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转基因这个已经在网络世界里争论到让人厌烦的问题，最近因为中国农大校长柯炳生（男，59岁，辽宁凤城人，长得比较帅据说）的演讲以及由此引来的某前著名主持人对其质疑之后，重新占领世界杯期间与狗肉问题之外的舆论领地，而身为农大学生，我身边对此的争论更多。暂不论该主持人及其粉丝的言论，我却想用局外人的眼光审视这一问题：我农学子言必称理性，可是有多少是出于被伤害的感情而长篇大论？言必称科学，可须知转基因问题绝非单纯的科学问题。况且更重要的是，我不想把自己放到任何一个阵营里，被＂非此即彼＂的逻辑所绑架。正好前两天读到南非作家库切在他的半自传体小说《青春》里写，主人公相信"还有许多别样的逻辑，每种都和'非此即彼'的逻辑一样好"，他阅读逻辑学著作，就是为了寻找"历史上那个选中了'非此即彼'而抛弃了'以及'的时刻"。而对于转基因问题，我也想找到这样一个时刻。我不想被"无可挽回地拴在"反转基因和挺转基因的"二元逻辑"上。
这时我想到了一本我两年前读过的书《收获之神》。
这本书的作者Daniel Charles是个科学记者，写了10多年的转基因方面报道。和我一样，他也想在两个水火不容的阵营中间找到一个中间"无人地带"，那里虽然"让人窘迫，但视野更佳"。于是就有了这本经过300多次和各阵营的代表人物访谈调查后的结果。Daniel强调，这本书只是他"探索真知的产物"，不是为了参与辩论，也不产生结论，只通过对故事的讲述，还原事实，理清历史的逻辑。换言之，这本书不在于提供观点，而在于提供观点形成的框架。在我看来，这要比观点更为重要。
于是我整理了一下笔记，再读了一遍这本书，有了下面的读书笔记。
第一章 初次转化
这本书的开始首先讲述了基因转化（即把外源基因导入植物并表达和使之稳定遗传的技术）是如何被研究出来的。在基因转化技术发展的最开始，孟山都这一产业巨人就涉足其中并抢得先机。当时研究这一领域的科学家主要有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玛丽－戴尔－奇尔顿和比利时的杰夫－谢尔与马克－凡－蒙塔古，以及孟山都的三人组：史蒂夫－罗杰斯、罗伯特－弗雷利和罗伯特－霍尔施。1983年1月，在迈阿密的冬季动植物分子遗传学专题报告会上，蒙塔古，代表奇尔顿的比万和孟山都的霍尔施，几乎报告了同样的结果：他们成功地把基因转化进了植物。
然而只有一个人得到了媒体全部的关注：霍尔施。
尽管相对于奇尔顿和蒙塔古，孟山都进入这一研究领域仅仅只有2年，然而凭借其充裕的科研经费，孟山都大力资助两人的实验室，依靠这种整合能力，孟山都很快做出了成果。这与技术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不谋而合："独立科学家的 才情已经让步给公司机构有组织有目的的集体智慧"。
作为一家化工企业，孟山都涉及生物技术领域让人感到有些意外。这一切与厄内思特－亚沃斯基密不可分。他是第一个提出让植物产生对除草剂（孟山都的主打产品之一）的抗性的人。凭借自己独特的能力，亚沃斯基组建了植物研究团队，同时广交研究植物转化的科学家们，给予他们经济上的资助。
机会来自于198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允许人造生物取得专利，生物技术的热潮随着Chakrabarty案而席卷美国，尤其是加州。这些生物技术的先驱者尽管对农业是外行，却有着改变世界的野心，有时候甚至"漫不经心地漠视经验和历史教训"。生物技术公司在甚至没有成型产品的情况下蓬勃发展起来。
亚沃斯基自然无法错过这个历史契机。在他手下的三名顶级科学家——霍尔施、罗杰斯和弗雷利里，前两位都是"技术宅"，而弗雷利的"抱负不仅在科学，而且在商业和全球农业"。他具有非凡的领导力，对基因工程的未来坚信不疑，方向坚定异常。
除了这批科学家外，孟山都在植物转化领域抢得先机离不开亚沃斯基对科学家的资助，特别是奇尔顿这一学科领头羊。在这个交易中，孟山都为奇尔顿提供资金，获取她的研究成果。看似公平，然而孟山都却有专利作为武器。
孟山都一直秉承着这样的理念，即"实现垄断，才是有用的发现"，孟山都的科学家只有公司的律师登记了专利后才能自由地公布自己的研究成果。
