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妹姐姐，住在我家对门，和我家住了近十年的邻居。两家人亲如一家人一样，我叫小妹姐姐的爸爸张伯伯，叫她妈妈张妈妈，叫她哥哥张哥哥。我几乎天天长在她家里。
我妈说，自己家包了包子不吃，非要吃人家的菜团子。
小妹姐姐个子高高的，瘦瘦的，有一副好嗓子，她从小就参加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合唱团，经常看到小妹姐姐穿着白衬衫，花裙子，系着红领巾，很神气地参加完合唱团活动回来。
小妹姐姐家有她爸爸、妈妈和哥哥，小妹姐姐比我姐姐小四岁，比我大六岁，是院子里的孩子王，经常带领着我们一帮小嘎嘣豆子去玩。比如，周日带我们去离我家有一站多地远的大花园去玩。这些孩子里边我最小，我是小妹姐姐的跟屁虫，她对我也是格外关照。
有一次，我们十来个孩子在大花园里摘花，园林工人来了，大家一窝蜂地都跑散了。我跑得慢，被园林工人抓住了。一个园林工人叔叔拿着剪树枝的剪刀要剪我的手，吓得我哇哇大哭。
小妹姐姐来了，用了一根鞋带让其他孩子把她的手捆了起来，走到园林工人跟前说：“放了这孩子，她还没上学呢，你要剪，你就剪我的手。”
那个园林工人，看着小妹姐姐笑笑说：“我就是吓唬吓唬这孩子，以后别再摘花了。”
小妹姐姐说：“我给您唱个歌吧！”
说着就唱了起来：“小鸟在前边带路，风儿吹着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
大花园里吸引了许多游人，大家都夸赞小妹姐姐唱得好。她唱完了一首又唱了一首，又唱了一首。之后，领着我们一群孩子像似打了胜仗一样回家了。
在院子里玩打垒球，玩攻城记，小妹姐姐都是当裁判。大家有了争执，都要让小妹姐姐来裁定。
那时候，大院里有许多人家，职业各不相同，有机关干部、有学校老师、也有普通工人。即使是工人，有炼钢工人，也有拉板车的。还有二楼的英英、仁仁，他爸爸不知道为什么事，蹲了监狱。但孩子们之间都很平等，谁都没有歧视他们。后来，英英、仁仁反倒在院子里称起霸来，欺负比他们小的孩子。还是小妹姐姐说服了他俩。
小妹姐姐也有挨欺负的时候，那就是她挨大她两岁的哥哥的欺负。每到这时候，小妹姐姐会跑到我家，求救于我姐姐。我姐当然会鼎力相助。
因为我家与小妹姐姐家父母是同乡、又是同事，所以大人孩子都格外亲近。我们三个女孩子一起对付张哥哥。直到张哥哥求饶，答应给我们讲故事才肯放过他。我姐姐一般是不听他讲故事的。
我姐姐是标准的好学生，上的是北京市顶尖的重点中学，在院子里人人羡慕。张妈妈自然成天让自家的两个孩子向我姐姐学习。小妹姐姐虽然功课不太灵光，考中学时，只上一所普通中学，但她其实特别聪明伶俐可爱。她会烙饼，会踩缝纫机，还会把自家烧过的煤核用小炉盖敲去外边的灰，露出里边没有烧透的黑煤核，再继续使用。有时，我也帮她一起敲。我姐姐好像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活。
我姐姐要上大学了，她扯了一件格子布的旧衣服做大书包。那书包就是小妹姐姐用碎布头拼接起来的。
那个暑假，电影《小铃铛》正式上映。小妹姐姐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合唱团的成员，参加了影片中“花儿朵朵”的大合唱，电影里还有她的镜头。她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我姐姐带着我们一起去看电影，我们都为她高兴，为她骄傲。
张妈妈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小妹姐姐和她的哥哥都接受过洗礼。她经常会给我们讲些有关天主教的教旨，尽管她并不懂。她还趁父母不在家时，偷偷把我领到她家的内室，让我看墙上的耶稣受 难像，还有《圣 经》。她说，她去受洗礼，闭上眼睛，圣水洒在头上，就看见上 帝了。我姐姐说她迷信，说她是少先队员，不该传播迷信。
我外婆去世，爸爸妈妈经常出差，小妹姐姐她抱着被子住到我家，和我们就伴。
寒暑假，我们更是厮混在一起，端着饭碗到对方家里吃饭更是再常见不过的事。
过大年时，我姐姐领着我和小妹姐姐到部里礼堂去猜灯谜、领奖品，或者是在周末带着我们去看露天电影，我们亲如一家人，我只是多了个姐姐而已。
我上小学时，我的牙齿不好，要到医院去补牙。那时父母工作忙，我姐姐已经上了大学，平时都不在家里。小妹姐姐就带我去医院。回来的路上还会给我买些水果吃。她买了一种梨，外表颜色较重，很丑，像土色，但很甜，很好吃。她还买小铃铛，系在我的手腕上。我们手拉着手，走在街上，小铃铛叮当作响，好听极了。
后来，她家里发生了变故。先前一向平和、慈爱、温婉的张妈妈变得越来越不可理喻。
过去小妹姐姐家的外面走廊和窗台下边种了许多棵向日葵。每到秋季，张妈妈会炒上许多瓜子分给院子里的孩子们。小妹姐姐让孩子们排队，每个孩子的衣兜里装得满满的。无论我什么时候去她家，都有瓜子吃。张妈妈对我们可好了。
但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张妈妈变了，变得神经不正常了。她还用铁通条打小妹姐姐。
父母单位里为了照顾双职工，我家搬到了机关附近的宿舍区。有一天，小妹姐姐到我们家向我的母亲哭诉，还把她的伤让我们看，一道一道的紫红印子。
我妈妈去了她家，和张妈妈说不能打孩子。张妈妈却说，她身上有邪气，她是为了驱赶邪气。
小妹姐姐离开了家，去了内蒙古插队，张哥哥去了云南。
再见到小妹姐姐、张哥哥已经是九年以后，我已经高中毕业。我们一起复习，准备参加高考。
小妹姐姐依然叫着我的小名，说，你是大孩子了，把你当朋友。她说，她在内蒙待了整整九年，在农村当了小学老师。
小妹姐姐的外貌未见一点改变，性情仍像过去一样开朗，笑容里不含一点杂质。但是略一交谈，知道她成熟练达，成为我的榜样。
她说，九年的日子，全靠她姨妈对她的关照，让她看了很多书。学会了自立，没有随便嫁人，坚持等到回城。言谈中竟没有一点沧桑感。
但九年啊，在艰苦的环境下，这么长的时间，一个漂亮的小姑娘，长成了一个漂亮的大姑娘，要抵抗多少诱惑，要靠着多大的毅力和信念才能熬出来。
后来，大学毕业的小妹姐姐在机关工作，分管我国的公派留学生工作，经常出国。
我生孩子那年，小妹姐姐特地来我家看我，送我些小礼物，很热情、客气。
小妹姐姐有一个女儿，像她一样会唱歌，不一样的是，钢琴弹得也很好，后来在伦敦留学，海归，白领或金领。
“母亲住进了最好的养老院，照顾两位老人就是我的全部生活。”小妹姐姐这样说。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现在都离得远了，不像从前，门对门，可以经常跑到她家里去玩。
祝福小妹姐姐健康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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