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多样性（上）
亚洲与欧洲:不同的均势观
“亚洲”一词使人以为该地区各国的情况相差无几,其实不然,这是个内部各地千差万别的地区。在近代西方列强
崛起之前,没有一种亚洲语言里有“亚洲”这个词。现在亚洲有近50个主权国家,但这些国家的人民过去并不认为
他们与其他亚洲国家居住在同一个“大陆”或地区,需要彼此团结。作为“东方”,亚洲与“西方”从来不是明确可比
的。亚洲各国没有共同的宗教,就连像西方的基督教那样分裂成不同分支的共同宗教都没有。在亚洲的不同地区,佛
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各领风骚。亚洲人历史上没有一个类似罗马帝国的共同的帝国。东北亚、东亚、东南
亚、南亚和中亚,都存在着民族、语言、宗教、社会和文化上的重大差异。近代史上的战争更加深了这些差异和人民之间的嫌隙。
亚洲的政治和经济地图表明了该地区错综复杂的多样性: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是技术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经济
和生活水平比起欧洲来不遑多让;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三国是大陆规模的国家;(除日本之外)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
这两个群岛国家各有上千个岛屿,横跨几条主要的海上通道;泰国、越南和缅甸历史悠久,人口相当于法国或意大
利:土地辽周的澳大利亚和田园牧场风光的新西兰,人口主要是欧洲人的后商;还有朝鲜这个对外封闭的国家,除了核武器计划以外,工业和科技都很落后。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多数人口是穆斯林:印度、中国、缅句、泰国和菲律宾也有大量穆斯林少数民族。
整个19世纪以及20世纪上半叶,全球秩序由欧洲主导,主要目标是在欧洲大国之间保持大致的均势。欧洲国家在欧洲大陆以外打着所谓文明教化的各种旗号建立殖民地。21世纪,亚洲国家的财富、力量和自信心不断上升,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殖民主义当时如此强大,它的制度居然被当作国际生活中的正常机制,简直令人匪夷所思。单靠物质力量是做不到的,使命感和不可言传的内心驱动力也发挥了作用。
殖民国家在20世纪初发布的小册子和论文里表现出明显的傲慢,自称有权根据它们的信念确立世界秩序。关于中国或印度的文章以倨傲的口吻宣称欧洲负有使命,要教育这两个拥有古老文明的国度,提高它们的文明水平。欧洲的行政官员带领一小队人马,给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重新划界，丝毫不觉得他们的做法可能是不合适的、不受欢迎的,甚至是不合法的。
在今天通称的近代刚刚降临的15世纪,欧洲领土已经划定,充满自信的欧洲各国各不相让,于是它们扬帆出海,
去探索广袤的世界,去改善、开发它们发现的土地,给那些土地带去“文明”。欧洲国家向那些土地上的人民灌输由西
方的历史经验形成的宗教、科学、商业、治理和外交理念，认为那些是人类的最高成就。
西方的扩张表现出殖民主义一贯的特点一贪婪、文化沙文主义、好大喜功—但有良知的正直的欧洲人也的确努力在世界各地传播鼓励独立思考的思想方法和一系列政治与外交惯例,包括民主思想。可以说,他们这样做,必定会鼓励长期遭受压迫的殖民地人民争取并最终获得自决权。即使在最野蛮的掠夺期间,奉行扩张主义的欧洲列强,特别是
英国,还是提出了愿景,希望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殖民地人民也将共享一个共同的全球体系的成果。当西方最后摒弃了
肮脏罪恶的蓄奴制后,它做了一件任何其他有蓄奴惯例的文明都从未做过的事:发动了一场全球性废奴运动,因为它信奉共同的人性和个人应有的尊严。英国痛改前非,与从事贩奴的卑鄙可耻的过去一刀两断,率先推行尊重人的尊严的新行为规范,在大英帝国全境废除了奴隶制,并在公海上拦截贩奴的船只。盛气凌人的行为、强大的技术能力、理想主义的人道理念和离经叛道的思想激荡,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成为塑造近代世界的一股力量。
除了日本之外,亚洲是殖民主义推行的国际秩序的受害者而不是参与者。泰国虽然维持了独立,但它和日本不
同,力量太弱,在地区秩序体系中无法影响力量均势。中国因其国土广袤而免于完全沦为殖民地,但它失去了对关键国
