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梦蓝天：从阿穆尔河到云战争

作者: 龙门沉思录 | 来源:发表于2017-11-12 06:33 被阅读167次

追梦蓝天：从阿穆尔河到云战争

坐在飞驰的高铁驶出山海关，回望蜿蜒起伏的长城。此时，夕阳西下，巍峨耸立的山海关城墙下的广场上，孩童们放飞风筝在晚风中无忧无虑地奔跑，晚霞给老龙头披上了绚丽无比的盛装。

山海关，这座天与海相连的一个关口，蜿蜒起伏的长城如同一条巨龙，老龙头俯身入海。在这里，空中盘旋的风筝俯瞰着大地与海洋。仰望浩瀚星空，眺望苍茫大海，回顾百年中国历史制空权与制海权的丧失与捍卫，令人感慨万分。

“公元前我们太小，公元后我们又太老，没有人见到那一次真正美丽的微笑，但我还是举手敲门，带来的象形文字，撒落一地”。1989年3月26日，忧郁的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年仅25岁。

此后，很多人揣测这位诗人选择在山海关卧轨之谜。一个理想主义者，选择在山海关冰冷的铁轨上结束年轻的生命，仰望浩瀚的星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火车疾驰而来之前的宁静之中，他究竟在想着什么？这是一个难解之谜，这个谜连同1931年率东北军撤离家乡的张学良究竟在想什么一样，都被时光镌刻在山海关蜿蜒起伏的城墙上。

空中随风飞翔的风筝，目睹横亘在山海之间蜿蜒起伏的城墙。在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中，墙的文化漫长而厚重，筑墙为院，以院为家，于是院内院外就生生隔出一方天地；筑墙为城，以城为邦，以墙为盾，生生在天地间画出一道边疆。区别于游牧文明中的转场，农耕文明强调的是墙的秩序，墙带来了心理上的安全感和文化上的认同感，也带来了精神上的保守和懈怠。如果以时间为墙，在中国的近代史上，1931年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道墙，中华民族的命运在这一年的秋天发生了一个改变无数中国人的拐点，成为国运和民运的一个重大关口。让时间上的拐点与地域上的山海关相重合的，就是数十万东北军撤出关外，将东北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寇，此时日本关东军仅不足3万。3000万东北同胞沦为亡国奴，得到了东北的日本国内主战派从此成为主流，中国也从此拉开了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的帷幕。

从亚太局势看，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8.1级强烈地震，地震引发的大火让东京和横滨等地瞬间变成一片火海，紧接着地震引发的海啸卷起巨浪吞噬着逃难的人群，席卷港口码头和船只，地震造成15万人丧生，200多万人无家可归。到1930年的时候，还没有从地震灾难中恢复过来的日本又遭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导致日本国库空虚，外债高筑，日本进入大萧条时期。陷入极度困境的日本政府不得不大幅销减军费，大量裁军，日本的常备军数量缩减到30万，其中陆军只有20万。这就是九一八事变前的日本，经济已经处于崩溃边缘。

此时的东北军总兵力至少在30万以上，另外空军还有5个飞行大队，东北海军还拥有巡洋舰“海圻号”在内的数十艘战舰。1931年，以石原莞尔为首的日本关东军少壮派妄图把占有中国东北作为逆转日本国运的赌注，他在《满蒙问题我见》中写道：如果张学良全力抵抗，那我就撤；如果不抵抗，那就直接吞掉整个东北。石原莞尔等人的这个赌注，无论对于张学良个人，还是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都是一个决定民族命运的重大考验。

1931年欧美等国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体系相对封闭的中国受冲击较小，民族企业成长起来。遭受多年的军阀混战之后，中原大战结束，张学良东北易帜，蒋介石基本上是风光无限。但是好景不长，1931年的夏秋之交，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灾，无数民众流离失所。此时的蒋介石一门心思忙着围剿中央苏区，并为此消耗大量的军力和财力。当9月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冲进东北军北大营时，东北军最高统帅张学良正陪同英国公使看戏，在不予抵抗只得撤退的政策下，沈阳、本溪、营口、长春、抚顺、海城、辽阳、铁岭等近20个城市于一夜之间丢失。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最大的一支空军――东北军空军的100多架飞机完完整整地被日军俘虏。这是中国空军第一次成建制大规模亮相，未升空已被俘，即使今日再翻看这段历史依然令人顿感悲凉。