凭借奇尔顿研究的帮助，孟山都成果完成了基因转化技术的研究。在迈阿密报告会之前，孟山都的律师日夜工作，赶在会议前递交了专利申请。孟山都以为他们获得了最早转化植物的殊荣，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奇尔顿和谢尔在美国和欧洲分别早于孟山都申请了专利。由于美国专利获取依据是"发明在先"，于是专利得主到了作者写作该书之时尚未得到明确。
然而，对于孟山都的行为，奇尔顿和她的团队颇有微词。奇尔顿团队的比万管孟山都对专利的饥渴称作"血腥的专利"和"冷酷的商业"，而奇尔顿本人则对孟山都的感情"交织着嫉妒、敬重、钦佩和愤怒"。
大企业的经济力量，团体智慧对个人智慧在科学研究中的逐渐取代，孟山都对专利近乎执着的追求和坚守，以及弗雷利和亚沃斯基科学之外的创想和野望，这一切在转基因技术发展的早期，为日后这一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对其的看法做出了重要的、无法忽视的注脚。
第二章 华盛顿的步伐
现在对转基因的抨击，很多诉诸对大企业利欲熏心的控诉。然而，最初霍尔施这些科学家们的初衷，却与之背道而驰。他们仅仅是一群怀着改变世界的科学家们，他们执着而简单地坚信"知识有用、创新产生进步、进步有益"。霍尔施不认为自己在转基因时担任了上帝的角色，他认为他只是在运用植物的天赋。上帝赋予植物再生和被转化的天赋，赋予人类改造他们的天赋。他所做的就是运用这些天赋而已。
讽刺的是，被环保主义者们视为恶魔的基因科学家们，最初却是这些环保主义者的上一代。他们自诩"绿色革命党人"，对抗的是化学药剂对环境的伤害。这种思潮甚至影响了孟山都的高层，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孟山都这样一个化工企业会涉足生物技术领域。同样正如作者所说，"那些自以为拥有崇高道义理由的人，往往也是最受不了批评甚至不能理解批评的人"。科学家们对新一代环保主义者的敌意和不解，也源于此。
第一个挑战生物技术的人是狂热的环保主义领袖里夫金。他颇具煽动性的录像带，让孟山都高层坐立不安。除了威尔－卡彭特。
卡彭特在孟山都扮演外交官的角色。在70年代的化学物质大战中，卡彭特饱经失败后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教训，化工业面对管制只会"扔石头"，"它到处树敌而管制条例却总能通过"。卡彭特希望借着生物技术转一把运。他主张孟山都需要政府的批准，参与引导法规的制定以便能够和法规共存，从而避免化工业那种无谓争斗，让公众确信这些食品是安全的，从而为生物技术产品上市扫清障碍。而在华盛顿，后来成为副总统的阿尔－戈尔，和卡彭特的想法也不谋而合。
然而事情发展到了一个更极端的层面：当时，里根政府对政府管制的放松，使得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亨利－米勒为首的一部分官员主张反对对生物技术产品施加任何专门的管制措施。身为发言人，米勒的态度颇为偏激：他对环保主义者出言不逊，认为孟山都要求的立法活动是在排挤小企业。这种偏激态度，让卡彭特和孟山都吃不消。米勒的好心成了坏意。而孟山都的法规负责人瓜莱亚则对米勒更不客气。他说米勒对生物技术的危害远甚于里夫金，"他使政府和批评者完全对立起来"。
于是，里根政府和环保主义者的冲突愈演愈烈。这些斗争也给人"政府迫于无奈不得不进行管制"的印象，尽管这种印象部分属实。
1985年里根政府公布了生物技术的管制计划，但不要求新的立法，这也立刻遭到的环保主义者的反对和谴责。然而这一切，基本上都发生在华盛顿的政治小圈子，并未"激起多少情绪波动"。
而关于生物技术最早的辩论最重要的不在于政策或立法层面，更关乎的是语言的运用。"释放""转化""改良""基因工程"这些字眼给外行的公众一种心里印象，即这些生物技术作物和常见的生命形式截然不同，并且很可能存在危险，因此需要加以控制。生物科学家、企业家们指责环保主义者们对这些词语的传播和滥用。然而事实上，正是生物技术热衷者们首先使用了这些词汇，仅仅为了展现自己的能力，同时吸引投资者的青睐。然而，心怀警惕的人们却听出了弦外之音，"从别人只能看到可能的东西中嗅出了危险"。因此，很难说究竟这一语言层面的问题到底应该归咎于哪一方，甚至说确定哪一方责任比较大也非常困难。
因而，不幸的是，时至今日我们所能见到的全部现实是，转基因的争论在很多时候仍然止于无聊而无意义的文字游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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