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中国近代史学者，时事批评家，台湾作家，历史学家，诗人等，号称“以玩世来醒世，用骂世而救世”，有《北京法源寺》、《阳痿美国》、《李敖有话说》等100多本著作，前后共有九十六本被禁，创下历史纪录，被西方传媒追捧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
今天跟大家分享他的代表作——《北京法源寺》，一本非常优秀的历史小说，基于历史和大量的资料典籍，又感性地赋予丰富的小说情节和鲜明观点，让人身临其境，看得滋滋有味。
喜欢《明朝那些事儿》的朋友会非常喜欢这种文风，史不像史，小说不似小说，散文不类散文。
两者介绍历史的方式非常相似，都是基于客观的历史事件，再结合自己对历史深厚的理解，进行二次创作。我曾一度有点怀疑，当年明月写《明朝那些事儿》的手法就是从这本书借鉴的。
历史总是枯燥的，满是琐碎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如同坚果的壳，冷冰冰、硬梆梆的，无法引起共鸣。
但李敖和当年明月用自己渊博的知识，细腻的笔触，为我们撬开这个壳，呈现出丰富、美味、有营养的果实。
虽然《明朝那些事儿》和《北京法源寺》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书，观点也有待商榷，但这些书至少能让我们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来解读历史，引起我们对历史的兴趣。
主要内容
该小说主要描述了在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爱国志士为改变中国现状而做出的努力和活动。
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当时晚清政府昏庸愚昧、顽固不化，帝国主义趁机瓜分中国，纷纷在各地开设租界，一大批知识分子觉醒，尝试用自己的方法来救国。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发动了这次戊戌变法，他们幻想在不触动封建主义经济基础和不推翻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实行变法维新，取得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效果，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他们说服当时有名无实的光绪帝实行改革政府机构，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翻译西方书籍，创办报刊，开放言论，废除八股文等一系列改革措施。
但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最后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国外，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宣告失败。
李敖先生在这次事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力透纸背的文笔，聚焦这段近代中国最黑暗的历史，诗意地描绘了一批爱国志士的心历路程，并穿插讨论了真善与伪善、愚忠、家国、因果、佛法、生死等话题，不局限于大事件的描写，以主要人物的心理作为切入点，用思辨的形式深入挖掘他们思想的博学、矛盾和冲突，字字珠玑，发人深省。
康有为
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学贯中西，强闻博记，还写得一手好书法。
五岁能诵唐诗数百首，六岁就读《大学》、《中庸》、《论语》和《孝经》等经史。长大后继续博览群书，攻读了大量传统经典，主张济人经世，不纸上谈兵。
但国家的危亡，现实的刺激，使他对传统文化产生怀疑。他开始接触西方文化。22岁那年还一个人跑到山里读书，主要读经世致用的书，并收集了不少介绍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的书刊。
经过学习，康有为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康有为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从此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至于他的书法，用北京大学教授陈玉龙的话说，就是：“纵观20世纪中国书坛，真正凭深厚书法功力胜出，达力可扛鼎境界者，要数康有为、于右任、李志敏、沙孟海等几人。”
由于思想先进，又巧于把握时势，康有为被一大批“仁人志士”追随。
但最后结果出乎意料，他作为原来的维新派，到了后来却成了阻碍进步的绊脚石，反对革命，主张改良，维护封建制度，成了保皇派。
梁启超
被公认为清末优秀的学者，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从小就是一个天才，“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