数十万东北军败退关内，任数万日本关东军咄咄逼人践踏大好河山。晚年的张学良回忆这段历史时承认他的战略误判：他认为九一八事变只是日本军部少壮派的咄咄逼人、一时兴起，如果坚持不抵抗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日本政府自会出面制止关东军的鲁莽行为。

事实上，无论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日本关东军少壮派石原莞尔等人，还是奉行不抵抗撤退策略的张学良等人，局势的发展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这个时间节点成为一面冰冷的墙，割裂中日发展的历史，成为影响中日两个国家发展的重大拐点。令人悲哀的是，日本关东军少壮派一赌成功，将近代中国的命运拖入万丈深渊，生灵涂炭，一寸山河一寸血；而日本由此获得了充足的战略资源，军国主义势力迅速膨胀，加快了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

1931年如同一堵厚重的墙，割裂了中日两国的历史。同年9月，已经身披僧衣的李叔同在浙江慈溪白湖金仙寺写“清凉歌”五首：却来观世间，犹如梦中事。人生自少而壮，自壮而老，自老而死。出不知来，死不知去，蒙蒙然，冥冥然，千生万劫不自知。长歌当哭，痛彻心扉，一语道尽了此时的中国和日本，面临国运拐点，无论是遭受日军侵略者践踏的中国，还是军国主义膨胀至疯狂的日本，都命运多舛，文明撒落一地，局中人却懵然不知。

民族命运多舛，战火不断蔓延。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突然向上海闸北区发动进攻。中国19路军奋起抵抗。就在这次事件中，日本的空中力量首次露面，以300架舰载机对决中方的32架飞机。2月5日，中日空军爆发首次空战。2月26日，中国空军又与日军连战两场，均以失败告终。尤其北上助战的广东航空队，飞机性能明显逊敌，南京政府见势头不好，遂电令全部机队撤至安徽蚌埠。7天以后，19 路军被迫撤退。

中国空军的第一次战役就此画上悲痛的一笔。

战火纷飞，谁夺得制空权，谁就拥有了绝对的战略优势。此时日本空中实力，陆军航空兵有飞机1000多架，海军航空兵有飞机1200余架，性能优异。用于上海方面的兵力为陆军航空兵300余架;海军航母3艘，飞机500余架。大战在即，中国用以面对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只有305架陈旧的飞机。

1937年8月13日，上海地面战斗全面展开。14时，中国航空委员会在南京下达了《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次日凌晨，近50架飞机奉命出击。这是自卢沟桥事变以来，中国空军首次出动。这一天是台风天气。狂风暴雨中，飞行员驾驶着没有座舱盖的轰炸机，扑向日军的军舰和地面目标。在东海游弋的日军航母，由于台风不能起飞舰载机，眼看着中国飞机全胜而归。

此次突击作战，是中国空军在整个抗战中单独出动规模最大、所获战果最大的一次，击沉、击伤敌舰各一艘。但这唯一的一次好运立即便结束了。

11月11日，上海陷落。3个月中，日机损失200余架，但中国空军却消耗殆尽。

12月4日拂晓，一架中国飞机飞临古都南京上空。这是整个战场中国空军最后一架作战飞机。它成了南京全部中国军队的眼睛，起飞不久就发现宣城方向有一条蠕动的“黄蛇”，已经夺取制空权的侵略者大摇大摆地行进在江南水乡，如入无人之境。

