的助推器，甚至连稳定器的作用都没有，都因始皇发动的战争规模过大，时间过长，而改革又没有考虑到民众的承受力，国内社会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导致“奋六代之余烈”的秦朝，落了个“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的下场。
我们从秦始皇的历史教训中认识到，进行重大的改革时，国内社会极易呈现一种不稳定的态势，所以此时发动战争不但不能失败，而且作战规模不能过大，作战时间不能过长，以防国内崩盘。
当年商鞅之所以要和魏国求和回到秦国继续变法，当年邓小平为何打到谅山就结束中越战争，都是为了避免战争扩大化，避免拖累改革。
1979年2月23日，邓小平会见欧共体轮值主席杰金斯和日本京都新闻社社长，说了一句话：战争下周就会结束。
这一天，中越自卫反击战开始才6天。
中国在短时间内占领了越南北部20余个重要城市和县镇，一个月之内宣布撤出越南。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一定义：
越是深入的改革，就越不能在扩大化的战争下进行。
4、汉武帝中央集权与北伐匈奴
在历史上，秦始皇和汉武帝功过几乎如出一辙，在对内改革和对外战争上，汉武和始皇也几乎一样。
这是始皇和汉武关于改革的有趣比较：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秦始皇废除分封诸侯制，设立郡县制。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削弱郡国并行制，实行推恩令。
为了打击地方豪强，秦始皇依法治国，并迁徙各地大户到关内。
为了打击地方豪强，汉武帝外儒内法，并迁徙各地大户到茂陵。
为了经济管控，秦始皇整合货币，度一量衡
为了经济管控，汉武帝盐铁官营，币制改革。
为了加强思想控制，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吏为师。
为了加强思想控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对于这一点，顾颉刚在《中国历史众生相》中精辟的指出：
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制裁。
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
而在进行对内大改革的同时，两人都发动了规模宏大时间持久的对外战争。
秦始皇，南平百越，北击匈奴。
汉武帝，北伐匈奴，吞并朝鲜。
如上章中我们得到的结论一样:
越是深入的改革，就越不能在扩大化的战争下进行。
汉武帝是为了更好的进行战争，才发动了一系列加强集权增加国力的激进改革，而汉朝也因为常年的大规模战争，导致民生凋敝，生灵涂炭，海内沸腾，以至于史学界有“宁为文景犬，不做汉武人”的说法。
武帝末年，天下户口锐减一半，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国内经济形势和安全形势急剧恶化，大汉到了濒临亡国的境地，汉武帝的改革自然无以为继。
于是，在晚年，武帝下《罪己诏》，放弃了激进的改革措施，重新启用汉初无为而治的思想，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表示要与人民修生养息。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
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汉武帝《轮台罪己诏》
历史上第一个罪己诏
可见，改革和战争是关系十分微妙的两者。
一方面，战争能推进改革的深入，然而一方面，越是深入的改革，就越不能在扩大化的战争下进行。
正统士人司马光，也因汉武帝的穷兵黩武批判汉武帝：
孝武帝……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清朝有个叫吴裕垂的哥们，读通鉴的时候看到司马光这样的评价，他忍不住地写道：
宋人竭中国之财力，纳币赂寇，偷安旦夕，致使生民左袒，肝脑涂地，退而渡江航海，竟以议和误国。
则武帝所为，又岂宋人所能议乎?
这哥们说的就很打脸了：
“你司马光是北宋人，你们北宋是啥样的我知道，叫量中华之物力，结夷狄之欢心，不顾百姓死活也要苟且偷生的嘛，然而最后你们北宋还不是被金国灭了，而且成了南宋后，竟然还要和金人议和。
汉武帝把匈奴、百越、高丽打的落花流水，打出了中华天威，北宋却被蛮夷欺负成这样，北宋人有什么资格议论汉武帝啊？你司马光想搞大新闻，把汉武帝批判一番，真是图样图森破。”
是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汉武帝的那几代人的使命，主要就是消除匈奴的威胁，给后世留下一个安全的地缘环境。
这是汉武帝晚年对卫青讲的一段话，透露了他的心声：
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
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
参考下匈奴被汉朝赶到欧洲后罗马的灭亡，如果没有武帝对匈奴的胜利战争，毁灭的也许就不是罗马，而是西汉了，而五胡乱华这千年最血腥黑暗的时代惨剧，也将提前在神州大地上演。
汉初时，刘邦在白登被匈奴围了七天七夜，差点把命丢在那里，靠送礼给单于老婆才得以逃脱。汉朝可以说是被匈奴打的没脾气，呼匈奴人为“天之骄子”，对匈奴说尽好话。匈奴单于曾写了封求爱信给刘邦的老婆吕后，信中极尽调侃戏谑之语，这样辱国辱己的大事发生在吕后头上，然而一向心狠手辣杀人如麻的吕后却不敢对匈奴发怒，只能委曲求全地给匈奴单于回信，称自己是老太婆配不上。而汉人投靠匈奴的更是不绝如缕，如韩王信、燕王卢绾等。
只能这么说，当时汉人还没有足够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信心。
所以，如果没有武帝，如果五胡乱华提前上演，那时没有树立起足够民族意识和文化自信的汉族，很有可能将湮灭在五胡乱华的血泊中，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
