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在“步兵班”呆了三个月,我终于熬“出头了”。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连队的老“文书”姓赵,是75年云南入伍的兵,服役期基本上到了,所以要在新兵中挑选一个“接班人”。
02
新兵下连队在步兵班的时候,连队就在“观察”、“了解”,有时,排长、指导员有意思安排我办墙报、写点材料什么的,综合考察后,觉得我在同年入伍的新兵中文化程度算是高的(高中毕业那个年代还算可以),当知青时当过老师“代过课”,写字吧,他们觉得还看得,正好团部崔政委来连队检查、视察工作,在连长、指导员的陪同下,对我进行了“面试”,问了一些常规的东西,比如:“当兵的目的”、“家庭出身”、“当知青的情况”、“革命理想”之类的,最后决定“代理”文书,时隔两个月后,团军务股下达命令,取消了“代理”二字,调进了“杂务班”(连部)。
03
“杂务班”主要由文书兼军械员、给养员、通讯员兼司号员、卫生员兼理发员构成,按照今天的军衔称谓是“上仕”,文书是杂务班“班长”。主要职责是,涉及连队的文字材料的编写、会议的记录整理、列席连队干部、支部会议、统计连队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报表、负责连队枪枝弹药装备的管理(保管、领用、训练)、所有连队战士档案的管理。住房与连长、指导员一样享受“单间”(主要涉及到连队机密和档案材料)。我从就任到退伍没有再调整过其它岗位。
04
到杂务班个把月就遇到了一件事,给养员是个老兵,记得是我们四川“北川”的,74年入伍,已经在他那个位置干了好几年了。刚到杂务班就听说,他要“提干”当司务长了,可迟迟不见团里政治处命令,他象“热锅上的蚂蚁”,整天“坐立不安”,情趣不定,甚至有的时后”怨天尤人“、”灰心丧气“。
一个周末,正好连队所有干部、战士到“枕头坝”(地名)看坝坝电影,他到我办公室来悄悄对我说:“文书你可不可以不去看电影,我们一起喝酒?”,我当时“吓了一跳”,一来刚到连部很多“规矩”、“纪律”还不董,二来再我当时确实不知道我能不能喝酒(那时基本上没有喝过酒,即使过年过节父亲他们饮酒,我们只是尝尝),我“心有余悸”没有底气地说:“这样行吗?”,他说:“当然可以”。
盛情难却,我找了个借口,向连长请了假留下来培他。部队离开营房后,我到隔壁“小买部”(他的领地),他早已在哪里了。我进去一看,一小桌上摆好了两只口缸、几个罐头盒已经打开,有“午餐肉”,有“餖豉鱼”、还有“红烧肉”等,他给我倒了大半口盅,自己也倒了给我差不多,我便开始了人生第一次饮酒最多的一次“饭局”。彼此边吃边聊,我才知道,原来是他提干不成,心有不快,叫我陪他“借酒浇愁”吧了,不知不觉中两瓶白酒底儿朝天被我俩喝个精光,几盒罐头也所剩无几,听到部队的“结合”、“解散”和战友们的脚步声,知道部队回来了,我也赶紧“躲”回了我的陋室。也才知道,原来我还“特别能喝”。
05
代班查哨也是一件有趣的事。连队干部按照编制是八个,即三个排长、一个司务长、连长、副连长,再加上副指导员、指导员。本来查哨是干部的事,我们杂务班的都是兵没有资格。按部队要求,每天晚上必须检查哨位执勤情况,防止出问题,连队八个干部本来就不算多,再加出差、探亲什么的,那就少之又少,查哨就转得更快,所以我们杂务班的全体战士就“补上”行驶干部的权利了。
有趣的是,轮到我查哨,我便悄悄到军械库,拿一支手枪(在部队是违反纪律的),装上几发子弹,揣在库兜里壮壮胆(晚上哨位十来个、有的又偏僻、又黑又暗、有时伸手不见五指),说老实话,即使遇到了“情况”也不敢开枪,因为一旦连队干部发现,那是要背处分的。到了一个哨位,有时悄悄摸到哨位,看到哨兵在“打瞌睡”,把他的枪想办法从手中拿走,对着他的耳朵大哄一声“口令”,“惊慌失措”的哨兵被吓了一大跳不说,发现自己的枪也没了,剩下的就只有“哀求”了:“文书,你哥千万不要给连里汇报了,要是排长、连长知道了,我挨处分不说,我一生就惨了”。
看到哨兵“可怜兮兮”的样子,我也学着干部们的样子训上两句:“谁叫你站哨打瞌睡,以后可别这样了,这次就饶了你”,说老实话,我是不会汇报的,当时只是“吓唬、吓唬他”而已。
06
私自带枪,差点“走火”伤人我记忆犹新。由于工作之便,我回家探亲或到团部出差,常常带着枪。
记得有一次,我到团里办完差事,急匆匆来到家兄的厂里(六七厂离团部有几十里地),非常遗憾的是,家兄回老家了。我找到了与家兄一块儿下乡当知青、一块儿进厂当工人的老乡陈哥,正好下午他不上班在寝室里休息。他看到我说:“文忠,你当的啥子兵哟,个把月就要到你哥这里来”?我对他说:“你想不想打手枪,我带了一只”,他听我说完“十分惊讶”地说:“真的、当然、当然”?我说走嘛,到一个既安静又安全的地方,让你“过把瘾”。