当这架飞机飞离南京时，南京城已经沦陷敌手，屠刀之下，一寸山河一寸血，它看到秦淮河河水已经染成了鲜红……

危难时刻，苏联和美国空军相继伸出了援手，一支被称为“飞虎队”的美国志愿航空队也接着来到。

当我们仰望浩瀚星空，历史的轰鸣声依然震耳发聩，令人悚然警醒。那些在丧失制空权的天空下依然前赴后继的英雄们，书写着一个民族苦难而坚韧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在为创建自己的人民空军做着不懈的努力。1939年7月10日，抗大总校从延安转移至晋东南太行区，在延安留下部分师生组成了第三分校。1941年9月9日的“中央军委关于抗大总校和分校领导关系及任务分工的通知”中，明确指示“延安三分校培养特种干部。现有俄文一大队，炮兵一大队，工程一大队（内分爆破与摩托），参谋一大队在训练中。”

这时的三分校，俄文一大队只有俄文一队和二队；工程大队也只有爆破和摩托。

几乎与三分校俄文一队的成立同时，1941年1月，根据王弼、常乾坤的建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第18集团军工程学校，以培养航空机械人才。随后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设立了航空学校筹备处，开始了筹建航校的工作。筹建工作由王弼和常乾坤负责。

他们在丘陵沟壑中四处奔波，实地勘察、选择校址。经过多方考察，最终选定在延安北面的安塞县城西杏子河畔，一个非常隐蔽的小山村——侯家沟门村，以一排窑洞作为航校的校址。接着，他们又选定靠近延安至安塞之间一块称为“小扁沟”的平地作为机场。

1945年8月20日，周致和、黄哲夫、赵迺强、管宇东、沈时槐、黄文星等6人，驾驶日本送给汪精卫的“立川99式”双发单翼飞机“建国号”飞向了蓝天。这种飞机载油量大，续航时间长，是当时日本最先进的运输机。经过近6个小时的长途飞行，飞机在延安安全降落。

第二天，朱德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等亲切接见了起义者们。朱总司令鼓励说：“我们也要搞空军，现在人才太少，你们来得正好。”“建国号”起义是在8月20日，后来就改称“820号”飞机。这是八路军的第一架飞机，隶属八路军总司令部。8月底，延安召开庆祝抗战胜利大会，“820号”飞机在会场上空散发五颜六色的传单，军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飞机，引起不小轰动。一时，“八路军有飞机了”的消息传遍了延安，也传到了陕甘宁边区各地，极大振奋了士气。

抗战14年，日军侵略者的飞机轮番轰炸，中华大地千疮百孔。无数日夜，侵略者的炮弹轰鸣而降，中华大地一寸山河一寸血，无数民众生离死别，惨绝人寰。

当我们回顾艰苦卓绝的14年抗日历史，不能忽略在白山黑水间坚持战斗的抗联队伍。翻阅厚重的历史，这支在数十万日军重重包围下顽强战斗的部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鲜为人知的是，早在“建国号”起义飞到延安数年前，东北抗联官兵已经在阿穆尔河畔密营进行伞降训练，在寻访那些年近百岁的抗联老战士时，他们回忆起当年从飞机上一跃而下的训练生活，依然心情激荡。白山黑水，伞降泅渡，密营出击，这支传奇的队伍成为我军最早的空军。

1940年1月24日，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会议在伯力大街55号召开，会议起草形成《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新提纲草案》和《吉东、北满党内斗争问题的讨论总结提纲》等，对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任务、斗争策略、抗日联军的整理改编和统一领导等问题进行研究，史称第一次伯力会议。

1940年末到1941年初，吉东、北满、南满省委负责人齐聚伯力举行会议，会议坚持中共东北党的旗帜，坚持东北抗联旗帜不倒，直到取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史称第二次伯力会议。