如电视剧《汉武大帝》的开篇词所言，汉武帝的功绩，真的是千秋万代：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
他给了一个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
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
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
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
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
能有评语如此，何愧千古一帝？
当然，这篇文章主体是改革与战争，我们也要在汉武帝身上，吸取这样的教训：
一方面，胜利的战争能推进改革的深入。
另一方面，越是深入的改革，就越不能在扩大化的战争下进行。
5、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与柔然战争
如果说秦皇汉武的案例告诉我们，改革很难在扩大化的战争下进行，那么北魏孝文帝的案例则告诉我们，有时候，战争很难在激进化的改革下善后。
北魏孝文帝是历史上有名的雄主，他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进行一系列汉化改革，推动了鲜卑族的汉化，有效促进了五胡乱华后的民族大融合，而他最大的政治败笔，就是这一系列汉化改革，埋下了北魏灭亡的种子。
五胡乱华也好，南北朝时期也罢，北中国最大的社会矛盾，就是民族矛盾。
而孝文帝身为鲜卑族人，主动向先进的汉文化靠拢，以“全盘汉化”为根本宗旨，旗帜鲜明的推动了一系列汉化改革：
1、鲜卑族说汉语，改汉姓，穿汉服，和汉人通婚。
2、北魏故都平城，鲜卑族发祥地，孝文帝迁都汉文化氛围浓厚的洛阳。
3、实行汉族的典章制度和生活方式，带头汉化鲜卑贵族。
孝文帝这一系列态度鲜明的改革，有效的促进了北方的民族大融合，弥合了民族矛盾，增强了国力，但也埋下了北魏灭亡的祸根。
北魏的汉化改革虽得汉族人心，然而却不得部分鲜卑族军人民心，史料记载，北魏洛阳禁军，羽林虎贲军，在六镇起义之前就发动过反对汉人的首都兵变。
神龟二年二月，羽林、虎贲几 将千人，相率至尚书省诟骂，求其长子尚书郎始均不获，以瓦石击打公门，上下畏惧，莫敢讨抑。
遂便持火掳掠道……棰辱极意，唱呼嗷嗷，焚其屋宇……羽林等就加殴击，生投之烟火中……远近闻见，莫不惋骇。
官为收掩羽林凶强者八人斩之。
是的，北魏首都，天子脚下，禁军里的鲜卑族军人竟然兵变！
在光天化日之下烧死汉人官员，而皇帝事后还不敢追究禁军的违法，几千人的暴乱，官方仅仅杀了8个人就糊弄交差了！
这八个人，估计是中国史上最早的临时工。
陈寅恪在《六镇问题》上，对洛阳兵变和六镇起义的内在关系，写的很明白：
在洛阳犹如此，在边镇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须知北魏的禁军和六镇将卒，"往往皆代北部落之苗裔，其初藉之以横行中国者"。自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以夏变夷"，遂至崇文鄙武， 把武人排斥在清途之外。
洛阳羽林虎贲起来发难，实际是六镇起兵的前奏。
那么问题来了，洛阳兵变后的六镇起兵是什么事情？
北魏的北方有柔然，作为国防最前线，北魏在北方设立了北方六镇，六镇人士是鲜卑贵族，是职业军人。
六镇将卒则御侮之兵，往往皆代北部落之苗裔，其初藉之以横行中国者。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了拱卫洛阳和对南朝作战，北方将原本部署在六镇的精兵猛将抽调南下，也没有对六镇进行兵员补充，导致六镇防务日益衰败。
本来六镇将士是豪族大户子弟向往的从戎军区，类似今天的北京王牌军38军，孝文帝迁都后，六镇地位大大下降，发配的罪犯成了镇将镇兵，镇民素质变得参差不齐，38军变成了地方城管。
而孝文帝又推行汉化，南迁洛阳的鲜卑大贵族与汉族门阀合流，留在北方的鲜卑军民日益边缘化，加上财政紧张，六镇的经济支持也不断减少。
公元523年，柔然趁六镇边防空虚之际，率部南下劫掠，六镇兵民无力抵抗，损失惨重，民不聊生，纷纷请求边镇开仓放粮。
然而，当时怀荒镇镇将叫于景的，本是在洛阳的鲜卑贵族，因得罪权臣被才被贬六镇，他素来瞧不起六镇兵民，竟然拒绝开仓放粮。
愤怒的军民杀了于景夫妇，打开粮仓分粮，而后，苦大仇深的六镇兵民宣布起兵反抗朝廷，开后世关陇集团先河的六镇起义，由此爆发。
柔然入侵六镇，本是单纯的一起边地军事防御战，然而因为洛阳鲜卑对边镇将士的蔑视，因六镇将士对洛阳政权的不满，因战后六镇极度恶化的不稳定态势，柔然入侵后，六镇却爆发了针对北魏的军事起义。
而且，这还不是一般的起义，这是职业军人的起义。
北魏陶武士俑
六镇起义后，关陇、河北各地纷纷起兵响应，北魏统治濒临崩溃，一帮猛人乘六镇起义崛起，最后，尔朱荣、宇文泰、高欢等人联手埋葬了北魏政权。
可以这么说，柔然一次小小的六镇战争，打断了北魏的历史进程。
嗯，估计柔然也懵逼了：
我就是来六镇装下逼的，怎么北魏就嗝屁了？
估计北魏也懵逼了：
打你们六镇的是柔然啊，你们不去找柔然报仇，怎么找中央报仇了？
无他，只能说，孝文帝汉化改革后，北魏反汉化集团与汉化集团的矛盾，无法调解，以至于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强大的反对势力。
所以柔然对六镇一次正常不过的军事行动，成了苦大仇深的六镇起义导火索，北魏从地方到中央都产生联动，国家政权瞬间岌岌可危。
陈寅恪指出六镇不找柔然报仇找中央报仇的原因：
自魏初起，六镇军人的贵族成分是一直保持下来的……他们震惊自己真的成为府户了，不仅仕宦、复除从此绝望，而且将永远被人贱视。
六镇……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被当作弃儿，社会地位降低，变成低下阶级府户，是最重要的原因。
这篇文章里，陈寅恪用这样一句断语做结尾：
六镇之叛，就基本性质来说，是对孝文帝汉化政策的一大反动。
岱岱给六镇将士们，想了这么一个起兵口号：