内事务的控制权。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亚洲大部分地区都是欧洲列强的附属,菲律宾是美国的附属。只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欧洲主导的秩序,非殖民化运动兴起后，亚洲才有了开展威斯特伐利亚式外交的条件。
摆脱旧有地区秩序的过程充满了暴力和血腥:中国内战(1927~1937年,1945-1949年)、朝鲜战争(1950-1953
年)、中苏对抗(约1955-1980年)遍及东南亚的革命游击队活动(1961-1975年)、越南战争(1961-1975年)4
次印巴战争(1947年、1965年、1971年、1999年)、中印边境战争(1962年)中越边境战争(1979年),还有红色高棉灭绝种族的暴行。经过几十年的战争和革命运动,亚洲浴火重生,脱胎换骨。自1970年起,香港地区、台湾地区韩国和新加坡“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带来了繁荣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采纳了西方民主制度,建立起可与西方国家相媲美、在有些方面甚至超过西方国家的经济。1979年,中国实行开放,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宣布奉行非意识形态的外交政策和经济改革政策。邓小平之后,中国领导人继续推行并加速经济改革,给中国本身以至整个世界都带来了深远的
变化。
随着这些改变,以威斯特伐利亚原则为前提、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外交政策似乎成为亚洲的主流。中东几乎所有国家的合法性都面临着军事挑战的威胁。但在亚洲,国家被视为国际和国内政治的基本单元。摆脱了殖民统治的各国总
的来说认可彼此的主权,并承诺互不干涉内政。各国都遵循国际组织的规范,并建立起了区域或区域间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本着这一精神,中国军方的一位高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戚建国于2013年1月在一份重要的政策评估报告中写道,当今时代的首要挑战之一是坚持“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现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特别是主权和平等原则”。2
亚洲已成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最重要的遗产之一。历史上经常是互相敌对的人民组成了主权国家,不同国家又组成地区性的组织。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际秩序准则如今在亚洲推行得最为得力,远强于欧洲,中东更是无法与亚洲相比。后来西方许多人质疑其中一些原则过分强调国家利益或对人权保护不够。在亚洲,许多国家不久前刚刚摆脱殖民
统治,获得了主权。它们把主权视为绝对的概念。国家政策的目标不能像欧洲或美国的流行观念认为的那样超越国家利益,而是要全力以赴、坚定不移地追求国家利益。每个政府都把外界对其国内行为的批评斥为殖民主义心态的表现。所以，即使它们认为邻国的国内行为的确过分,比如缅甸在国内的所作所为,亚洲国家也宁肯通过静悄悄的外交来交涉而不是公开施加压力,更遑论强力干预。
同时,不明言的威胁永远存在。中国明确宣布不排除使用武力来追求国家的核心利益。所有其他的关键国家也隐
晦地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各国军费预算不断增加。在中国南海和东北亚海域这类地方发生的国家间竞争基本上是按照
19世纪欧洲外交的方法进行的,并不排除武力的选项,尽管多年来各国在使用武力时总是有所克制,但这种克制有时
相当脆弱。
亚洲历史上国际体系的组织原则是等级尊卑,不是主权平等。国力体现在统治者的至尊地位和奉他为最高权威的
权力结构,而不是地图上具体国界的划分。帝国推行贸易和政令,要求较小的政体依附于它的羽翼之下。身处两个或两个以上帝国势力交叉地的民族经常以附属于不止一个帝国为手段来保持独立(直至今日,有些地方的人们仍然记得并沿用这个办法)。
亚洲历史上的外交体系,无论是中国模式还是印度模式,都把君王视为神意的代表,或至少是一种家长式的权
威。3地位低的国家理应向高一级的国家纳贡。理论上这清楚地显示了地区的力量对比,所建立的附属关系也严格明确。但实际上实施这些原则的手法创意百出、复杂多变。东北亚的琉球王国一度同时向中国和日本进贡。缅甸北部
