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近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古典文学家；他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他教授历史、中文、佛教研究等课程，发展了历史考据学。他就是被称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
他对教书这件事有着一种宗教般的虔诚。
陈寅恪先生上课前总是郑重地换上长衫，吃力地抱着很多书走进教室。其实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各种史料、典故总是顺手拈来，根本不需要翻看。但是每次他总还是这样郑重其事，而且细心的同学会发现，不同的课程，他带来的包袱颜色也有不同。他讲授佛经、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是黄布包着书来的，其他课程的书则用蓝包袱皮。
他在课堂上叫学生朗读课文时，哪怕错一个字，都必须停下来重读。再小的脱漏也逃不过他的耳朵，那些文章典籍就像长在他心里一样。
1944年12月12日，他早上起床后发现自己的左眼也看不清了，面临双目失明的他这时候想到的第一件事竟是打发大女儿赶紧去通知学生今天上不了课了。
1953年到1958年，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已经双目失明的他每周两次课。这些内容本是他30年来滚瓜烂熟的，但他仍旧重新备课。女儿陈美延回忆说：“父亲多次对我们说过，即使每年开同以前一样的课程，每届讲授内容都必须有更新，加入新的研究成果，新的发现，绝不能一成不变。前人讲过的不讲，近人讲过的不讲，外国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过去讲过的不讲，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读完对他的生平描述，我感慨于他在日军侵华时期滞留香港大学时面对日本人的特殊照顾丝毫没有接受的民族气节；惊叹于他高深的理论造诣和丰厚的知识底蕴；折服于他空前绝后的论著和著作等身的荣耀。但是最触动心弦的是他作为一名教师的最日常的不起眼的小事。以上四个场景普通平凡，却让我们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一个严谨治学、尊重知识、尊重学问、尊重职业的教师典范。他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精通二十多国文字，却总称自己只是一个教书匠，也把教书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追求。看他对课堂的那份态度是那么虔诚，近乎神圣。所教典籍全用布包，黄布蓝布不同，但相同的是对学问，对知识的敬畏之心。再看他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大学讲堂却精细到对一字之差的重视，这才是严谨治学的态度。他在面对失明时第一想到的是自己的学生，是自己的课堂，这是一种责任和使命，一份教师对自己工作的负责态度，这才是最根本的师德表现。
在备课方面，更是值得我们现在的教师学习思考。如此的大家，他的理论造诣早已到了登峰造极之地，无人企及，讲什么都会是信手拈来，学生都会受益匪浅。可是他对自己讲了三十年的内容还是在年年备，年年改，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正是这种态度才造就他学养的不断丰盈，思想的不断深刻，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学者，一位先生，一位老师对自己的课堂，对自己学生的尊重。这样的学问才是有生命的学问，这样的课堂才是师生主动发展的生长课堂。我们学校的教育理念之一是打造生长课堂，要不断追求课堂上知识和能力的不断发展，要让师生在相互融合中主动生长，要让生命在课堂上不断焕发光彩。那么我们的老师应该向陈寅恪先生一样，敬畏知识，敬畏课堂，尊重学生，尊重学问，把我们的生命融入课堂，让我们的课堂每一天都是新的，让师生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有新的发现，有新的追求，新的目标，都能感受生命拔节生长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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