冤有头！债有主！不找柔然找政府！
是的，六镇起义是北魏反汉化集团与汉化集团的矛盾激化的后果 ，六镇就是反汉化的保守势力大本营，后来从六镇出身的尔朱荣，高欢等人，皆是鲜卑色彩浓厚的军阀，他们掌权后奉行的是与孝文帝截然不同的鲜卑化政策。
从管仲商鞅改革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得出，改革是有利于增强国力的，而增强国力是有利于发动战争的，然而，在孝文帝的案例中，却截然相反。
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增强了北魏国力，却大大损害了六镇鲜军人的既得利益，虽然促进了民族大融合，然而六镇军人依然反汉化。
（试想下，如果中国深化改革后收复了台湾，这将大大损害了台湾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虽然两岸迎来了统一，然而台湾岛上依然将残留很大的台独势力。）
孝文帝汉化改革后，中央禁军有反汉化集团，地方边镇有反汉化集团。
（深化改革和收复台湾后，大陆有反对深化改革的政治势力，台湾有残留的台独势力。）
而后，反汉化集团发力，洛阳禁卫军发动暴乱，六镇将士爆发起义，北魏各地反孝文帝汉化政策的势力纷纷起义，反过来打断了北魏既定的改革路线。
（试想，如果台湾和香港一样，回归后不消停，两天一小闹三天一大闹，甚至出现社会暴乱，那么台湾依然将极大的消耗大陆的精力与资源。
并且，回归后的台湾发生社会动乱，把不稳定因素传导到国内社会将更加方便，此时，不仅国内的反动政治势力，还有国际上的反华势力，都极有可能趁台湾大乱而对北京中央进行反攻清算。）
就如同旧文，《香港问题与台湾问题的相同点和不同点》里写到的那样：
港灿的例子已在眼前，弯弯的未来可以预见。
大陆收回台湾后，台湾经济如果和香港一样扶不起，没能得到有效振兴，那么台湾民心绝对会动摇，隐性台独的根深蒂固和西方势力的策动，类似香港占中事件在台湾将屡见不鲜，届时中国将十分被动，虽然在地缘上是收了燕云十六州，但在政治上绝对是抱上了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政治炸弹。
当年六镇起义的炸弹一响，北魏国内反动势力纷纷响应，最后，北魏这艘大船被炸沉。
如果未来台湾这个政治炸弹一响，中国内外的反动势力也纷纷响应的话，中国这艘大船会如何呢？
嗯，当年是打完六镇的柔然懵逼：
我就是来六镇装下逼的，怎么北魏就嗝屁了？
未来会不会轮到发生动乱的台湾懵逼：
我就是向大陆装下逼的，怎么中共就嗝屁了？
我们已经从孝文帝改革的案例中意识到，战争后的地区，不稳定因素极多，特别是该地区有着深厚社会矛盾时，爆发严重危机并进行危机传导的可能性很大，特别是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各处矛盾一触即发的情况下，为了防止出现全局性危机，为了保卫改革的胜利果实，必要也必须对战后地区进行强有力的维稳工作。
由此，我们得出这么一条改革和战争的关系：
要想改革成功推进，就必然要求战争的胜利，也必然要求战争后的维稳。
最后，还是提一下岱岱在旧文中，那句不是“建议”的“建议”：
大陆武统台湾后，台湾军队战死的人，也许还没大陆治理台湾搞死的人多。
6、北宋，范仲淹庆历新政与西夏战争
这一章就很简洁了。
因为上面几个案例，都是改革和战争同时进行，或者先改革后战争，而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却是先有战争，后有改革。
换言之，是北宋在西夏战争的失败，催熟了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发生的时间，是北宋内忧外患最严重的时期，这一期间西北的党项族建立了西夏国，与北宋的关系彻底破裂，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战争，宋军经历了一场惨痛的大败，而后，以文御武的北宋朝廷，派范仲淹主持西北军事工作。
没想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的范仲淹，不仅是文章好手，还是军事大家。
古者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去了前线实地了解情况后，范仲淹确定了针对西夏的全面战略，即：
定、守、局。
范仲淹认为，要和西夏打仗，就要以经济为后盾，政治上孤立，军事上改制，凭借北宋巨大的经济实力消耗西夏国力，逐步反攻。
范仲淹开启了基建狂魔模式，不断的在前线修筑城池，然后开始封堵夏宋边境，以堡寨相连，步步推进，相互联系，形成一条严密的封锁线。
（千年之后，蒋介石对红军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用的就是类似范仲淹的堡垒战术。）
范仲淹尤为可贵的是，他对边疆其他少数民族是坦诚相待，慷慨优惠，严明赏罚，成功分化了敌人，使其归顺宋朝以孤立西夏，巩固了边防。
对西夏人来说，范仲淹就像个铁头乌龟一下，无处下口，然而，范仲淹没有一直采取防守态势。
在经过精密策划后，范仲淹密令部队偷袭西夏，夺回了庆州西北的马铺寨，随后他本人也引军出发，深入西夏军防地，然后，行军终了，范仲淹突然发令就地动工筑城。
是的，建筑工具早已先备好了，10天，只花了10天，范仲淹就建了一座有堡寨呼应的新城，一个坚固的战略体系。
新城名为“大顺城”，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孤城，
西夏听到基建狂魔范仲淹，仅用十天就建好一座城，而且是在他们眼皮底下建好的，西夏立即发兵攻打之。然而这座十天建成的新城却坚固异常，没被西夏攻破，西夏损失惨重，不得已率兵退回。
此后，西夏再也不敢进犯范仲淹了，他们对基建狂魔范仲淹闻风丧胆，称他是：
“范老头胸中有数万甲兵。”
（是数万工程兵吧……）
大顺城一战后，经历大败的北宋，在西夏战线上终于站稳了脚跟。
而这座10天建成的大顺城，也树立起了它高大的历史形象。
甘肃庆阳，大顺城遗址
然而，真正让大顺城载入史册的，还是范仲淹的一首词。
西夏一战过后，范仲淹曾故地重游，去大顺城视察，当时他览物起兴，感于往事，于是，在大顺城头，范仲淹挥毫写就了这首名词：