于是,我俩慢慢在厂边的河滩边上找到一处比较满意的地方,我连忙掏出手枪,装满子弹(八发),给他讲了一点简单要领,我说:“这是一把五四式手枪,弹夹装八发子弹,子弹打完后枪机就不回,持枪或射击时千万枪口不能正对人”,说完后,我拉了一下枪机上膛,击发了一枪,然后把枪递给他说:“还有7发,你打吧”,陈哥接过手枪,“呯、呯、呯”抠动板机,打了几枪,被这对于他来说从未有过的“尝试”吓倒了,击发与否自己全然不知,把枪收回看,枪口正好对着他自己说:“这怎么不响了”,我在旁边看到这种状况,惊呆了,赶快跳到他跟前说:“不要动,快把枪给我”,我收回手枪,非常熟练地退下弹夹,拉回枪机退出枪膛里的子弹后,瘫到在地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回过头看到他“呆若木鸡”、“惊慌失措”地站在哪里一动不动。
过了十来分钟才缓过劲来对他说:“哥哥,你刚才吓死我了,如果枪口对着你的时候击发,那后果不堪设想”,你去见”马克思“不说,我也得”坐牢“。他也”五色无主“心存侥幸地说“天不绝我、天不绝我”,尔后,我带着“忐忑不安”和万分庆幸的心情回到了宿舍。心想,今后我决不私自违反部队纪律和规定,带枪出来玩了。
07
副连长烧伤我感到内疚。我们的副连长是西充的人,72年入伍,满脸“六耳胡”,文化程度很低,听说是靠实干种菜、养猪提的干。时间应该是我到杂务班的第三年,一天,按照连长的安排,由副连长带队,对我管的军械库进行清理,仓库里面“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清理出来处理掉。
清理中我们发现了一大包不知存放了多久的火药,连里并没有什么用处,在加已经“回潮”过期。怎样处理呢?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说:“把它扔到垃圾堆里”,有的说:“丢到河里算了”,还有的建议:“埋在土里”。说了半天这也不行、那也不安全,没有一个办法觉得妥当。最后还是副连长相到了一个发子“烧掉”不留隐患,大家觉得还行,一来大家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二来他是最高行政长官,服从命令为天职。
于是在仓库外边一处“开阔处”找到了一个位置,把清理出来的火药包打开,分撒在地上。那么又怎样“纵火”?谁来操作?大家想到,担心点燃后发生爆炸,于是,找来一根长杆杆,我说还是我来吧,副连长说:“你不行、危险”,他叫我和给养员、通讯员“靠边站、躲开”,执行“命令”。他在前面,把长杆绑上易燃物,用打火机点燃后“伸”向了火药,只听一声“嘭”,成功了,大家小心翼翼,准备过去检查,此时,副连长走在前头,都以为全部燃烧完了,走弄后用脚“蹬开”燃烧后的残留东西,蹬着、蹬着,又是一阵声响,一股黑烟冲天而起,事故发生了。
我们赶到跟前,副连长已不成人相,满脸趋黑、军装军帽烧焦了,胡子也烧来看不清有还是没有,他跳着双脚,双收护着脸“哇、哇、哇乱叫”,我们赶紧到连部,打电话给厂医院,叫他们120救护车立即到连部救人。到厂医院检查后,确定为脸部重度烧伤,后来星期天,我去医院看了一下他,医生说:“没有生命危险,只是以后会影响颜值”。在后来听说转到总部医院做了换肤整容手术。我退伍多年后的一天,无意在乐山城里遇见了他,我叫:“副连长你好”,因为我体太“发福”,他居然没有认出我来,我说:“七连、文书,我姓程”,他才慢慢想起。聊了几分钟,他慢慢转身离去,看着他的背影渐渐远去,我内心深处又有那么一丝丝内疚,但刚才我注意到他的脸颊时,并 没有留下疤痕又为他感到欣慰。
后来我听战友说,他出院后调到了二营,当上了连长,最后副营转业,选择了乐山市中区通江镇政府,当了一名国土员,官虽小,但还是一个“实权派”。衷心祝愿他家庭幸福,晚年身体康健,笑口常开。
08
“熊猫”牌收音机帮我们渡过了寂寞的时光。到杂务班的下半年,连队被成都军区评为“硬骨头六连式连队”光荣称号,除了授予“旌旗”和全军下得命令表彰外,同时奖励一部熊猫牌的三波段半导体收音机,那”玩意儿“现在看来是”古董“,可在当时,那是非常时髦的东西,并且领导们又把它交给了我保管。
一到晚上信息时间,有几个老兵不约而同朝我的屋子里钻,来的目的就是听收音机。一会儿收听一下”澳洲电台“,被称之为”靡靡之音“的邓丽君”何日君再来“、”小城故事多“、”夜来香“等。有时又收听”美国之音“,听一些新闻。几个老兵,常常不吹”息灯号“是不会离开我哪里的。
说真的,那个年代,电视机都很难看到一部,更谈不上网络、媒体,军营生活本来就”孤噪无味“,有一台多波段收音机,可想而知,那是多么开心的事。那部收音机,确实陪伴我和其他战友度过了那些寂廖的每一个晚上,有了它的存在,我和我战友们的业余时光,才显得那么充实和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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