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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抄,古人会吃什么主食

摘抄,古人会吃什么主食

作者: f57b42734ec0 | 来源:发表于2024-02-22 20:15 被阅读0次

    问起中国人主要吃什么,大部分人都知道中国北方以麦为主食,南方则是米的天下。在当今的中国,除了极少数干旱贫瘠地区外,中国人的餐桌上永远以稻麦两种作物的制品为主角。无论是馒头、面条、米粉、肠粉、团子、馄饨、饺子,都是麦和稻加工后的产品。

    虽然营养学家不断宣扬五谷杂粮的好处,但是小米、糜子、黏米、燕麦、荞麦、玉米、甘薯等食品多数情况下只是中国人调剂胃口之用。除了少数信奉特定饮食教条的人,很少有人会一年四季都以这些东西为主食。麦稻平分秋色从一千多年前开始就是这片土地的特色。然而,如果将时代追溯更久,中国古人的主食又是怎么样的呢?

    一.黍:中国人最早的主食

    对上古时期的东亚地区而言,最重要的作物有三种。

    黍米摄影图高清摄影大图-千库网

    中国北方最早被驯化的作物是黍,也就是现代中国人所说的糜子。黍的祖先是哪种野草至今尚未有定论。类似黍的野草广泛分布在欧亚大陆。

    距今9000年到7000年左右,位于黄河中游两岸,今天河南以及河北的华夏人群先祖开始人工种植黍。这是农业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北方。而靠着种植黍提供的稳定食物来源,这批人成了北方最早开始由采集狩猎社会转型为定居农业社会的人。在随后的数百年时间里,种植黍的范围逐渐扩大,东边沿着黄河扩散到下游,今天的山东一带,西面则溯河而上,沿黄河以及渭河进入关中盆地,直达甘肃东南部。

    作为现代农作物,黍存在严重的缺点,不但产量较低,而且即便在水肥条件很好的情况下也难以增产。但是在干旱贫瘠的土壤中,黍仍然能维持较为稳定的产量。生长期短暂的黍几乎是最为省水的谷物,且抗病能力极强。对于农业技术刚刚起步中国北方先民而言,驯化黍的意义非凡。

    这些沿着渭河和黄河的黍农奠定了日后的华夏文明基础。黍作为中国北方主食的历史出持续了数千年。东周时期,路过已经化为废墟的宗周的西周遗民仍然在《诗经·王风·黍离》中发出了“彼黍离离,彼稷之苗”的哀叹。

    二.粟:狗尾巴草的大作用

    然而,黍也不是没有对手的。《黍离》中已经提到了另一种作物——稷的存在。它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和黍同样重要。

    粟的驯化比黍要稍迟一些。农业刚刚起步时,中国北部正经历一段气候干燥而寒冷的时期。虽然粟和黍都是旱地作物,但粟的抗旱能力跟耐贫瘠土壤能力和黍仍不可同日而语。随着气候逐渐转向暖湿,粟从华北平原东部较温湿的地方开始向西扩散。

    一旦种粟变为可行,它相对黍而言产量稍高的优点就变得非常重要。更高的产量意味着能养活更多的人口,支撑规模更加大的聚落以及更为复杂的社会形态。长期种植黍、粟农业,终于使得华夏先民在东亚众多人群中成为率先脱颖而出,进入文明时代的族群。

    华夏人对粟的重要性有极其充分的认识。《农书》记载:五谷之中,唯粟耐陈。粟的硬壳可以防霉变虫蛀和腐败,有利于长年储藏。今天的考古发掘中经常会发现先秦乃至石器时代所储存的粟。而粟在先秦也称为稷。周人认为自己的祖先就是后稷。此处的“后”是上古华夏人对首领的称呼。追寻先祖到后稷充分说明周人对粟的重视程度。后来“稷”更是国家代名词“社稷”的重要组成部分,稷乃是建立国家的基础。例如,秦始皇的曾祖父秦昭襄王的名字就是稷,这就可见他的父亲秦惠文王对他的重视和喜爱。

    除了“粟”,还有一种主食极具竞争力,那就是大豆。在史前时代,大豆主要种植在我国东北地区。随着人类的不断选育培养,大豆里的油性成分不断增加。到了战国时代,被古人称之为“菽”的大豆开始取代黍,称为和粟并列的重要作物。在诸子百家的作品,只要谈到农业,几乎都会提到菽粟的存在。《墨子》中提到:耕稼树艺聚菽粟。《荀子》里提到:工商不耕田而聚菽粟。可见在战国时代,菽粟就是粮食的代名词。

    三.稻:中国农民给世界的礼物

    而在同期的中国南方,也有一群人在另外一种作物的支持下快步迈向文明时代,就是我们熟悉的楚国和吴越两国。而这种作物也是东亚起源的三种主要禾本科作物中唯一一种至今仍维持中国人主要口粮来源地位的。