《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岱岱想，经过九年义务教育的瓜友，都应该会背诵这首词的。
虽然范仲淹没有灭亡西夏，是“燕然未勒归无计”，但是，在范仲淹既定的策略下，北宋形成了对西夏的战略优势，开始了对西夏的步步蚕食。
而当时西夏由于国力损耗，最终向宋朝议和，西北迎来一段时间的安定。范仲淹以最小的代价赢得了最终的胜利，也赢得了他政治变革的机遇。
主持西夏战事，很快转危为安，范仲淹在北宋威望高涨，受到皇帝和朝臣的一致推崇，元昊请求议和，西方边事稍宁，于是，范被调回中央，并升任参知政事，在皇帝的支持下，主持了后来的庆历新政。
虽然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在反对派的重重打压下，仅仅进行了一年就宣告失败，然而他开了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后世王安石变法的前奏。
而范仲淹先主持西夏战争后主持庆历新政的案例，也让我们受益匪浅。
首先，我们可以看出，就范仲淹个人而言，如果没有在西北用兵的成功表现，就算北宋后来实行改革，估计也不是范仲淹来主持了。
这也是为什么商鞅打河西之战，要亲自率军原因。
搞房地产要资金充足，搞改革要政治资本充足。
更重要的是，就北宋朝廷而言，如果西夏边境不宁，战争威胁严重，那么北宋想搞改革也是有心无力的。
这就像人先要有生存权，然后再讲发展权一样的。
就像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理念，要先有和平，才能谈发展，先有邻居苏联的解体，才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转移。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一条结论：
实施改革，需要一定程度上的国家外部安全。
7、北宋，王安石熙宁变法与西北用兵
在上篇文章，我们了解到，范仲淹庆历新政能成功实施，是建立在对西夏用兵取得一定胜利的基础上的，范仲淹对西夏的步步蚕食和大顺城防御战的胜利，大大扭转了北宋在西夏战线上的恶劣形势。
在大顺城之战后的庆历四年，即公元1044年，西夏不得不和北宋议和，两国就此息兵，这次议和维持了两国之间长达20年的和平。
（值得一提的是，西夏和北宋议和的时间是庆历四年，而范仲淹名篇《岳阳楼记》的开头就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西北用兵不仅大大充实了范仲淹实行新政的政治资本，也给新政提供了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条件。
直到这次议和的20年后，北宋边境才再一次燃起战火，然而那一次西夏攻击北宋，仿佛不死心般的，选了当年基建狂魔范仲淹建的大顺城做突破口，结果在范仲淹死后，西夏军队依然没有攻下大顺城，当时的西夏皇帝夏毅宗李谅祚，还在攻打大顺城的战役中受伤，一年后就去世了，因此，西夏不得不再次对北宋采取守势。
文武双全的范仲淹，真是天克西夏啊。
然而，相对于范仲淹在西北用兵上的亮眼表现，后来的变法者王安石，却是表现惨淡，可以说，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由胜利的西北用兵而宣告开始，王安石的熙丰变法，因失败的西北用兵而宣告终结。
是的，这里就让我们看下王安石变法时期北宋的西北之战。
王安石变法，是宋神宗时期，为改变北宋冗兵、冗官、冗费，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改革运动。
实际上，变法的执行者虽然是王安石，主持人却一直是宋神宗。
因新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和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了强烈反对，前期，由宋神宗支持的王安石在台前主持，后期王安石罢相，宋神宗改年号为“元丰”，元丰一年，宋神宗正式从幕后走到台前，主持变法。
而导致新法最终失败的直接原因，不是地主官僚集团的强烈反扑，而是北宋在西北的惨痛的先胜后败。
史学界对王安石变法的内容颇多争议，然而有一点却是不容否认的，即王安石变法的最大成就不在经济和政治，却在军事上。
变法一开始，宋朝军事改革特别是西北地区的军事改革就成为了王安石变法的重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朝西北军镇是王安石变法的“特区”，西北军队拥有了独立的指挥权与统兵权，士兵的作战素质和将领素质也随着变法的深入而日益提高，为宋朝打造出一支难得的精锐之师。
荆公崛起，毅然变法，首汰冗兵，立置将保甲之法，以搜军实，严节浮费，多开税源，以裕财政。
——吕思勉
遗憾的是，这一支难得的精锐之师，竟然先胜后败。
北宋熙宁六年，即公元1073年，在王安石指挥下，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受抚羌族三十万帐，这是积贫积弱的北宋对外战争史上一次空前的大捷，是北宋对外战争最辉煌的战绩。
后人对这次王安石变法后取得的重大战争胜利，感叹不尽。
南宋人赞道：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
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
——《宋史私评》
元朝颜习斋赞道：宋几振矣！
王安石用薛向、张商英等治国用，用王韶等治兵，西灭吐蕃，南平洞蛮，夺夏人五十二砦，高丽来朝，宋几振矣！
——元 颜习斋
近代吕思勉赞道：此实宋势最有起色之时也。
熙河之役，辟地万里，跋扈不臣之夏人，至此遂首尾受敌，终至介辽人以乞和，此实宋势最有起色之时也。
——近代 吕思勉
今人却是标题党，取了这样的标题：
而且，不得不提的是，苏轼那首开豪放派先河的《江城子 密州出猎》，其历史背景，就是熙河开边。
熙河开边，拓地千里，北宋举国上下振奋不已，身在密州的苏轼更是豪情大发，大有从军报国之感的写下了那首名词：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里的“西北望，射天狼”，讲的就是北宋对西夏的熙河大捷。