山区的部落同时效忠缅甸王廷和中国皇帝(基本上对哪方的指令都敷衍了事),从而保证了某种形式的事实上的自治。几个世纪以来,尼泊尔巧妙地在外交上与中国以及印度各代王朝保持着平衡—它给中国皇帝的信函和礼品在中国被视为上表纳贡,在尼泊尔自己的记载中却反映为平等的礼尚往来。后来尼泊尔又和中国建立了特殊关系,借以保证自己相对于印度的独立。被19世纪西方帝国视为扩张的战略目标的泰国所采取的战略更是复杂,它同时宣布与所有列强都建立亲善友好的关系,因而得以安然躲开西方殖民的魔爪。它一方面邀请来自多个互相竟争的西方国家的顾问来到宫廷,另一方面继续向中国派遣朝贡使团。泰国皇家还奉养着印度裔的印度教修士。(泰国国王本身被视为神,鉴于这一点,这一平衡战略显示出的思想上的灵活和情感上的坚韧尤其惊人。)任何地区秩序的概念都被认为会限制外交所需的灵活性。
在这微妙而多样的遗产的大背景下,亚洲地图上各个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国家仅仅是对该地区现实的一种过分简单化的体现。地图上看不出各国领导人在治国中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企盼,也看不出在对等级和礼仪一丝不苟的时,采取灵活敏捷的策略和手腕这一亚洲外交的典型特点。国家是亚洲国际生活的根本性框架。但在亚洲,国家也
承载着也许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更加多样、更加直观的日本文化遗产。日本和印度这两个亚洲主要国家的经验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日本
在亚洲历史上所有的政治和文化实体当中,日本最早、最果断地对西方的进击做出了反应。日本是群岛国家,与亚洲大陆最近的距离也有大约100英里,所以它长期以来一直孤处一隅,孕育了自己特有的传统和文化。它的民族和语言高度单一,它的官方意识形态强调日本人是神的后裔,结果日本人自觉与众不同的意识变为了近乎宗教般的狂热,而这种意识也使日本能够非常灵活地调整政策以适应它认定的国家战略需要。在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日本从完全闭关锁国转变为广泛学习借鉴西方国家最现代化的做法(向德国学习军事,向英国学习议会制度和海军事务);从悍然企图建立帝国转变为奉行和平主义,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崛起为新型大国;从封建主义转变为类似西方专制主义的政体,继而接受了民主制度;从一个世界秩序转到另一个世界秩序(先是西方,然后是亚洲,最后是全球秩序)。在此过程中,它自始至终坚信它的民族使命绝不会因采纳其他社会的技木和制度而淡化,而只会因对外部世界的成功适应而得到加强。
几个世纪以来,处于中华世界边缘的日本吸纳了中华宗教和文化的大量内容。但日本与中华文化圈中的大多数社
会不同,它把借来的东西变为自己的,且从未因师从中国而认为对中国有称臣的义务。日本这种顽固的态度有时使中
国的朝廷为之愕然。向中国进贡是对中国皇帝表示臣服,象征着服从中国确立的世界秩序。亚洲其他国家接受这一进贡制度的前提和规矩,将它们与中国的贸易称为“进贡”,以此得到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它们(至少对中国朝廷表示)
尊重儒家关于国际秩序的观念,将国际秩序视为家族式的等级制,中国就是这个家族的家长。日本和中国一衣带水,对儒家的理论熟稔于心,总的来说也默认中国式的世界秩序是地区的现实。日本遣往中国寻求贸易或文化交流的使团谨守礼仪规矩,使中国的官员以为日本希望成为以中国为首的等级制中的一员。然而在亚洲,礼仪上的细微之处,如提到某统治者时用的称呼、官方信函的模式,或正式文件上所使用的日历,都表现了一国在等级制中所处的位置。4而日本直不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进贡制度中正式明确自己的地位。它游走于中国等级分明的世界秩序的边缘,偶尔坚持自己与中国平起平坐,有时甚至表示自己比中国更优越。
位于日本社会最高层,也是日本人心目中的世界秩序顶峰的是日本天皇。5天皇和中国的皇帝一样,是天子,负
责人和神之间的沟通。日本在给中国朝廷的外交行文中一贯使用这一称号,等于直接挑战中国人把中国的皇帝作为人类社会等级唯一顶点的世界秩序。除了日本天皇的地位(它象征的无所不包的权力超越了欧洲任何一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所能想象的范围)以外,日本的传统政治思想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认为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直接后裔,天照大神生了第一位天皇,并赋予他的后代永远统治的权力。据14世纪的《神皇正统记》记载：
