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雷颐 山西人民出版社
对李鸿章的最初印象是小时候看的电影《甲午风云》里的李中堂，感觉不是什么好人。后来知道他是“卖国贼”，因为卖国条约都是他签的。再后来，发现晚清的人物中，我最佩服的竟是李鸿章。梁启超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雷颐先生在自序中说本书的目的是“期望通过‘奏’ ‘函’ 两相比照，人们能对其人其事，对衰世忠臣在大变时代依然竭力挣扎、力图维持一个一直在风雨飘摇中的腐朽政权的那种无奈心境与悲凉命运，对那个时代的政治、社会状况的了解更加深刻、详细、生动。”
官场李鸿章
李鸿章是如何在云谲波诡的时代成为“第一重臣”的？我从书中总结了几点：
1.奏折（工作报告）写得好（官场第一要素）
据说曾国藩曾经称赞李鸿章写折的本领，“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 曾国藩想参奏翁同书，因翁家在朝廷中权位很高，曾国藩格外谨慎，让自己的几位幕僚各起草一份，最后他选中了李鸿章的稿子。李鸿章起草的这份折子《参翁同书片》不到六百字，却将事情搞定。几月后，曾国藩就推举李鸿章为江苏巡抚。李鸿章终于在四十岁时志得意满。
李鸿章的《权衡沪镇缓急片》（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再次显示出李鸿章写折子的功力。他首先承认圣旨正确、有理，然后层层推进，列出“守沪”与“援镇”的利弊得失，要朝廷权衡。这八百多字，几乎是句句有深意。李鸿章确实有迂回曲折地达到目的的本领。
2. 跟对了人
1859年，以“书剑飘零旧酒徒”自嘲的李鸿章在其兄李涵章的引荐下入曾国藩的幕僚，但心志甚高的李鸿章也曾负气离开，最后还是回到了曾国藩的身边，因为他意识到离开曾国藩自己很难成大事。在曾国藩的提携下，李鸿章从一介书生成为一代重臣。李鸿章也不忘感谢老师的提拔，并且在很多事情上与曾国藩相商。后来李鸿章权势超过了曾国藩后，依然能妥善处理好和“老师”、“老首长”的关系（《调任直隶谢折》）。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与人谈起曾国藩仍然是一口一个“我老师”。
3.通权达变、审时度势
“凡成大事者，必不能昧于历史大势。” 1862年4月曾国藩派李鸿章辅佐曾国荃到上海参与“协防”。由于曾国荃迟迟不行动，曾国藩只能改变计划，仅派李鸿章的淮军前往，李鸿章由“辅”变为“主”。李鸿章在“华洋杂处”的上海抓住了机会，因为有了上海的根基，他掌握了财政来源；因为在上海培养了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他才能在以后超过老师曾国藩，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权臣。而曾国荃没有看清大势，也让湘军后来成为朝廷的担忧。
太平军被镇压后，曾国藩采取了“裁湘留淮”的政策。之后朝廷派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剿灭捻军。考虑到湘军已经兵力不足，李鸿章主动提出调拨淮军精锐供曾国藩调遣，这是一箭三雕：一解决了曾国藩缺兵少将之急，用行动体现了自己对老师的支援；二是可以使曾国藩尽快赶赴前线，他本人可以顺利就任两江总督；三是让朝廷也认为他能顾全大局，对他少了一份担心。
4.能够 “识人”、 “用人”
做官须用自己人。李鸿章用自己人，不是任人唯亲，而是“用心”地“识人”、“用人”，如当上江苏巡抚后他举荐郭嵩焘补苏松粮道之缺，郭的品行可以让他放心地去管钱粮。郭是当时少有的“懂洋务”之人；郭与他定末科同年，而且政见相同；郭与曾国藩私交甚笃，二人是儿女亲家。李鸿章逐步铲除“异己”，将苏、沪牢牢地处于自己的掌控之中。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是洋务思潮的代表作，戊戌变法的重要参考读物。而李鸿章奏调冯桂芬等人，可以看出李鸿章洋务思想倾向和眼界。李鸿章早期的洋务活动很多都是让冯桂芬筹划办理的，如复兴院、兴试院、广方言馆等。
5. 为官既能做事，又能自保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种君臣关系注定了中国社会中臣子就是奴才，臣子都是替罪羊。“大臣往往处于两难困境之中，若直言己见，往往触怒当道；倘曲意逢迎，一旦铸成大错，则要承担全部后果，而且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可能性命难保。”
李鸿章在短短的奏折中，不仅能充分表达己见（《署理总督筹办大概情形折》），也能迂回地反驳朝廷的指令（《权衡沪镇缓急片》），对政敌进行严厉的反击（《覆奏殷兆镛等条陈江苏厘捐折》）。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被朝廷冷落一旁，地位岌岌可危。对于维新运动，他深知不可能不卷入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和慈禧为首的“后党”直接的权力斗争，所以他更加小心谨慎地自保其位。《裁并官职折》（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是李鸿章遵旨与其他大学士上的折子，这是他对“新政”的唯一折片，而且还是与他人联名的。