王安石果然厉害，实行的新法在充实国库提高军力后，取得了空前的熙河大捷，一时间，北宋对西夏战略优势明显，竟然看到了一举消灭西夏政权的可能性。
而这次王安石的熙河开边，也和商鞅的河西之战一样，成为了改革最好的宣言书和助推器。
王韶取得的胜利，是北宋王朝在结束了十国割据局面之后，八十年来所取得的一次最大的军事胜利。
为改革派赢得了极大的政治声誉。
——《北宋经略河湟吐蕃民族政策研究》
是的，北宋的熙河开边和商鞅的河西之战，是如此的相象，两次成功的对外战争，都对改革产生了保驾护航的正面效果。
然而，当年商鞅在河西之战后并没有追求扩大战争，而是和魏国讲和，回到秦国继续推进二次变法，而北宋不一样，宋神宗在熙河开边后，认为一举消灭西夏的时机已经来到，以为能毕其功于一役，所以犯了后来一系列战略冒进的错误。
北宋元丰四年，已有巨大战略优势的北宋，趁西夏国内发生内乱，果断出动五路大军，全军总计35万人，民夫20万，全加在一起是56万人，这是宋朝建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军事行动，气势空前，宋神宗要的就是一战定乾坤，一战灭西夏！
宋神宗画像
然而，这次北宋以举国之力，倾变法之财，来的这次惊天豪赌，没能赌赢。
这场五路伐夏的大战中，北宋前期势不可挡，一路杀到了西夏国都，北宋眼看着就要灭亡西夏了，然而，宋朝由于缺乏统一指挥，五路大军各自为战，且为了争夺军功而贻误了军机，而后西夏人趁北宋深入作战切断了宋军粮草补给线，并开挖黄河水淹宋军，宋军尸横片野，惨败而归。
战后统计，宋朝各路损失，高达30万军民，是倾国而来，倾国而败。
当时，随军西征的诗人张舜民，亲历了北宋军队的惨败，他写了两首《西征》诗，其中一句是：
青铜峡里韦州路
十去从军九不回。
就因为写了两首西征纪实的诗，张舜民在战后被贬。
五路伐夏，倾国而来，倾国而败，史料记载，宋神宗在半夜听到前线惨败消息后，起身绕床榻环行，彻夜不能入寐，忧愤成疾。
然而，宋神宗并不甘心灵州战败，他依然念念不忘灭夏的复兴目标，没有罢兵的打算。
元丰四年，五路伐夏，北宋损失30万军民，元丰五年，北宋在战略要地横山筑城，城名永乐，西夏闻报，集结二十多万步骑，前来争夺。
然而，宋神宗的永乐城防御战，没能复制范仲淹大顺城防御战的胜利，不到一个月，永乐城破，北宋二十万军民全部阵亡。
王安石在的时候，熙河开边，拓地千里，北宋为之一振，然而，当宋神宗自己走向前台主持大局时，却连续在西北经历了两场惨败。
元丰四年，五路伐夏，阵亡军民40万，元丰五年，永乐城破，阵亡军民20万，至于军费支出，更是个天文数字，北宋财政陷入更加困弊的局面。
这样的打击，对锐意进取，志在复兴的宋神宗来说，是致命的。
当永乐城破的消息传来时，宋神宗“涕泣悲愤，为之不食”，早朝时，史料记载，宋神宗竟然在朝堂大会上当众大哭：
上对辅臣痛哭，莫敢仰视。
痛哭流涕的宋神宗，在朝会上正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朕知边臣不足任，深悔用兵，无意西伐矣……
在接连受到西北惨败的打击下，宋神宗忧愤不已，疾病渐深，三年后就撒手人寰，年仅三十八岁。
宋神宗在他最后的岁月里，经常像精神病人一样的自言自语，史料记载，他自言自语的那句话是：
“朕好孤寒……”
唉，宋之神宗，明之崇祯。
而随着宋神宗的去世，王安石留下来的新法，也寿终正寝了。
是的，北宋在王安石变法后，国力大振，取得了熙河开边这一北宋最辉煌的战争成绩，为改革派赢得了极大的政治声誉。
然而，后期因冒进策略，北宋也有了阵亡60万军民这一最惨痛的教训，举国上下为之震荡，保守派更借此对变法群起而攻之，支持变法的宋神宗又抱恨而逝，北宋形势渐好的新法改革，彻底走进了死胡同。
当年王安石胜利的熙河开边，心怀报国的苏轼写下了《江城子 密州出猎》，而据学者考证，后来宋神宗的元丰惨败，忧国忧民的苏轼，迸发出了另一篇名作。
宋神宗对西北用兵，贬谪在外的东坡对西北一直非常关心，曾写信问友人：“西事得其详乎？虽废弃，未忘国家虑也。”等到败讯传来，东坡悲愤交加，但身为罪臣的他，不敢有所议论，怕被人借机陷害，因此苏轼只能借着酬和友人张舜民诗作的机会哀悼阵亡将士：
白骨似沙沙似骨，将军休上望乡台！
（就是写“十去从军九不回”而被贬的西征诗人张舜民，他是苏轼的好友）
而后，苏轼游赤壁，面对滚滚东去的长江水，联想到西北战争中被黄河吞噬的三十多万将士民众，苏轼更加感慨，挥毫写下名篇《念奴娇 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苏轼把宋师惨败的原因，归结为“时无英雄”，面对严峻的西北局势，他渴望北宋有如三国周郎那样的豪杰人物来扭转乾坤。
是的，范仲淹的《渔家傲》和大顺城防御战有关，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则和庆历新政有关，而苏轼的《密州出猎》和熙河开边有关，苏轼的《赤壁怀古》则和灵州大败有关，这些你我都耳熟能详的文学名篇，实际上和当时的国家时局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更别说建安七子每人的诗作都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文心雕龙》表达了作者的文学政治标准，而唐朝杜甫直接就是“诗史”之称，连隐世桃源的陶渊明都和九品中正制有关，就是当下薄熙来也填过《沁园春》，当然，岱岱也填过《沁园春》。
“文学，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读诗，亦如读史，只有把这些文学名篇的历史背景弄明白，才能更好的体会作者蕴含的个人感情和其散发的时代精神，而现在学校的老师，在教孩子这些文学名篇的时候，常常是单纯的就诗论诗，没能拓展诗歌文学的内涵，也开发不了孩子对历史的兴趣，这点是很可惜的，陆游教育孩子，就说过：
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
文学是一个很讲究综合素养的专业，要想写好诗歌写好小说，不仅要看诗歌、小说，更要看历史，甚至哲学。
好了，不谈诗歌，聊回改革。