日本乃神之国。天神为它奠基,千秋万代以天照大神之子孙为君。唯日本为此,外土均无。故此称为神之国。
日本孤悬海外,因而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参加国际事务。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它一直处身于亚洲事务的外围,在
历次内战中发展起自己的一套军事惯例,并且自主酌情决定是否允许外国贸易和文化进入日本。16世纪末,日本企图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对于它突然采取的行动和表现出来的巨大野心,邻国起初不以为意,认为它是在白日做梦。结果,亚洲发生了一场重大军事冲突,令人至今难忘,且仍会引起激烈的争论。如果能汲取这个教训,美国在20世纪朝
鲜战争中的行为也许就会完全不同。
1590年,丰臣秀吉打败对手,统一了日本,结束了个多世纪的内战,接着宣布了他更为宏大的愿景:他要建立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开入朝鲜半岛,征服中国,使全世界臣服于日本脚下，他写信给朝鲜国王,宣布他准备“踏上大明王朝的国土,迫使那里的人民采用我们的习惯和风俗”,并请求朝鲜国王的帮助。朝鲜国王拒绝了他的要求,并警告他打消此一念头(朝鲜王提到“中国与本朝密不可分的关系”和“侵犯他国为文人智者所不齿”的儒家理念),于是丰臣秀吉派16万大军和约700艘战船发动了对朝鲜的侵
略。强大的日本军队开始时轻松地突破了朝鲜军队的第一线防守,迅速沿半岛北上。但后来速度慢了下来,因为朝鲜的水军大将李舜臣组织起了顽强的海上抵抗行动,骚扰丰臣秀吉的供给线,把侵略军引到沿海地带作战。当日本军队接
近半岛狭窄的北部咽喉要地附近的平壤(现为朝鲜的首都)时，中国出兵相援,因为它不肯坐视其附属国被灭。人数约
为4万~10万的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把日本军队赶到了汉城。5年毫无结果的谈判和惨烈的战斗之后,丰臣秀吉一命
归西,侵略军撤回,秩序复原。8声称历史从来不会重演的人应该仔细想一想,中国对丰臣秀吉侵略的抵抗和400年后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遭遇惊人的相似。
这次对外扩张失败后,日本改弦更张,日益与世隔绝。在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的“锁国”政策下,日本拒绝参加任何
世界秩序,只和朝鲜保持着在严格外交平等条件下的全面的国与国关系。9中国商人可以在指定的地方做生意,尽管
日本和中国没有正式的关系,因为找不到可以满足双方虚荣心的礼宾程序。10和欧洲国家的贸易严格限制在沿海的几个城市。到1673年,除了荷兰人以外,所有欧洲人都被驱逐,剩下的荷兰人则被圈禁在长崎港外的一个人工岛上。到1825年,日本对西方海上强国的怀疑增大,掌权的军事当局颁布了一项“不惜代价驱逐外国人的命令”1,宣布要无
条件地驱逐任何接近日本海岸的外国船只,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
然而,这一切只是又一个巨大变化的前奏,这次变化使日本最终一跃进入长达两个世纪基本上由西方主导的全球
秩序,成为遵守威斯特伐利亚原则的现代大国。触发这个变化的决定性事件发生在1853年。4艘美国军舰从弗吉尼亚
州的诺福克起程远航,舰队驶入东京湾,有意公然藐视日本颁布的驱逐外国人的法令。指挥官马修·佩里准将带来了
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写给日本天皇的信,他坚持要到日本首都直接把信交给朝廷的代表(这违背了两个世纪以
来的日本法律和外交礼仪)。日本和中国一样,把对外贸易视为等而下之,看到美国总统的来信后不可能不忧心忡忡，
信中告诉天皇(菲尔莫尔称之为“伟大的好朋友”),美国人民“认为陛下只需改变古法,让两国自由贸易,两国人民即均可大受裨益”。菲尔莫尔给事实上的最后通牒披上了一层外衣,提出了一个典型美国式的务实提议,建议日本暂且试着放松此前不容更改的排外法律。
若陛下对完全废除禁止外贸的古老法律尚有疑虑，可暂时以5年或10年作为试行期。若效果不彰,即可恢复古法。美国经常把与外国签暑的条约限于几年之内,然后再权衡利弊决定是否延长。12
日方看到信后,意识到这是对日本的政治和国际秩序观念的挑战。然而,几个世纪以来,日本的经历让其深知人
