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晚上和孩子们一起看了电影《脑部特工队》，我都不知道我今天白天对孩子们做了什么，孩子们来到这个世界，来到我的身边成长的这几年，我对孩子们又做了什么。
这个电影是把大脑的运转拍摄成一个大型“司令部”在运营，把微观世界用宏观视觉展示出来，有“忧忧”“厌厌”“乐乐”“怒怒”“怕怕”这五个情绪小人一起控制主控台。每个人大脑都有这个“司令部”，包括主人公的爸爸、妈妈，甚至连一只狗也不例外。
一开始看到主人公莉莉记忆中那么多彩色欢乐的记忆球，我很惭愧，我的脑部主控台不是一直由“乐乐”主控。我在情绪好的时候是想方设发地给他们留下美好的回忆，可是我在情绪不好的时候，尤其是没有人帮我带孩子，身心俱疲而孩子们又不听话的时候，我的主控台是由“怒怒”和“厌厌”在控制的。
它俩总是把事情搞得无比糟糕，这让我事后想起又无比后悔，“忧忧”“怕怕”于是又上了主控台，但是我知道我已经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给孩子们的记忆留下一个伤心、恐惧的记忆球。
乐乐一直努力让主人公莉莉快乐，只让快乐的核心记忆球在“司令部”运转，她不让其他小人碰主控台，甚至限制忧忧的行动——画一个圈，不让忧忧走出来。
这是不可能的，就像我们试图限制两三岁的孩子因无比好奇而到处乱碰家里东西的行为一样，触碰感知是孩子们探索世界最初的生活。
乐乐没有限制住忧忧，反而还和忧忧一起开始了一趟“拯救”莉莉糟糕现状之旅。乐乐一直觉得忧忧很悲观，不让她触碰核心记忆球，努力改变忧忧悲观的思维方式。
这与我们一直推崇的积极情绪暗示何其相似。其实一直努力保持积极情绪，也是很累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是装的。装久了就有崩溃的时候，哭出来也许就好了，人毕竟是真实的存在，一直掩饰内心的悲伤或者不满，总会有爆发的时候。这就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老实人不常发火，一发脾气来就不得了。
白天我让儿子先完成作业再下去玩，他就是不愿意。妈妈也跟他说了很多好话，他就是不同意。我又想起他昨天下午下楼玩的时候还把他朋友的鼻子不小心用竹子刮伤了，更是火冒三丈，我打了他，让他回房间反思。
这个时候我无意中看到一位简友也在反思，一样的场景：和孩子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发生了争执，她反思自己希望孩子早点完成作业，可是自己也是临近日期才开始备课。
我意识到问题的本质，才发现儿子没有错，我也是一个不能第一时间及时完成任务的大人，为什么要求那么优秀的习惯必须是一个孩子马上具备的呢？
于是我进去他的房间，跟他商量之后，决定一起去看望他的朋友——付铭凯，昨天他不小心划伤了付铭凯的鼻子。
门开了，儿子站在门口看到那小子在看电视，看到阳台那辆有故事的自行车，看到门口那双经常见面的溜冰鞋，他家里打扫得真干净，摆放很整齐。
我也想起有一次听嘉铭跟我说，付铭凯早就会骑车了，他的妈妈还曾经扶自行车让嘉铭骑过，当时我听了很感激。
我在门外，付铭凯妈妈在门口，虽然她不肯接受我们提过来的看望付铭凯的一箱酸奶，因为孩子的伤不严重，只是皮外伤，但是我还是执意请她收下，我从内心感激这位母亲的宽容大度。
短短几分钟交流，嘉铭一直斜着眼睛看付铭凯正在看的电视，我们最后回来了（我没有同意付铭凯妈妈的邀请——请我们两个进去坐一坐）。
回来路上我看到儿子的眼泪快要流出来了，他一定是想留在他家玩一会儿的，他一定是在想，他的妈妈真好，在家可以随便看电视，下楼妈妈可以陪他骑自行车。
的确，这个自称没有多少文化的妈妈给我这个自称有点文化的妈妈上了重要的一课，那就是不要对孩子限制过多，要求太高，太苛刻。
我回来就打定主意给他买溜冰鞋和自行车了，因为他的自行车还是小时候买的，早就骑不了啦。严格来说那不是一辆真正意义上的两轮自行车，它的后轮两旁还有有两个辅助轮；他的旱冰鞋是我在九江做轮滑的朋友送的，弟弟嘉昕还可以穿，但是他穿起来有点小了，但是他的确很喜欢溜冰，每次都说脚挤得痛。
去年我本来是跟朋友说好的，我在朋友那里买的，我等他带回来带回来，总觉得他比较专业，但是疫情期间他一直没有回来，所以就这样搁浅了。
在我看《脑补特工队》里乐乐和忧忧一起合作，努力配合返回“司令部”的时候我就在梳理下午的事情，是简书的一篇文章让我开始冷静反思，意识到哪些是儿子的问题，哪些是自己的问题，一起走上补救之旅。
看完了《脑部特工队》，我首先督促先生在网上给他们买了一双溜冰鞋和一辆自行车。接着督促孩子们洗澡，又是一副懒洋洋地不肯洗澡的样子，我控制住我的怒怒先生，让乐乐小姐支配自己说话：“还没有到晚上，你俩的思想列车已经罢工了吗？”
他们笑了，蹦蹦跳跳地洗澡去了，我想他们的大脑此刻也是乐乐小姐主导的吧。至于之前人生中的不好记忆，我也没有办法改变，何况它们愿意留存的话，一定有其存在的意义。重要的是从此刻开始我要不断和孩子们一起创造理性的生活，智慧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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