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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邵寨塬还没有通上自来水。要吃水,有两种方式,一是去沟里担山泉水,适合庄边人,也就是塬边人,家距离沟里较近的住户。二是去机井拉水,适合坳里人,也就是塬上人,家距离机井较近的住户。
以前我就说过,东郭小学地处东郭、干槐树、麻地湾三村交界之处,看似属于“三不管”地带,其实前人如此选址的目的是方便照顾各村的学子,使得他们到校距离都差不多相等,这样谁也没有怨言。
东郭小学除了学生,还有老师,除了教室,还有老师的住所,方便他们备课,休息,批改作业。春夏秋三季还好说,冬天的严寒不管对于走路上学的学生,还是骑自行车上下班的老师,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无论是从体力上还是精神上来说。因此很多老师往往选择晚上住在房子里,那时候他们睡的不是炕,而是煤床。
无论铺得多么厚实的床,在祖国北地寒冷的冬天面前都是笑话。农村人选择睡炕,但炕需要烧,即燃烧农作物晒干后的秸秆来加热。学校没有这方面的产出,但是相较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老师至少也算公职人员,他们有的是福利津贴,除了众所周知的“一年十三薪”,再比如用来烧煤床的煤屑、煤渣、煤灰。
找周围老百姓要来几捆麦草——小麦的秸秆,放火点燃,等其完全烧透,再将灰烬小心翼翼地放进“床腔”当中,上面覆盖一层厚厚的煤屑、煤渣、煤灰。这样,一整个冬天床板底下都是暖烘烘的。
这里要说两个问题:第一,架设煤床,需要丰富的经验,那些新来的老师就掌握不了火候,不是半途熄灭,需要“添酒回灯重开宴”,就是浪费燃料,导致分配给自己的煤屑、煤渣、煤灰不够用,下半个月也就是临近年关最寒冷的那些天不是躺在冰冷的床铺上瑟瑟发抖,就是需要借助电热毯(俗名“电褥子”)保暖。不光又是一笔不菲的开销(那年头教师工资也不高,再加上电褥子乃新兴产品,价格不低),而且长时间睡这玩意会导致口干舌燥,容易上火。第二,那时候老师们的住所不是钢筋混凝土的平房,而是和教室一样,都属于砖瓦土木结构的尖顶房,不敢说四面漏风,但按照邵寨人的说法,那就是“椽眼儿是开着的”。即使你躺在床上,盖着厚厚的被子,依旧能感受到四处游荡的冷风从屋顶椽与椽之间的缝隙中轻易就爬了进来。所以烧煤床的前提是住房内通风状况良好,并不会发生邵寨人所谓的“打了煤烟”的事情,也就是一氧化碳中毒。
住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该考虑水的问题。
人人皆知“水乃生命之源,万物之本”,老师们煮饭,泡茶,洗衣服,打扫卫生都需要水。冬天屋子里生了炉子,室内环境更加干燥,就需要通过洒水的方式增加湿度,要不然人住久了面红耳赤,双眼通红,喉咙干涩,呼吸不畅。
原来东郭小学有自己的水桶和架子车,这个是我升级到了五年级才知道的“内幕”,因为具体执行拉水任务的殊荣只授予高年级学生,而东郭小学的最高年级就是五年级。
谢霆锋为电视剧《小鱼儿与花无缺》演唱了一首主题曲,名字就叫《黄种人》,里面有这样一句歌词——“一身坦荡荡到四方,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社会上还有一句俗话是这么说的:“没有永远18岁的姑娘,但是永远有18岁的姑娘”,2002年,我终于如愿升级到了东郭小学的最高年级,终于被派遣了这趟具有极大荣誉的任务——为学校拉水,那年我12岁,五年级。
除了荣誉,最大的益处和追求是为了逃课,外出放风。那些年,东郭小学就五门功课——语文、数学、美术、音乐、体育,倒也算得上“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特别要说一下体育课,除了两个篮球架,一个篮球,大家相互争抢,胡乱玩一阵,美其名曰“乱拔毛”。但这是男生的项目,女生呢,只好干站着。偶尔看到她们跳橡皮筋,也是“离群索居”——避得远远的,仿佛见不得人似的,毕竟有些东西只属于小女生们的小秘密。
我们每次出发前,都要找来打气筒,给架子车两个轮子都打满气,硬邦邦的才行。如果半途中有一个轮子瘪了,那可就糟糕了,真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架子车本身的重量加上一桶300多斤的水,让人欲哭无泪。强行往回拉,不光沉重,而且还会损坏架子车的内外胎,不管补胎还是换胎,花费都不是小数目,关键是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骑过自行车的人都知道,轮胎有个看不出来小毛病,叫做“慢气”,也就是说,看着有气,但是承重时就会一点一点地往外漏气。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未雨绸缪,出发之前我们会把架子车两个轮胎尽量打满。
邵寨塬上有句不好听的歇后语,“狍子驾辕哩——拉不住闸了”。狍子,大约是东北人口中经常说的那个,所谓“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总之是动物,牲畜。“拉不住闸了”是邵寨话,即刹不住车了。这句话形容年轻人做事没经验,没轻重,容易过了那个“度”,引申义是说人沾沾自喜,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我们拉水就实属这个状态,不敢说轻车熟路,但只说年轻小伙子身体里藏着一头下山猛虎,所谓“心有猛虎”是也,要么怎么说“年轻人屁股上可烙饼”,浑身仿佛充满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量,拉着架子车跑动起来就如同高晓声在《陈奂生上城》里说的那样——“陈奂生肚里吃得饱,身上穿得新,手里提着一个装满东西的干干净净的旅行包,也许是气力大,也许是包儿轻,简直像拎了束灯草,晃荡晃荡,全不放在心上。”
我们奔赴目的地是干槐树村机井,那时候一大桶水售卖价才1元钱,钱当然是出发时老师给的,算是“公款”。苦吟诗人,“诗囚”孟郊在《游子吟》里说“临时密密缝,意恐迟迟归”,乃是形容慈母盼望游子“快去快回”,但拉水的我们做到这点了,半个小时不到,圆满完成任务。
水是拉回来了,还得挨家挨户上门为老师们把水缸添满。
那时候口渴了怎么办,特别是在炎炎夏日。上中学时我们在政治课本中学过,中国税收最大的特点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既然水是学生们出人出力拉回来的,自然可以向老师、班主任、校长提出要求,讨口水喝。
那年东郭学校来了一些个年轻老师,有男有女,巧的是这名男老师正是班级里王芳同学的哥哥,后来他娶的妻子是我一个远房表姨。邵寨塬,说小不小,说大也不大。细细算来,往远里说,大家亲连着亲。
我们那时候好的学不来,坏的一点就通。我被别人怂恿着“听墙根”,不妨被人推了一把,撞开年轻王老师的门就进去了。那房间原来是我二年级和三年级的语文老师陈三德的住所,就在旗台下面第一间。房中乃是一男一女,也许人家只是交流教学心得,新人联络感情。再说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谈个恋爱也不碍着谁,也没犯着国法校规。作为小学生的我们,无论见识还是心胸,还是太狭隘了。
王老师面上有点诧异之色,但还是温和地问我:“同学,有事吗?”
我灵机一动,赶快回答:“老师,我能喝口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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