北宋在西北，先胜后败，导致变法难以进行，这给了我们很深的教训，可见，改革需要的战争，必然是胜利的战争。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因为改革与战争的联动性，因保守势力的反动性，很有可能，一场失败的战争就能导致改革的夭折。
故曰：“兵者，国家大事，不可不察也。”
这里，我们就不禁想到了商鞅的睿智，他在河西之战中并未和魏国硬拼，而是讲和，回到秦国继续二次变法，如果宋神宗在取得熙河大捷后能稳扎稳打，深化改革，沉淀国力，继续对西夏进行蚕食战略，宋夏胜负，未可料也。
我们还可以再联想到雍正的案例。
雍正即位后要刷新吏治，也面临着青海叛乱的格局，而接替大将军王十四爷的年羹尧，很好的平定了青海叛乱，一场胜仗给雍正刷新吏治提供了军事保证，如果那时年羹尧在青海大败，那么就正如《雍正大帝》里所说的那样了：
雍正抬起头来，注视着窗外，又长长地透了一口气说：
“眼下，西边正要开战，年羹尧已经开赴前线，开仗就要有粮，就要增捐加赋，这捐赋要靠各地官员来收，粮饷要靠各省督抚去办……
唉，难哪！朕知道，如今的朝堂里，有不少人在盼望着这次出兵打个大败仗！打得全国一片大乱，百姓衣食无所！皇族里头，父子兄弟闹家务，也闹得越大、越乱，才越趁了他们的心！
可是，朕不上当，绝不上这个当！朕要稳住前线，稳住朝局，一定得把全国治理好，治理成太平盛世！
王安石变法因西北用兵的惨败而直接夭折，雍正刷新吏治因年羹尧的青海胜利而成功启动，这两个案例已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这样的定理：
一场失败的战争，就能导致改革的夭折。
所以，武统台湾之战，对我们而言，是
是的，必！胜！
8、明朝，张居正改革与戚继光平倭
这一章张居正改革和对外战争的关系分析，很类似范仲淹那一章。
是的，改革需要一定程度稳定的外部环境，而张居正在进行一系列改革的同时，就成功的做到了这一点。
张居正时期的大明，东南有倭寇，北方有鞑靼，东北有女真，明朝国家安全隐患深重，然而张居正知人善用，明智的扶持了名将戚继光和李成梁，执行了正确的外交政策，使大明金瓯无缺。
史料记载，戚继光南征北战、剿灭倭寇的20年，正是一代名相张居正当国之时，两者关系密切，甚至戚继光还送过美女给张居正，而张居正的提拔与赏识给戚继光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戚继光成功的实现了他的理想——“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在北部，张居正与鞑靼俺达汗之间进行茶马互市贸易，采取和平政策，在张居正执政的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使北方暂免于战争破坏，农业生产有所发展。
在东北女真方面，张居正信任李成梁主持大局，而李成梁也不负众望，终李成梁时代，东北女真被大明修理的叫一个惨，史料记载：“边帅武功之盛，两百年来所未有！”
另外在岭南，张居正先后任殷正茂和凌云翼为两广军备提督，先后领兵剿灭了广东惠州府、潮州府的的叛乱分子，岭表悉定。
可以说，在张居正当政的时期，明朝基本上肃清了多年以来一直困扰的“南倭北虏”的边患。
这一切，是张居正亮眼的功绩，他在对内改革的同时，奠定了外部的和平环境条件，在张居正死后，他的改革几乎被完全废除，他个人的评价也极度恶化，差点成为“乱臣贼子”的代名词，然而万历末年严峻的国家边患和张居正时期四夷宾服的强烈对比，让明朝士人不得不重新评价张居正。
当时的明朝人是这样感念张居正的：
“十余年间，海宇清晏，蛮夷宾服”
“其时中外义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是的，聚焦点都在“国防安全”上，可见，张居正在处理边患方面，的确是没得黑。
然而，和商鞅“人死政存”不一样的是，张居正改革在他死后就“人亡政息”了，何也？
两者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商鞅留下了保卫改革的政治力量，而张居正却没有留下保卫改革的政治力量。
商鞅分两次变法，在第一次变法中就进行了军功爵位制，受商鞅新法影响，秦国贵族无军功就要被开除属籍，而平民百姓甚至奴隶只要有军功多纳粮，都能得到封爵，都能有政治上通途径，导致秦国“民之见战者，如饿狼之见肉。”
商鞅不仅大大提高了秦国新军的战斗力，更是用制度在秦国新军里培育了一大批“起于卒伍”的将领，如白起，白起出身秦国白氏，是落魄贵族，然而得益于商鞅新法的军功爵位制，白起靠战功一路从士兵做起，历任各级军官，最后做到了将军，可以说，秦国新军虽然都是老秦人，但新军将领是商鞅变法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在政治立场上是拥护变法的。
秦国杀死商鞅后，如果选择废除新法，废除军功爵位制，那军队里一批平民出身的将领，就要被打回原形了，平民士兵也再无出头之日。
秦国枪杆子对改革的拥护，是商鞅“人死政存”的最大保障之一。
而张居正虽然安定了明朝边患，但是张居正只是知人善任，并没有进行军事改革。而在文官系统里，张居正的改革也是实行“考成法”，“立限考事、以事责人”，是改革人事考核制度，以此提高行政效率，他并没有进行官员晋升制度的改革——估计他也没法去进行官员晋升制度的改革，因为这是要改革科举制的啊。
而张居正其他的那些改革措施，则聚焦在国家财政方面，如“一条鞭”和丈量天下土地，这些都是肥了国库、累了官员、苦了地主的政策，和张居正站在一起的，只有部分理想主义官员，没有一个齐心的改革利益集团。
可以说，张居正的改革，受益的是国家主体，是万历皇帝，并没有如商鞅那般培育出一个拥护改革的利益集团，于是，在万历翻脸之后，无人制止万历废除张居正改革，无人制止张居正的人死政息。
改革是在利益分配的不平等情况下，进行的利益重新分配，相当于梁山好汉重新排位子。
改革能做到的，不是换掉位子，而是换掉位子上的人。
张居正虽然用边境的安宁换来了改革的稳定进行，然而他还是没在军队、在文官里留下，能为改革保驾护航的改革利益集团。
从这点来说，任何重大的改革都不能规避军队改革，因为军队改革既是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组成部分又能在全局上更好的保障改革的进行。
前者如商鞅变法中的秦国新军，后者如小平改开中的杨家将、山东帮。