的努力短暂无常,因此其应对方式既表现出这个社会一贯的沉着镇静,同时又保留了自己的特质。看到佩里的火力为日本所望尘莫及(日本的大炮和火器两个世纪内毫无进步，佩里的军舰配备的却是最先进的舰炮,可以发射装火药的炮弹。他指挥着军舰在日本沿岸耀武扬威的时候就下令发射了炮弹).日本领导人心知肚明,直接对抗“黑船”绝无胜算。他们靠社会的凝聚力承受了那次打击,也要靠这种凝聚力维持独立。他们回复了一封礼貌婉转的信函,说虽然美国想要的改变“为我帝国历朝法律所明文禁止”,然而,“若继续坚持古法,似与时代精神不合”。日本的代表承认“事出
迫不得已”,告诉佩里,日本愿意满足几乎美国的所有要求包括建造一座新港,以停泊美国的船只。
面对西方的挑战,日本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与中国在1793年接待了英国特使后(此事将在下一章讨论)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中国再次表现出对外来者一贯的淡然,同时刻意宣扬中国特有的美德,坚信它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文化先进,最终会使天下归心。日本则注重细节,在敏锐地分析了物质和心理力量均势后,开始加入以西方的主权、自由贸易、国际法、技术和军力这些概念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不过它这样做是为了摆脱外国统治。1868年,一个新派别在日本掌权,喊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他们宣布,达到此一目的的手法是掌握夷人的思想和技术,作为平等的成员加入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明治天皇在他登基的加冕礼上宣读了由贵族签字的誓词,承诺要推行全面改革，包括鼓励社会各阶层踊跃参加。誓词宣布在各府各藩成立议事大会,保证遵守合法程序,并承诺实现民众的愿望。它依靠的是国民的同心同德,这是日本社会的一个主要力量,可能也是它最突出的特征：
1.此誓,广增国富,制定宪法。
2.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3.上下一心,大展经纶。
4.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5.破历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
6.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14
自那以后,日本开始有计划、系统地修建铁路,建设现代工业、出口导向型经济和现代军队。面对这些变化,日
本靠文化和社会的独特性维持了其特质。
短短几十年内,日本的宏大变革就使它跃居世界强国之列。1886年,中国水手和长崎的警察发生了一场斗殴，
中国当即派遣一艘德国制造的现代军舰驶往日本,强迫日本尽快解决争端。到了19世纪90年代,日本通过大量建造军
舰和加紧训练水兵占据了优势。日本和中国一直在争夺对朝鲜的影响力,这种角力在1894年爆发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日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战后媾和的条件包括结束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结果导致了日本和俄国的竞争)和中国割让台湾给日本做殖民地。
日本的大力改革很快迫使西方列强放弃了它们首先在中国使用的“治外法权”,即西方国家在日本按照自己的法
律而不是日本的法律来审判自己公民的“权利”。英国这个西方最大的强国在一项里程碑式的贸易协定中,同意英国在日本的子民必须遵守日本的管辖权。1902年,与英国签订的这项条约变成了军事联盟。这是一个亚洲国家和一个西方强国订立的第一个正式军事联盟。英国建此联盟是为了抗衡俄国对印度的压力。日本结盟的目的则是要打败俄国统治朝鲜和满洲的野心,确立自己在那些地区的行动自由,以俟后图。两年后,日本一举震惊世界,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罗斯帝国。这是现代西方国家第一次败于亚洲国家之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加入了协约国一方,攫取了德国在中国和南太平洋的基地。
日本作为近代第一个非西方的强国“成功了”,那些此前建立并影响了国际秩序的列强在军事上、经济上和外交上都接受日本为与它们平起平坐的一员。但这里有一点重要的分别:在日本一方,与西方列强结盟不是因为日本与它们有着共同的战略目标,而是为了把它的欧洲盟国赶出亚洲。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疲敝,日本领导人认为机会来了。战争和金融危机导致天下大乱,美国又奉行孤立主义,日本正好可以趁此机会扩张帝国,进而建立在亚洲的霸权。日本帝国主义在1931年从中国手中夺取了满洲,把它