做事方面，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作为自不必说。1898年慈禧下旨令75岁的李鸿章赴山东勘河。李鸿章请求慈禧太后另选他人（《垦恩另简勘河大臣折》），但未获批准。他虽有不满，但在整治过程中却是尽心尽责，而不是敷衍了事、或以河务谋私利去贪图享受。他特别邀请了比利时工程师卢法尔随行，采用西方科学方法进行勘测，找出黄河根治方法。从1898年11月30日离京到1899年3月31日返京，在这四个月的时间里，李鸿章“不顾隆冬严寒，不辞辛苦，驰驱两千里”，他不仅亲自上阵带着官员一同勘测，还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最后拿出了长、短期治本、治标两套方案（《勘筹山东黄河会议大治办法折》、《筹议山东河工救急治本办法折》）。虽然他的意见未得到朝廷的重视，许多建议都被以种种理由否了，但此事却反映出李鸿章能在官场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能做事的为臣之道。
外交场上的“糊裱匠”
自当上直隶总督后，李鸿章就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外交事务中。“懂洋务”是他成名的一个重要原因，也使他至今被重谤。“半生名节，被后半生辈描画都尽。”李鸿章引欧阳公所言表达了自己这个中国外交场上的“糊裱匠”的无奈和悲哀。
“以夷制夷”是李鸿章的基本外交思想，书中重点谈了中日外交。
中日外交一 近代中日外交的开端（《遵议日本通商事宜片》）
日本采取“日清交涉先行”方针，先打开与中国的关系，再利用中国对朝鲜的“宗主国”的巨大影响征服朝鲜，然后征服中国和亚洲。李鸿章虽然早已对日本有所警觉，但日本代表柳原前光表示日本也是深受英法美诸国的欺负，愿与中国联合共抗西方列强。加之李鸿章对日本明治维新后学习西方深有好感，所以对中日联合颇为赞赏。1871年9月13日，李鸿章和日本大藏卿伊达宗城签订了中日《修好条约》和《通商条约》。当时的日本还没有具备与中国讨价还价的实力。李鸿章乐观地认为“总之束约铁案已定，纵欲倚西人为声援，断不能转白为黑。” 不久，日本就开始“转白为黑”了。显然，李鸿章“对日本的实力之强和发展之快估计不足，对日本的野心之大认识不够。” 这也表明清政府对“世界大势、中国将面临国际环境和格局缺乏深刻的洞察“，所以之后的一败再败也是必然的。
中日外交二 台湾事端初次交锋 （《论台事归宿（致总理衙门函）》）
1874年5月发生的日军侵台事件虽未成功，但中国却承认了其为“保民义举”且赔银了结，对日本作出了屈辱性的妥协。几个月后，李鸿章在奏折《筹办铁甲兼遣使片》中，认识到日本“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蔑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久大患。今虽勉强就范，而其深心积虑，觊觎我物产人民之丰盛，冀幸我兵船利器之未齐，将来稍予间隙，恐仍狡焉思逞。” 警钟已鸣，但清政府却没能意识到危机。仅李鸿章一人呐喊，又有何用？
中日外交三 中国宗藩体系的崩塌之琉球 （《覆美前总统格兰特函》)
琉球国在明朝与中国结成宗藩关系。到了清朝，不仅称臣纳贡，还使用清朝的年号。由于琉球离日本萨摩藩很近，多次遭到萨摩藩侵略，后来慑于萨摩藩的威胁也向日本进贡，逐渐形成了中、日两属的复杂局面。1875年5月，日本政府命令琉球国王“停止向清朝遣使进贡并不得再接受清朝册封”。“琉球国被迫同意使用明治年号、执行日本制法律、改革藩制、派遣留日学生等要求。” 琉球国王尚泰向清政府求援，只强调了日本“阻贡”，未提改年号等事。清政府认为琉球非战略要地，要琉球使臣全部回国，不必来京。只让驻日公使何如璋了解日本阻贡原因。后来“清政府确立了以外交斗争为限、决不动武的方针”。但双方谈判陷入僵局。1879年3月，日本决定废琉球藩，4月宣布改琉球为冲绳县。清政府请求5月末来到中国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帮助调停，也是毫无进展。当时正是中俄“伊犁交涉”越来越紧张事情，清政府害怕“倭为俄用”，后来又相继发生了法国侵略越南和导致日本干涉朝鲜内乱问题，清政府已无暇顾及并保护琉球，琉球最终归于日本，“这不得不说是近代‘宗藩体系’崩塌的一个最刺目的标志性事件”。
中日外交四 中国宗藩体系的崩塌之朝鲜 （《密劝朝鲜通商西国折》）
中日的《修好条约》以及李鸿章对日本人的规劝（不要对朝鲜有非分之想）根本束缚不住日本对朝鲜的野心。1876年初，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多次与总理衙门交涉，强说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只是一种“空名”，所以日朝关系与《中日修好条约》无关（条约第一条规定：“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当时总理衙门倾向认同日本观点，认为朝鲜“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今日本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 但李鸿章不赞成，1876年1月24日，李鸿章在保定直隶总署府与森有礼激烈舌战七个小时。后来朝鲜还是和日本签订了《江华条约》，第一款开头就写道：“朝鲜国乃自主之邦，拥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 这一条实际上就割断了中国与朝鲜间的宗藩关系，但清政府却愚蠢地认为，只要朝鲜仍然承认中国为宗主国，第三国承认与否无关紧要，所以既不向日本提抗议也未诘问朝鲜。
