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不要害我！
一晃又有好几天没写东西了。
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写文章也和别的事情一样，需要一个兴头，如果因什么事一断开，再想续上就比较难。情愿放纵自己去游乐也不写东西了。
可是今天一看简书钻的收益，比发文的时候少了不少，有点亏了自己的感觉，便想写点什么。其实要写的东西都在脑子里排队等着，直接写就是了，可是要下笔的时候，还是觉得麻烦，正好在看鲁迅先生的杂文，便随手从《且介亭杂文》的《附记》复制下来一段，粘在下面，以免字数太少，显得寒碜。
《门外文谈》是用了“华圉”的笔名，向《自由谈》投稿的，每天登一节。但不知道为什么，第一节被删去了末一行，第十节开头又被删去了二百余字，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是写给《太白》的，登出来时，后半篇都不见了，我看这是“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的政绩。那时有人看了《太白》上的这一篇，当面问我道：“你在说什么呀？”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使读者可以知道我其实是在说什么。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也是写给《太白》的。凡是对于求神拜佛，略有不敬之处，都被删除，可见这时我们的“上峰”正在主张求神拜佛。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聊以存一时之风尚耳。
《脸谱臆测》是写给《生生月刊》的，奉官谕：不准发表。我当初很觉得奇怪，待到领回原稿，看见用红铅笔打着杠子的处所，才明白原来是因为得罪了“第三种人”老爷们了。现仍加上黑杠子，以代红杠子，且以警戒新作家。
……
《病后杂谈》是向《文学》〔１的投稿，共五段；待到四卷二号上登了出来时，只剩下第一段了。后有一位作家，根据了这一段评论我道：鲁迅是赞成生病的。他竟毫不想到检查官的删削。可见文艺上的暗杀政策，有时也还有一些效力的。
《病后杂谈之余》也是向《文学》的投稿，但不知道为什么，检查官这回却古里古怪了，不说不准登，也不说可登，也不动贵手删削，就是一个支支吾吾。发行人没有法，来找我自己删改了一些，然而听说还是不行，终于由发行人执笔，检查官动口，再删一通，这才能在四卷三号上登出。题目必须改为《病后余谈》，小注“关于舒愤懑”这一句也不准有；改动的两处，我都注在本文之下，删掉的五处，则仍以黑点为记，读者试一想这些讳忌，是会觉得很有趣的。只有不准说“言行一致”云云，也许莫明其妙，现在我应该指明，这是因为又触犯了“第三种人”了。
《阿金》是写给《漫画生活》的；然而不但不准登载，听说还送到南京中央宣传会里去了。这真是不过一篇漫谈，毫无深意，怎么会惹出这样大问题来的呢，自己总是参不透。后来索回原稿，先看见第一页上有两颗紫色印，一大一小，文曰“抽去”，大约小的是上海印，大的是首都印，然则必须“抽去”，已无疑义了。再看下去，就又发见了许多红杠子，现在改为黑杠，仍留在本文的旁边。
看了杠子，有几处是可以悟出道理来的。例如“主子是外国人”，“炸弹”，“巷战”之类，自然也以不提为是。但是我总不懂为什么不能说我死了“未必能够弄到开起同乡会”的缘由，莫非官意是以为我死了会开同乡会的么？
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编讫记。
记得当初写《秧歌会》的时候，曾经就引用过鲁迅先生的一小段文字，一个文友看了，颇为气不过，留言质问我:“这文章是你写的还是鲁迅写的？”这次不用别人质问，我自己交待:
这篇文章是鲁迅写的。
——大部分都是。
其实这种手法也并非我的原创，是从鲁迅弟弟那里学来的——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哦，不，准确地说是“还治其兄之身”——前两年读周作人的书，真的使我大开眼界:竟然有这样方便的作文办法:一篇文章，有百分之七八十是他从故纸堆里摘录下来的，只在开头和结尾加一两段自己的文字，甚至整篇文章只有一句话是他自己的，无非是根据人家的文章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罢了。
或者有人问，那这篇文章里你自己的观点呢？老实说:没有！——如果我有这份精神头，早自己写了，还引他老人家的文章干什么！我就是图省事，才从网上拷贝下来的，里面有没有错别字我都不知道。
本来可以结束了，但是一想，现在简书上发文似乎有点危险，一不小心就会被莫名其妙地“SUO”住，不让见人。可是我看了一遍自己的写的话，似乎没有犯禁的，如果再被“SUO”，那就只能怪鲁迅了。
鲁迅先生，不要害我！
后记:
对了，除了鲁迅，还可能有一个人可能害我，那就是茹伊老师，因为她说她的一首诗就是因为用“放纵”两个字被“SUO"了，而我，开头就借了她的这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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