变为日本的卫星国,扶植退位的中国皇帝做愧儡。1937年日本向中国宣战,要征服更多的中国领土。它喊出“亚洲新
秩序”的口号,后来又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企图建立自己的反威斯特伐利亚的势力范围,设想建立“一个由日本人领导、没有西方国家的亚洲国家集团”。15它按等级排座次,“以使所有国家都在世界上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在这个新秩序中,其他亚洲国家的主权都归到日本某种形式的监护之下。
现有国际秩序的成员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疲惫不堪。同时也担忧欧洲不断加重的危机,对日本的行动无暇应对。
只有一个西方国家阻挡着日本计划的实现,那就是不到一个世纪前强迫日本打开国门的美国。历史如同一场轮回,日美两国战争的第一批炸弹是日本于1941年偷袭珍珠港时投掷在美国领土上的。美国在太平洋的对日作战中,最终向日本投掷了两颗原子弹(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实际使用核武器)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
“二战”惨败后,日本采用的办法与它对佩里准将的回应相类似,它依靠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表现出了顽强的韧
性,而日本民族精神的基础就是日本特有的民族文化。为重整国家,战后日本的领导人(几乎都在20世纪30年代和
40年代从过政)把日本投降描述为对美国优先重视的问题的适应。的确,日本凭借美国占领者的权威,比仅靠一己之
力更快更好地实现了现代化。它宣布放弃把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宣布坚持宪政民主的原则,并作为美国的盟友再次加入到国际体系中,尽管这次比较低调,重点显然是经济复苏,而非参与大战略的实施。近70年来,日本这个新导
向构成了亚洲稳定和全球和平与繁荣的重要基石。
日本战后的姿态经常被描述为一种新的和平主义,而实情却复杂得多。首先它反映出日本对美国统治地位的默
认,以及对战略形势和日本生存及长期成功的必要条件的审慎评估。作为战败的必然结果,日本的战后统治阶级接受了由美国占领当局起草的严禁日本采取军事行动的宪法。他们坚称完全支持宪法的自由民主方向,还宣布支持西方国家信奉的民主和国际社会的原则。
与此同时,日本领导人把日本独特的“非军事”地位变为实现国家长期战略目标的手段。他们把战后秩序中和平主义的内容,从禁止军事行动转变为集中全力执行国家战略的其他关键内容,包括重振经济。他们请求美国继续在日本大量驻军,通过签署共同安全条约来保障自己的国防安全,借此来威慑潜在的敌国(包括在太平洋扩张势力的苏联)不要把日本当作其战略行动的目标。日本在冷战期间建立了日美关系的框架后,即着手通过发展日本独立的军事能力来加强国力。16
日本战后发展的第
使日本的战略导向摆脱了冷战的竟争,把重点集中于大力促进经济发展上。日本在法律上加入了发达国家的民主阵营,但它以国家的和平主义导向和世界大同的理想为由,置身于当时的意识形态斗争之外。这一巧妙的战略使日本经济在战后时期得以全面增长,只有
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的景象可与这一时期媲美。在被战火。摧毁20年后,日本重新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强国。很快,日本“奇迹”被说成是对美国经济龙头老大地位的潜在挑战。虽然在20世纪最后一个10年间,日本经济走势开始趋缓。
造成日本惊人变化的社会凝聚力和民族奉献精神在应付当今的挑战时再次显现出来。2011年,日本东北部发生
的大地震引发了海啸,造成了一场核危机。据世界银行估计,那是世界历史上损失最大的自然灾害。在那场灾害中
日本公众凭借社会凝聚力表现出了惊人的全国上下团一心、互相帮助的精神。面对金融危机和人口的挑战,日本人进行深刻的内省,在有些方面采取大胆的措施。在应对每一个困难的时候,日本都表现出一如既往的信心,相信无论经过多少沧桑巨变,它的民族精髓和文化传统都坚如磐石、永世长存。
面对力量均势的重大变化,日本政府必然会重新调整对外政策。安倍晋三首相恢复了强有力的国家领导,加强了
日本政府根据评估分析采取实际行动的能力。2013年12月,日本政府发表的一份白皮书得出的结论说,“随着日本的安