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的40万平方公里土地割让给俄国，使俄、朝接壤，俄国侵朝野心也日渐明显。为防日、俄吞并朝鲜，“不致蹈琉球覆辙”，清政府要李鸿章作为个人意见写信给朝鲜使臣李裕元，“私劝”朝鲜主动与西方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李鸿章也早有向朝鲜推介“以夷制夷”的策略，但他也同时担心朝鲜是否能够把握住这一策略，因为朝鲜对“洋情”一无所知，实际证明“以夷制夷”的方法是救不了朝鲜的。
“天津教案”时李鸿章曾写信给曾国藩，在与洋人打交道时要“参与痞子手段”，“于尽情尽礼后，若再以无理相干，只有一拼而已。” 但李鸿章的“痞子手段”、“以夷制夷”策略也未能阻止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他被清政府派去日本“和谈”，按照朝廷的指示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结果却遭到光绪帝“失民心、伤国体”的严责，并落得一生骂名。“中国政治文化中‘反贪官不反皇帝’、‘骂昏官不骂昏君’的传统，使他几乎是独自承担了整个王朝、起码朝廷本应承担更多却丝毫都不承担的罪责。”
都说弱国无外交，清政府根本不懂如何外交。“中国向以自己是位于‘天下’之中，文化最为发达、优越的‘华夏之邦’自居，四周都是文化、制度远不如中国的‘蛮、狄、夷、戎’，中国是‘天下共主’，而周围各国都是中国的‘藩属’。”在这样的观念下，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的清政府不仅“爱面子”，仍然视西方列强为传统“狄夷”，不屑与之“外交”，不能进行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对话。“那些‘蛮夷之邦’只能与中国的地方政府打交道，而不能（因根本无资格）与中国的中央政府打交道。”最终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为中国历史留下了耻辱的一页。
洋务运动中的李鸿章
同治三年春（1864年春），李鸿章写了《致总理衙门函》。在这封三千多字的长信的前半部，李鸿章对炸炮、炸弹和蒸汽机作了详细介绍，然后探讨到“洋器”背后更深的知识和技术背景。他还把中西之“学”的某些方面作了比较。“查西士制器，参以算学，殚精覃思，日有增变，故能月异而岁不同。”“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 当时日本“开国”学西不久，李鸿章即已看出日本今后将对中国造成严重的威胁。“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而国人却依然对世界大势蒙昧无知，固守己见。李鸿章引用了苏东坡的话，变革“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有为，而恒苦于不信。言之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最后李鸿章写道：“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精益求精，以备威天下、御外侮之用。”读了李鸿章的折子，可以深深感受到李鸿章是一个有思想与远见的人，也能体悟到中国洋务运动的艰难。
为“觅制器之人”，李鸿章请朝廷设立上海广方言馆（《请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折》），培养翻译人才并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并几次上奏强调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性。“古人谓，欲学齐语者须引而置之庄岳之间，又曰百闻不如一见，比物此志也。况诚得其法，归而触类引伸，视今日所为孜孜以求者，不更可扩充于无穷耶？”（《论幼童出洋肄业》）1872年8月第一批幼童终于踏上了留洋之路。
为“觅制器之器”，李鸿章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而轮船招商局则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从“军工”转向“民用”、从“求强”深化为“求富”、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企业。
从当时电报、铁路等的建设的波折曲折中（《请设南北洋电报片》、《妥议铁路事宜折》），“可以看到新旧观念的激烈交锋、各种政治力量的尖锐较量、利益关系复杂的你争我夺。”
《辛丑条约》签订后的两个月，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去世。身怀大志，却身处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遇到一个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这是他的幸还是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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