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孔雀王朝阿育王（公元前265–前238）的推动下开始在印度次大陆以外地区加速传播。作为一位佛教的积极支持者，阿育王曾派遣大量的宗教使团到印度西北地区传教，并通过撰写和雕刻铭文的方式发布了很多佛教原理。在他发布的十三条法令中写到他曾派遣传教士到其它人群中去，尤其是到伊朗人和希腊人中去。这一点可以从在阿富汗南部的一些铭文中得到证实，在现代阿富汗的拉格曼（Laḡmān）附近，发现了三条阿育王的阿拉姆语铭文；另外在坎大哈也发现了一些希腊文、阿拉姆语的铭文和法令。这表明佛教早在公元前3世纪时就已经传播到了阿富汗地区。
根据巴利语编年史书史书《大史》（Mahāvaṃsa）记载，来自喀布尔和玛尔吉亚纳的佛教僧侣曾到达锡兰的达塔迦摩尼（Duṭṭhagāmani，公元前101-前77年）王庭，并参加了一个佛教庆典。希腊哲学家、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波里希斯托（Alexander Polyhistor，公元前105-前35年)）提供的有关大夏人的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1世纪时期，佛教就已经传播到了大夏。随后，佛教又传播到了中亚各地，从中亚到达新疆和克什米尔，并继续向东传播。
东汉时期的著名佛教徒安世高来自帕提亚帝国的某个地方，他于公元148年到达中国，并开始将佛经翻译成汉文。我们知道最早从西方到达中国的翻译家有大夏人、粟特人和帕提亚人等。根据阿育王生前的一些神话记载可知，佛教到达新疆南部的时间非常早，尤其是到于阗的时间比较早，这里的居民讲伊朗于阗语。根据吐蕃编年史记载，佛教到达这里的时间是公元前84年。在于阗发现的犍陀罗语佛教经典《法句经》（1-2世纪），表明这一时期已经有佛教传入了。
佛教除了到达于阗外，还在早期就到达了伊朗东部其它地区，比如玄奘《大唐西域记》记载的那揭罗曷国(Nagarahāra)，阿拉霍西亚、迦毕试、大夏、帕提亚、粟特等。在这些地区发现了大量的佛教遗迹，最早的是贵霜时期（公元1-3世纪）。贵霜统治者迦腻色伽是一位热心的佛教徒，他积极参与宗教活动并修建了大量的佛教建筑。他发行的钱币上开始出现佛像，虽然数量并不多。在阿富汗北部发现的罗巴塔克碑铭文上就有迦腻色伽的名字。
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期间，佛教成了一种偶像宗教，在犍陀罗地区开启了为佛陀造像的时代。犍陀罗佛教艺术不仅传播到了阿富汗而且还传播到了中亚南部和新疆地区。除了单独的佛教寺院外，石窟寺也成为阿富汗、中亚南部、新疆和中国北部当地佛教寺院的特征。
位于贾拉拉巴德附近的哈达石窟是阿富汗佛教中心最大的一处佛教遗址，中国的法显、玄奘等僧人都曾到访过那里。在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佛教寺院遗迹以及其它大大小小的佛塔、礼拜堂和石窟等。
哈达佛寺遗址分布图
哈达佛寺遗址发现的佛像
在哈达还有其他一些佛教中心，例如在毕马兰上面有佛陀像的舍利盒。在迦毕试发现了大量的1-3世纪的有佛塔的佛寺，都装饰以塑像，与哈达地区的塑像非常相似。大夏早期佛教的例子还有在昆都士佛寺遗址发现的舍利盒，上面有一则1-2世纪的佉卢文文题记，记载了此地附近有一个佛教寺院，这个寺院教授法藏部经典。在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的沙琪基泰里（shāh-ji-Dherī）伽腻色迦大塔遗址发掘出一件青铜佛舍利盒，上有铭文，法国铭文研究者福斯曼将其释为：“时唯伟大的国王伽腻色伽......年，在伽腻色迦普尔城，这个香盒是神圣的供物......此供物属于伽腻色迦寺院负责火堂的仆僧摩诃色那和僧护。”盒盖上有鲜明的一佛二菩萨组合造像，中间为佛陀，左侧为帝释天，右侧为梵天像。
毕马兰发现的舍利盒
巴基斯坦白沙瓦伽腻色迦大塔遗址发掘出一件青铜佛舍利盒
1951 年在古巴克特里亚（现阿富汗境内）的苏尔赫-科塔尔（Surkh-Kotal）是一座偶然发现的希腊晚期遗址，并在遗址中发现了一个“佛教讲台”，旁边还有雕像，其年代为公元2-3世纪。
德尔巴尔津（Delbarjīn）位于阿富汗巴尔赫西北40公里处的乡村。很可能建于公元前5世纪，在公元6世纪时达到繁荣。考古结果表明这个城堡最早的时段可能是阿契美尼德时期，与那个时期发现的其他建筑的建筑方式和发现的陶器非常相似。推测这座古城在希腊晚期或者贵霜初期完成了这座城市的最终规划：这是一座四面被围墙护卫的方形城市，中间有一个城堡。城墙的东北角有一个寺院区域，城市东边和南边有一块规模很大的郊区。在这座城市遗址发现的5-6世纪的壁画风格与中亚巴拉里克特佩（Balalyk Tepe）和片治肯特（Panjīkant）的绘画有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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