    中国百分之三十的耕地用于种植水稻,全国一半以上人口的主食是大米。东北和南方一样吃米为主不必说,就算华北地区,历史上也大量依靠南方北运的稻米解决粮食问题,说稻是中国的第一粮食作物不为过。而稻的驯化正是起自中国。

    当今,野生稻生长于中国南方的福建、湖南、江西、云南、广东、广西和海南,尤以两广和海南为多。

    在南方雨水充沛的自然条件下,稻的优势异常明显以致没有任何潜在的竞争作物出头。稻在中国南方从古至今占据统治地位的绝对优势粮食作物。驯化稻更是上古华南人民赋予世界的一大礼物——从华南起源的栽培稻逐渐被引种到东亚、东南亚、南亚各地,成为当地最重要的主食。甚至中亚抓饭、西班牙海鲜饭、意大利焗饭等当地特色食品也离不开的稻子。

    自驯化之后,稻也向着中国北方扩张,一路向北,又扩散到了甘肃东部的西山坪地区。到了相当于商朝的时期,甚至一度传入今天的辽宁一带。虽然其后随着气候等条件变化,北方稻作农业时而扩大时而缩小,但稻作为华夏人主要粮食之一的地位始终得以维持。

    周朝开始,中原地区的华夏人群和西域的原始印欧人群分别扩张。双方的交流下,一种起源于两河流域的作物传入中国。这种作物在其后两千年里逐步取代了粟和黍的地位,更在宋朝以后成为中国北方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华夏人将新作物命名为“麦”。无论从上古字形和上古汉语的读音来看,“麦”都和“来”是相通的。给这种新的作物起名为“麦”暗示着其西方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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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在春秋时期已经在中国北方广泛种植。《左传》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巫师预言晋景公吃不到来年的新麦,于是到了第二年麦收时节,晋景公把巫师喊来,说自己马上要吃到麦子了,而巫师妖言惑众,将其处死。然而正当他要吃下新麦时突然感到腹痛,在如厕时,不幸坠入茅坑身亡,终究没能吃到麦子。

    毫无疑问,麦的传入给中国造成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然而,华夏人群的人口优势在麦传入前早已奠定。黍、粟对此厥功至伟,麦顶多只能算锦上添花了。

                                  四.薯和芋及杂粮

    在粟、黍、稻的帮助下,东亚地区迅速发生了人口膨胀,而到了明清,因为小冰期,人口一再爆炸增长,这些传统的主食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人口增长所需了。番薯和芋头等植物的块根,重回古人的餐桌。

    番薯和芋头,在今天可能只会作为蔬菜食用。但它们的确是中国最早的主食,没有之一。在中国先民成功驯化狗尾草为粟、成功驯化野生稻谷之前,就已经学会了种植块根类植物作为主食食用了。近代的台湾省原住民,在没有接触汉人以前,就以种植芋头为生。大者有七八斤重,食用的时候将芋头埋入灰烬里煨熟,然后聚集全社分而食之。在中国各地还保持原始生活状态的部落里,依靠块根植物生活的例子屡见不鲜。块根类植物作为农作物好处很多,如种植简单,烹制方便,含有较多的淀粉可以提供能量等。缺点则是中国本土的块根植物含水较多,储存困难。

    而随着明朝郑和下西洋和晚清被迫打开国门,美洲粮食作物的引进,如马铃薯和玉米,对于某些可耕地稀少的地区来说绝对是利好消息。这些适合盐碱地和山地的作物的确成为了首选。古人所需的口粮也开始改用高粱、玉米甚至马铃薯等杂粮提供。尤其是到了清朝,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再加上战乱,人们对于粮食产量的需求远远超过了对品质的追求。据当时福建的《霞浦县志》记载:在霞浦县食米十之二,食署十之七八。也就是说只有富人才能吃得起白米饭,大部分平民都在吃番薯,马铃薯这种主食。

    所以说,明清的人口激增带来的是中国饮食史上最大的衰退时期。用口感一般的杂粮取代主食的趋势,直到改革开放后,我国引入西方农业技术和化肥生产设施,再加上如“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杂交小麦之父”李振声,“中国玉米之父”李登海等科学家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勤研究,这个局面才得以彻底扭转。

    中华文明自诞生起,对吃饱饭的渴求,对饥饿的恐惧,从未停止。至今天,很多老一辈人仍有对“挨饿”入骨的记忆,甚至于成了一种集体的潜意识。而我们的先人至今人,也始终上下求索,从“盘中羞涩”到“天天过年”;从“吃饱吃好”的朴素心愿,到“吃绿色”“吃健康”的升级需求……对于主食的变化,相信每一个中国人的感受都非常深。我们中华民族对粮食的重视,从来都是“民以食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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