从张居正“人亡政息”和商鞅“人死政存”的鲜明对比中，我们能得出这一点：
战争是对军队最好的检验，军队是对改革最好的护航。
9、清末，洋务运动与甲午海战
读中国古代史，最悲痛的，是明末。
诗曰：
二十四史都读遍，伤心最是明清间。
几次掩面不忍看，篇篇斑斑与点点。
读中国近代史，最悲痛的，是清末。
诗曰：
颐和春风柳抚栏，天朝上国赴马关。
慈禧笑颜游园日，四万万人哭台湾。
关于洋务运动，和甲午海战的关系，我们从教科书上就知道了，如同宋神宗的西北惨败葬送了王安石新法一般，甲午海战的惨败，彻底葬送了清朝求富自强的洋务运动。
但北宋与晚清的情况，也有所不同。在国外，北宋是军事大败，但西夏国小，也因之大伤元气，两国最终议和。在国内，西北惨败让改革派颜面扫地，保守派站在全国舆论的制高点上，向改革派屡次发难，更重要的是，支持变法的宋神宗也由西北惨败而忧愤成疾，三年即逝，新法最终人死政息。
可以说，北宋是因一场失败的对外战争，而使国内产生了反对新法的强大阻力，是内因为主，外因为次。
而晚晴则是外因为主，内因为次。
晚清时代，士大夫官僚集体对实业救国的主张是没有异议的，洋务运动搞的轰轰烈烈，建设了一批有实力的工业企业。马关条约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渐渐被要求改革政治体制的维新变法所取代。维新变法虽然与洋务运动在政治目标上大相径庭，但在实业救国方面，维新变法的志士们和洋务运动的官僚们是一致的，康有为他们并没有要求废除洋务运动取得的实业成果，这和北宋保守党对新法的全部废除，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别。
时人写道：
自夷务兴，内自京师，外至沿海之地，纷纷藉藉，译语言文字，制火器，修轮舟，筑炮垒，历十有余年。
洋务企业，汉阳造兵工厂
真正葬送了洋务运动实业成果的，还是帝国主义。
在《马关条约》里，晚清除了割地外，还赔偿了日本天价的两亿两白银，并允许日本在华开设工厂。
因巨额战争赔款，清政府财政无以为继，所以北宋非但无法继续大规模建设洋务企业，而且对已有的企业也不得不实行“丢盔弃甲”政策。
《马关条约》后的当年，为了支付日本赔款，清政府发布上谕，决定将洋务企业中的民用企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即“从速”地将甩卖给了国外的商人和国内的官僚、地主，洋务运动的胜利果实为之不保。
马关条约
而且，中国允许了日本在华开设工厂，根据列强均“利益均沾”的特权，各国资本都能深入中国进行开厂，晚晴既有的洋务企业在外国资本的打击下，几乎到了绝境。当时清朝最大的采煤企业开平矿务局，在后来就被英国资本以“中外合资”的名义掠夺了。
在“实业救国、自强求富”的口号下，洋务企业是洋务运动“求富”的物质基础和核心，这一基础和核心，并没有在后面被维新志士们所抛弃，相反，甲午战后，清政府组织的“自强求富”活动仍在继续，但是失去了政府财政支持还遭到外国资本的强力打击，“自强求富”运动成了强弩之末。
直到欧洲一战的爆发，帝国主义力量有所回缩，中国才好不容易有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的“黄金十年”。
“人不能同一次踏进两条河流”，清朝政府面临的情况和北宋政府面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清朝改革最大的阻力是国外的帝国主义，北宋改革最大的阻力是国内的保守势力。因此，同样是因一场失败的战争打断了改革的进程，前者的主要体现，在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殖民化，而后者的主要体现，在于旧党对新党的政治清算。
北宋时期，夏辽皆无入主北宋的野心和行动，士大夫官僚集团对王安安新法持有很大的不同意见，战争失败后，北宋被党争打断了历史进程。
晚清时期，时代不一样了，中国是列强环伺，士大夫官僚集团对“自强求富”并无多少异议，战争失败后，晚清被帝国主义打断了历史进程。
北宋新法是内困，晚清洋务是外忧，而我们中国现在的深化改革，则是外忧内困，两者兼具。
在中国国内，有着一批权贵资本集团，他们痛恨反腐，痛恨修宪，痛恨十八大后的一切，在国际社会，则有美国等一批受中国崛起威胁的国家，他们痛恨一带一路，痛恨中国制造2025，痛恨中国的伟大复兴。此时，如果新时代和北宋晚清一般，遭遇了一场失败的战争，那国内反对派的政治反扑和国外反华势力的联合围剿，将合力打断中国的历史进程。
所以，北宋和晚清的改革战争关系案例，合起来分析，更生动的告诉我们：
一场失败的战争，就能导致改革的夭折。
10、共和国，改革开放和中越战争
任何国家，在改革时期，国内都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此时，在一场失败的战争下，改革极有可能被断送，国家也要在内外交困下付出惨痛代价。
然而，战争是一场高风险高收益的政治行为，一场胜利的战争，不仅可以给要进行的改革铺路，还能挟战胜之威，推进深化正在进行的改革，并在日后给改革留下保驾护航的枪杆子力量。
最能说明战争对改革是高风险高收益的案例，莫过于太宗的中越战争了。
关于中越战争，昨天特地放了一篇西方人写的文章，好像是加拿大还是芬兰的人写的，因为文章比较赞誉邓小平赞誉中国战略水平，所以这篇文章是墙里开花墙外香，作者在国外发不出来，后来被作者的友人翻译介绍到了国内，作者情况仍不详。
昨天文章是从美苏争霸的国际格局，来看待中越战争的重大破局意义，文章逻辑清晰，铺陈全面，很有借鉴的地方，而且文笔不错。今天这章则主要是聊聊中越战争，对中国国内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
太宗当年能上台，重新执掌大权的政治资本，主要是两点：
1、革命时代，邓文武双全。
这一点不用说的，连毛主席都这么对梁漱溟说：
“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而老干部们在文革后期，也是以邓小平、叶剑英马首是瞻。
毛邓二人都是从战争走过来的人，革命年代奠定了他们不可动摇的个人权威，这一点，是某人完全不能望其项背的。
是的，这一点某人目前不能比，以后就可以了。
2、文革时代，邓整顿有功。
文革十年，国内凋敝，而邓在第二次复出后全面整顿，国家在各方面工作在短时间内出现明显好转，国民经济各项指标也由停滞下降转入迅速回升。