全环境日益严峻……日本必须根据国际合作原则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出努力”,包括加强对威胁进行“威慑”、必要时予以击败”的能力。1纵观亚洲不断变化的形势,日本越来越明确地表示希望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希望拥有自己的军队并推行积极结盟政策。对亚洲地区秩序来说,重要的是“正常”该如何定义。
在又一个历史关键时刻,日本正着手重新确立它在国际秩序中更广泛的作用。此举势必在亚洲以及亚洲以外的地
区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寻找自己的新角色时,日本将再次仔细、冷静、不动声色地评估各国物质和心理力量的对比,充分考虑中国的崛起和朝鲜半岛事态的发展,以及这一切对日本安全的影响。它将审视与美国盟国关系的得失,以及这同盟关系为推动双方广泛的共同利益所起的重要作用。它也将考虑美国从三场军事冲突中抽身退步的事实。日本的分析将着眼于三个选项:继续依赖与美国的盟国关系,适应中国的崛起,采取更加自主的外交政策。三个选项中日本最终会选哪一个,抑或会把三者相结合,取决于日本对全球力量均势的估计,而不是美国向它做出的形式上的保证,也取决于日本对事态发展的基本趋势的看法。如果日本看到它所在的地区或全世界正在出现新的力量布局,它就会根据自己对现实的判断,而非传统的同盟关系,设法加强自己的安全。因此,日本政府如何抉择要看它认为美国的亚洲政策可信度有多高,以及它对总体力量平衡的评估。其中关键的因素不仅是日本的分析,还有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期走向。
印度
西方的侵略在日本改变了一个古国的发展轨迹,在印度则把一个伟大的文明重塑为一个现代国家。印度长期处于
不同世界秩序的交叉点,因此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质,既受世界秩序变化的影响,又反过来影响世界秩序的变化。印度的国家特征与其说由它的政治边界划定,不如说体现在一系列共有的文化传统之中。印度教是多数印度人信仰的宗教，也是几个其他宗教的起源。它不是由某个神话人物所创始的。它的源头模糊不清,我们所知的也仅是只言片语。印度教应该是印度河和恒河两岸以及印度北部、西部的高原和山地的各个文化流传下来的颂歌、神话和仪式杂糅而成的。然而,根据印度教的说法,这些具体的不同形式不过是对同样的基本原则的不同表现,而那些基本原则早在任何文字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印度教异彩纷呈、难以定义,它包括的不同神祇和哲学流派若是在欧洲会被定义为不同的宗教。据说印度教接近并证明了万物归一的道理,反映了“人追求真实的漫长而多彩的历史……既无所不包又无界无垠”18。
当印度统一的时候一比如在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以及公元4世纪到公元7世纪这些时期内—它产生的
巨大文化影响一波波向外扩散。佛教从印度传播到缅甸、锡兰、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印度教的艺术和治国之道影响了泰国、印度支那以及更远的地方。当它分裂为互相竞争的王国时一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侵略者、商人和修行
者即蜂拥而至(有些人身负多重使命,例如葡萄牙人,他们1498年来到印度“传播基督教,寻找香料”19)。印度忍受了他们带来的破坏,最终把他们的文化收归己有,与自己的文化融会贯通。
直到现代之前,中国一直成功地让入侵者接纳自己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使他们完全融入中华文化。相比之
下,印度则不同,对于外来侵略者,它并不企图使他们皈依印度的宗教,接受印度的文化,而是泰然自若地接受他们。印度对外国人带来的成就和五花八门的理念照单全收,从不表现出对于任何一方特别的尊崇。入侵者尽可为自己建造雄伟的纪念碑,似乎是在遭遇了当地人的冷遇后要极力向自己证明自己的伟大。但印度民众的核心文化对外国影响怡然自若,水火不侵。印度文化奠基的几个宗教的教义基础,不是对先知所预言的救世主降临的憧憬,而是对人生脆弱无常的领悟。它们提供的不是个人的救赎,而是无可奈何、听天由命的安然。
根据印度教的宇宙观,统治世界秩序的是亘古不变浩渺无垠的轮回。一个轮回有几百万年之久。王国会覆灭,宇宙会崩毁,但宇宙总是会重新创立,新王国也会再次崛起。印度历史上每一波入侵者到来后(公元前6世纪来了波斯人,公元前4世纪是亚历山大和他麾下的大夏希腊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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