1942年7月，苏联远东方面军总司令阿帕纳先科大将同抗联领导人周保中等人会晤。抗联领导人提出：希望得到远东方面军的援助，以便做好对日作战准备，解放中国东北。阿帕纳先科大将建议：东北抗联加入远东方面军，来做必要的准备。形成议案后，经共产国际同意报请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批准，8461作战部队以步兵第88旅的番号列入远东方面军战斗编制并直接由远东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指挥。在黑龙江下游支流阿穆尔河畔的野营，组建起东北抗联教导旅。至此，东北的抗日斗争融入了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体系，为消灭关东军收复中国东北全境奠定了基础。

东北抗联名将王明贵之子王晓兵为父亲整理抗联资料时，专门研究了这段历史，撰写了《在中国航空跳伞史上占有重要篇章的东北抗联女伞兵》。东北抗联名将周保中写于1942年10月9日的日记有如下记载：东北游击运动抗日救国斗争中妇女参加诸般战斗工作，普通表现良好，甚至许多妇女表现革命斗争性特异，不落于男子之后。即以学习降落伞而言，去年十月曾派遣十二名妇女学习，在X城机场曾降落两次后，因季节天候限制，终止学习。今次妇女参加学习者二十名，有降落三次者，有两次者四名。男子中尚有因胆怯或无忍受性而放弃学习者，妇女无一人落伍，表现坚毅勇敢，且有纪律性，深受某降落伞专家苏联闻名中校同志及总教官所深赞佩。此辈革命妇女在中国航空降落伞术的历史上应占重要之篇幅，学习妇女特记名于后：政治指导员王一知，班长金昌玉，班长王玉环、李淑贞，队员李明顺、金玉顺、金伯文、庄凤、柳明玉、郑万金、邢德范、赵素贞、胡秀珍、金玉坤、徐云卿、李桂香、金顺姬、张景淑、朴景淑、李英淑。

抗联名将王明贵在回忆录中写道：1942年10月间，我们在乌苏里斯克进行了一次空降训练，先学基本动作，然后练跳伞塔跳伞，最后是从飞机上演习空降。大家对这个训练都很感兴趣，绝大多数同志都跳得很成功。在这次训练中，因一个主降伞有毛病，迫击炮排排长杜马里牺牲，大家都为他遭到的不幸感到非常痛心。

四年之后，1946年3月1日，吉林通化，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创建，第一架飞机是用马车拉来的，飞行员的安全带是一根麻绳，大部分时候航油是用酒精替代的，空中的飞机联络靠的是“抖动翅膀”。

1951年5月，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人民空军开始以师为单位轮番入朝作战，成立不足两年的“雏鹰”要和世界最强空军争夺制空权。这是空战史上力量最悬殊的对决之一。

战争初期，美国在朝鲜投入飞机1200多架，而我空军作战飞机不足200架，比例为6:1 ;美军飞行员平均飞行时间1000小时，我军飞行员飞行时间最多不到100小时，比例为30:1。

同年11月30日，志愿军组织9架杜二轰炸机轰炸大和岛，遭遇敌30余架野马战机拦截，4架战机被击落，32名空军战士在战斗中牺牲，最年轻的仅19岁。整个朝鲜战争，人民空军先后投入10个航空师、2个轰炸师，击落、击伤敌机425架，其中击落敌机330架、击伤95架。

美国空军参谋长伊特·范登堡留下了一句经典的感叹：“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1953年10月13日，南宁市上空，美军1476型无人侦察机在1.75万米的横穿而过，我空军负责拦截的战机无力爬高，打光所有炮弹，也未能击中目标，目送敌机潇洒来去。

1996年11月5日，首届珠海航展，人民空军只有老旧的歼8IIM撑场面，珠海金湾之内，苏一27战机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外媒戏称珠海航展为“世界最大的俄制武器展销会”。

弹指一挥间，空军成立走来的岁月里有多少眼泪与不甘，就有多少热血与砥砺前行的力量。

空军辉煌战史的背后，是一代代空军将士难以想象的奉献与牺牲。

1700多名烈士的名字永远刻在了空军“英烈墙”之上。

46岁的试飞员刘刚，飞机失事，壮烈牺牲。由于无法找到尸体，家人只好在骨灰盒里，放置了一架小飞机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