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期银湖沙龙的结尾，马立安博士被问到，有一天她在做公共艺术的白石洲也被拆了怎么办，深圳城中村的前景是什么，是被拆，还是别的?
喜欢快刀斩乱麻的马老师说:
“城中村的消失不是个问题，问题在于我们这个城市的道德底线是否被拉低了。”
我发现她回答问题的方式，是个“狡猾的”人类学家，不是个“天真的”人类学家。
她善于先给出一个宇宙广漠的背景，然后论证一个人类社会短暂的瞬间多么不足道。刚才那个问题，回答的时候并行的是她认为“反正地球上的一切都会成为过去”的理念。
类似的还有，当问到“做公共艺术的时候如何与各种社会力量博弈，包括政府力量，如何能不被扭曲”的时候，回答也是大背景之下的断语式:
“我们都是在社会上被‘扭曲’的啊。做艺术和做其他都是一种洗脑，洗脑和洗脑的区别，只在于权力。所以你要寻求影响力和效果的，就抓住权力吧。”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她还先分析了这个提问里面包涵的一些前提:
提问者的预设前提是，做公共艺术，要寻求一种影响，一种效果，就势必和一些力量有冲突，为此会自己产生改变。不过，她倒不认为改变就是扭曲。
一个年轻男生说她是当代白求恩的时候，她不禁失笑了，倒还是很包容:
“中国人也是人，并不特别啊，我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中国人做了什么，相反，是中国的人们太好了，太宽容了，允许我做的一切。所以不是我帮助了中国人什么，是中国人帮助了我。”
插播一句，因为习惯了听到年轻人说话带着通篇大词，在此，那一篇长长的致辞里面，我只简单摘录了一个“白求恩”。
可巧，坐在我左手边的是个高中毕业生，女孩，在城中村附近的中学读了四年。她喜欢去城中村里探索好吃的。她提的问题是，如果一直只有少数人关注城中村里的状况，永远有些人不会去看这些，是不是社会问题就无解了。
马老师的回答很直接:
“我们的艺术不是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
并且，她此前也说过，她的团队的所作所为，只吸引那些喜欢这样的“作品”的人。说不上吸引所有人。艺术选择自己的受众。社会问题嘛，我理解她没说出的意思是，永远会有人不感兴趣，这当然是允许的。
坐在我右手的女生，正在广州的高校读博，那所大学边上就有一个闻名远近的城中村，不过将近三年来她都没有去过，并不想去探一究竟，恰好印证了上面的说法。
其实，还有一个考虑是，年事渐长，人对周边环境的好奇心不免消磨大半，可能更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领域，两耳不闻窗外事也是可以的。不过，这位女生也是半个深圳土著，在城中村边上长大的孩子，一直关注马立安博士的研究，不然就不会来到这个城市沙龙了。
坐在我对面的大叔，作为最年长者，被邀请“讲几句”，为难之下，他简单地说了自己这么多年与城中村的缘分:
“九一年来的深圳，就住在水贝。九二九三年在福田做事，是司机。九五年，开始在一个城中村做小生意，遇到拆迁，躲拆迁就躲到了下沙。后来觉得岗厦有机会，就去岗厦开店，刚搬完店，门前被围起来了: 修地铁。后来岗厦也拆了。最后搬到白石洲，一直住到退休。今年终于住上了廉租房。感谢政府。感谢党。”
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在场的人有一半是三十岁以下，另一半是三十岁以上，正好反映了深圳这个城市的平均年龄。
人类社会的历史本来就够短的，城中村的历史就更短。确实，作为城市化的过渡，城中村一定会存在一段时间，让人们为将来做各种准备。由于都是过程性的产物，没有什么不能改变，只是，对于马立安博士这样的以考察生活为业的学者（也是社会行动者），一直强调公共艺术及类似行为在社区的价值和意义。一个如此强调价值观的人类学家，还真是少有。
她为这次沙龙带来的分享题目就是“公共艺术的价值和意义”，介绍了握手302这个机构成立五年来做过的各种尝试，对于该机构的五年存活期间抱乐观态度。她甚至说:
“公益，就是可以不用按别人的的游戏规则玩。”
这个定义还蛮有新意的，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还有，“为什么住在城中村”这样的问题，一层层问下去，最后会落实到“要什么样的生活”以及“要活在什么人的眼光里”。
看来，人类学家不但是爱提问的“动物”，还是爱一层层剥洋葱的“怪物”啊。
活在这段必然成为过去的历史之中，马立安博士带着人类学家的幽默，看待城中村中发生的一切。她有这个耐心，也因为她把停留的地方看作家园。她在深圳住了二十三年，已经是深圳人了，一个典型的“无车无房无孩”的深圳人，还活得蛮开心。这样的居民，哪个城市不喜欢。
还有，这次沙龙，发现学社会学的男生长得挺好看，学人类学的大妈（马老师）很清新、爽朗，搞艺术的女生们妆容精致，都挺好的。
她说，艺术要舍得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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