邓的这次整顿，深得党心、民心，连毛都点赞到：
“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
“他们几个人(指‘四人帮’)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指邓)、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
这次全面整顿虽然以邓的重新被打倒宣告终结，但历8年动乱之苦的国人开始把希望寄托在邓身上。
四人帮粉碎后，邓没有立即官复原职，他当时为了测试自己的威望和向国外传达政治信号，曾在北京一次足球比赛中公开露面。
1977年7月30日的晚上，国家青年队与香港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进行比赛，开场前，邓小平站在主席台上不停向人挥手致意，近十万观众沸腾了，全场高呼：“邓小平！邓小平！”
那是周恩来去世后，邓一年半来的第一次公开露面，他去民间露面，一是测试下自己的威望人心，以此给他的复出造势，二是借香港队比赛，向国际社会传达自己复出的讯号。
结果，他很满意。
于是我们看到，四人帮粉碎后，邓掌舵中国。
然而，很快，邓就不满意了。
因为毛主席的威望影响，太大了。
当时的国人和老干部，会支持邓打倒四人帮，支持他发展经济，但会支持他倒向西方搞改革开放吗？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过怕了苦日子的国人是支持的，“打倒四人帮”，在文革里被整惨了的老干部是支持的。
然而，“黑猫白猫的特色社会主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国人会支持吗？
然而，“以倒向美国为条件换取的改开”，和帝国主义斗争了一辈子的老干部们会支持吗？
于是我们看到，抓了四人帮扶了邓上马的叶剑英，在晚年一听别人提到“毛主席”，叶帅就泪流满面，老泪纵横。
于是我们看到，被邓女儿邓蓉称为“两家世交”的胡子叔叔王震，在临死前留下这样的遗言：“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婊子养的畜生”、“毛主席比我们早看50年。”
于是我们看到，在邓复出整顿时期，被国人称为邓小平四大金刚的张爱萍将军，不仅坚决反对邓的军队经商，还在改开时期这样说道：“说我是邓小平的四大金刚！是对我的侮辱！”
于是我们看到，当邓有次去上海时，差点遭到了暗杀……
于是我们看到，当时的国人是支持邓搞好经济，但不是支持邓搞“特色社会主义”，当时的老干部是支持邓搞掉四人帮势力，但不是支持邓倒向西方。
于是我们看到，要"深化改革”的邓，他的政治威望和政治资本，有点不够用了……
于是我们看到，邓小平发动了中越战争，并打造了军队里的杨家将、山东帮……
于是我们看到，在邓小平南巡时，军队响应了邓的号召：“谁不改革，谁就下台！”
于是我们看到，邓太宗吐了口烟，缓缓说了这么一句话：
枪杆子里出改革！
结语：
本文两万多字，写了几天，有点长。
但其实脉络挺清晰的，文章按时间顺序分析了，从春秋到共和国历代政治改革和军事战争的关系，我们将十次案例得出的结果进行归纳，可以看出改革和战争是一个极其微妙的关系。
从管仲改革和范仲淹新政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得出：
改革需要政治资本，战争提供政治资本
一方面，国家进行改革之前，需要一定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个人发动改革之前，需要一定充足的政治资本和威望。对这两点，一场胜利的对外战争都是很好的选择。
（武统台湾的战争，补充了某人一直不够的政治资本）
从商鞅变法和太宗改开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得出：
枪杆子里出改革
在深化改革的持续进行中，反对改革的阻力会越来越大，国家内部促进改革的动力将越来越不足，此时，一场胜利的对外战争，能有效的为改革的深入推进保驾护航，而在军队中留下改革利益集团，则能避免人亡政息的政治悲剧。
（改革能更好的发动战争，战争能更好的推动改革）
从秦皇汉武、王安石变法、洋务运动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得出：
改革要求战争必须胜利，改革要求战争不能扩大化
如果战争失败，那个改革必将夭折，如果战争的规模扩大时长变久，那么改革也可能夭折。
（武统之战，只能胜，不能败，只能短，不能长。以两岸军力对比，武统也不会败，不会长。在日美进行有效军事反应之前，中国有把握达成占领台湾全岛的既定现实。）
从北魏的孝文改革案例中，我们可以得出：
战争后地区的维稳，对改革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为了台湾地区的长治久安，台湾回归后，中国军队必须驻军，必须铁腕整治岛内台独势力。
（岱岱有个比较大胆的想法，大陆可以再来一次佛指舍利台湾行，利用台湾佛教徒众多，佛教对台湾社会影响力大的因素，以佛骨舍利台湾行，来减少台湾战后民众对中国的抵触心理。）
最后，针对一些瓜友说岱岱是“狂热的战争主义者”的指责，岱岱用列宁的话回应：
对战争的态度，应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环境等不同，而有所不同。
永远根本拒绝参加战争，是没有道理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当历史要求我们这代中国人，扛起祖国统一、民族的复兴的重任时，我们岂能以幼稚的人文情怀，去推卸历史交给我们的重任？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当台湾岛上飘扬着五星红旗的那一刻，当中国迎来历史性统一的那一刻，当中国冲破美国封锁大踏步走向伟大复兴的那一刻，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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