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曾经说过，只要约束条件弄清楚了，预测经济现象能够和预测自然现象一样精准（大意）。于预测、占卜一道，经济学是否真有此伟力且不必说，历史学是真的无可奈何。
其实，大多数人文学科，其主要的功用是于人类精神上有所开解。以历史学为例，它是面向过往，解释已发生的事，而不预测未发生的事。
即便解释已发生的事，历史学能做到何等程度，也是不好说的，而对于大的事件及其“意义”，历史学的解释，更是人言言殊，即使专研此道的学者，也只能择其一，信仰罢了。
“中国近代的开端始于何时”，即是此一类难以分说清楚的问题。
当然，在中国学界，目前最流行的近代开端论，还是“鸦片战争论说”，即认为中国近代，始于“鸦片战争”。此一论述，其实质是“冲击-反应”理论，即认为中国进入近代是被动的，是被迫卷入西方开启的近代化浪潮之中。
还有学者将明朝中后期视为中国近代的萌芽，只是此一萌芽并未开花结果，何谓萌芽者乎，也就难以说清了。
此外，海外汉学界最流行的是“宋代近世说”，源自“唐宋变革论”，其主要观点是：“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其首倡者为日本京都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
这一论说为欧美诸多汉学家所服膺。如法国汉学家白乐日认为：宋代其实比西方更早地成为了“现代的拂晓时辰”；法国另一位汉学家谢和耐也认为：“十三世纪的中国其现代化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它独特的货币经济、纸钞、流通票据，高度发展的茶、盐企业，对外贸易的重要（丝绸、瓷器），各地出产的专业化等等。国家掌握了许多货物的买卖，经由专卖制度和间接税，获得了国库的主要收入。在人民日常生活方面，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各方面，中国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国家，其自豪足以认为世界其他各地皆为化外之邦。”
美国孟菲斯大学教授孙隆基在其长文《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千年》中如此写道：“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国家的成形，以及国际化，等等。这一组因素，宋代的中国似乎全部齐备，并且比西方提早五百年。”
不必引用其他论说了，此一观点的流行从以上引述也略可见及。不过，这一学说的最大问题是：宋代已是近代化的开端，那之后呢？
正如《剑桥中国史》辽西夏金元卷的著者（此卷由慕尼黑大学名誉教授傅海波和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崔瑞德合编）所提的一系列问题：“这些征服王朝真的代表了中国社会、中国经济、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文化的‘自然’发展中的大倒退吗？没有这些征服王朝，代表11世纪宋代中国特征的高速发育的形态和合理的组织结构就能延续下来吗？它们使得某些学者所说的出现于宋代的一个‘近代时期’夭折了吗？……为什么在明代，当他们最终把蒙古人从中原驱逐出去时，仍不能恢复由宋代提供的更为高级的政府模式？相反，却继续保留了金、元时期制度发展的那么多方面呢？”
这一驳难至今难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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