后来认识康有为，被康有为独到的见解和大胆的举动所折服，便抛弃旧学，拜康有为作老师，接受了康有为的改革主张和变法理论，逐渐走上了改良维新的道路。
变法失败后跑到日本。后参与辛亥革命，与老师康有为的“保皇思想”对立，反对帝制。
梁启超门下有多位才华横溢、名满天下的学生，如著名诗人徐志摩、第一位获得国葬待遇的蔡锷将军等。
谭嗣同
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
从小是个世家公子，家世显赫，父亲曾任湖广总督。读书务求广博，好讲经世济民的学问，文章写得很有才华，虽然父亲是体系内当官的，但他对八股文非常反感。
他仰慕那些锄强扶弱的草莽英雄，曾和当时北京的一个“义侠”大刀王五结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挚友。
此外，他在佛学上有很深的造诣。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人被誉为“佛学彗星”，一个是东晋时期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写了一部佛学经典之作《肇论》，奠定其在佛教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另一位便是谭嗣同，写了《仁学》，为现代人开拓了“应用佛学”的领域，将佛法精神贯注于现实社会。
在北京认识了梁启超等人后，便跑到“时务学堂”协助梁启超，在教学中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
变法失败后， 于1898年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年仅33岁。同时被害的维新人士还有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六人并称“戊戌六君子”。
我们是要忠于主人，还是忠于天下？
忠于主人，即愚忠，比如令人惋惜的岳飞，明明知道自己侍奉了一个昏君，却依然遵守“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教条。
虽然留下了忠臣的名节，却害苦了四方百姓，只因名将一死，朝廷少了抵挡敌军的猛将，大敌入侵，导致百姓生灵涂炭。
岳飞成全了他自己的忠，却使万千百姓妻离子散，流离失所。
这样的忠值得吗？
忠于天下，即广义上的忠，是对国家尽忠。比如改朝换代时，总有一些很有才华、也很有骨气的人不肯受新朝廷的招安，宁愿饿死也要对前朝的皇帝尽忠。但如果他们转变角度，接受招安，想的是造福国家，反而是百姓的福分，国家的转机。
真正的英雄是以天下苍生为己任，只要是对百姓好的事，他就会去做，不会受限具体的朝代和皇帝。
如何鉴别真善与伪善
一个人倒在地上，你停下来说了句真可怜，表示同情，然后转身走开了。
你有善心，但是没有付出善行，这是真善还是伪善？
一个人倒在地上，那个人恰好是上司的亲戚，你想通过这个来巴结领导，或者你看到旁边有记者，不管你的思想多么肮脏，反正你最后还是去扶他起来。
你没有善心，却付出了善行，这是真善还是伪善？
甲杀了一个人，乙想杀一个城市的人，但没有杀。
甲和乙谁的罪孽大？
佛法会说，乙的罪更大。因为甲的行为已经终止了，结果是杀了一个人。而乙虽然暂时未杀一人，但乙有杀一城人的想法，所以乙的罪更大。
从这一点上看，佛认为因果的轮回是不停息的，因此善心比善行更重要。
但是，人的内心本来就是复杂混沌，善恶共存的，我们根本无法去证实和比较内心，如果用善心来评判，会不会根本就没有可行性？
要做出来的善才算是善。
比如说吃饭，必须吃，想吃和说吃并不算吃，一定要有吃的行为。善也是这类性质，善要有行为，没有行为的善就算是伪善。
谭嗣同为什么不逃亡？
戊戌变法失败时，大家都收到了风声，提前逃走。康有为在英国人的保护下逃到了香港，梁启超在日本人的保护下去了日本。
谭嗣同也有充足的时间逃走，梁启超和好友王五还亲自去劝他，但最后他还是选择留下来。
不想连累家人。
谭嗣同的父亲曾两次兼代湖广总督，为正一品封疆大吏，可以说谭家乃是富贵之家。如果谭嗣同逃走了，就会祸及家人，所以谭嗣同选择留下，并伪造和留下父亲反对自己参与维新的证据，保护家人。
想用自己的牺牲唤醒大众的觉醒。
革命有很多角色，有人负责领导，有人负责执行，有人负责顾全大局，有人负责流血牺牲。
谭嗣同选择了牺牲的角色。
他想用自己的性命告诉当时的人们，”改良“救不了国家，只有革命才行。他活着不会有什么损失，但是如果他死了，而且是从容不怕地死去，却能迸发出极大的能量。
最后，他成为了一座灯塔，成为划过暗黑夜空的流星，激励后来的人们前赴后继，冲锋陷阵，不畏生死，走上革命的道路。
这样说来，谭嗣同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总结
“《北京法源寺》不再是一部单纯的历史小说，它透过李敖的理解，将那场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剥离史书，立体得呈现在读者面前，虽然那段历史距今将近有100年，可是在字里行间，我们仍能感受到先驱们澎湃的热血，无畏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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