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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吞万里如虎
中华帝国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特点：大。
由于幅员实在太过辽阔，信息传递极其不便，帝国的治理就面临巨大的挑战。
这里闹水灾了，那里干旱了，边境又有蛮夷侵扰了，哪儿民变了，不一而足。
可是这些信息要反映到决策者那里，少则一月，多则数月，等到皇帝与内阁讨论出办法，做出决策，安排实施，说不定那边事情早已云消雨散。
那这么大一个社会，平时怎么运行嘛？
于是，一个天才的发明诞生了。
解决大多数具体问题，竟然不是靠具体办法，而是以“虚”对付“实”，以“无”对付“有”，以形式对付内容。
这说起来有点绕。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说，有点类似令狐冲的“独孤九剑”，任你千招万招眼花缭乱，我就一个无招胜有招。
任你广渺大地上的事情千头万绪，洪水滔滔 ，我就用一条“道德”的大河引导人心。
帝国的统治者，不能像现代领导一样开电视电话会议，坐上高铁视察全国。他人不出皇宫，平常就靠道德、礼序这些形而上的东西，应对来自辽阔大地上的纷繁事务。
礼序的内容，在上层是忠，在民间是孝。
忠孝实质上都是造成一种无形的秩序，层层约束，使人心逆来顺受，社会安定。
地方上主持事务的官员、乡绅，主要靠的也不是法律，而是个人的德行威望，对各种矛盾加以仲裁与平衡。
上层统治机构更像一个品牌形象店，下层民间社会则像一个个铺子，二者各自运作，是彼此半脱离的。
又既然治理社会的是靠一套虚的东西，所以具体数量多一点、少一点也就不太重要了。
这就造成在长长历史形成中，帝国统治者根本不在乎具体数字管理，全国人口到底有多少，土地实际几何，一年一季的税入总额，财政支出预算所需，军队士兵数量，全都是个概数，一笔糊涂账。
只要不出大乱子，仁孝治天下就行得通。
等到两三百年下来，豪强对土地的兼并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实际问题堆积如山，想改革也改不动了。怎么办呢？
好办。改朝换代，换个姿势重头再来一次。
传统帝国的这些骨肉气血，经年累月，早已修炼成精，绝对不是民国短短数十年的运动与风潮可以变异它的。
它能不能生出一个“现代组织”的无敌宝宝，全赖于它本身有没有这个宝宝的构成基因。
这个基因是什么呢？
为了实现组织的信仰与蓝图，“现代组织”需要两个关键基因：
第一是“统计与编制”。层层结构，纲举目张，牵一发而动全身，组织目标大于一切。
第二是“强联结”。个人一旦加入组织，就意味着放弃部分个人自由，接受组织约束，个人意愿服从组织目标，成员不能处于游离态。
这两点，恰恰是传统帝国的死穴。
帝国“模糊概数”的管理，造成一个号令发出后，执行效果是没法统计的，好比公众号文章全赖朋友圈传递一样，传到哪是哪。委员长的手谕，阅读量也可能只有几百。
而帝国“虚无的道德”治理法，又造成了上层结构与下层社会的半脱离状态，是完全的弱联结。正所谓山高皇帝远，有事找村长，乡民买账的还是土皇帝。
此外，在传统帝国这种治理结构下，社会越僵化、越呆板、越保守、越没有进步，越好。人民越愚昧，越利于帝国的江山稳固。
为了达到这一点，历朝历代，“子民”们都被约束在一个位置上，安心务农，迁徙与远行受到严格限制，职业差不多都是子承父业，只有极少数人可以通过科举改变身份。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单一个体的命运就如同蝼蚁，应对突发灾难的能力十分有限，相对应地，人际关系就极为重要，并被放大到极致。
关系是要有的，万一有人“得道”了呢？那么关系网中的鸡犬都可以升天了。平时它是一个人发展的全部机会可能；灾变时，它又成了帮困扶难互助组，一方倒霉，八方支援。
所谓“礼尚往来”，也暗含着这样一个秘密：他日你若发达了，别忘了拉兄弟一把。
这些关系包括亲戚关系、同族关系、同乡关系。假如你有幸是知识分子，还可增加师徒关系、同窗关系、同年关系。
这些关系无形无色，却是联结整个社会的核心形态，星罗密布，天罗地网。
可惜，传统帝国的“关系学”这门大课，正好与现代组织的精神背道而驰。
“关系”极易派生出一个个蒙古包式的小社会，所谓大小山头，团团伙伙，抱团取暖，一个个独立的小团体利益，就像组织血脉里的大大小小的肿瘤，极大地阻碍着组织的良性运行，严重威胁着组织的生命。
中华帝国的这些传统特质，导致了它只要没受外来的冲击，没有实质性的颠覆，那么“现代组织”这种政党力量，就不可能从内部诞生。
一个主要是下层结构的民国社会，一个主要是上层联结的国民党，怎么运行呢？
孙中山与蒋介石领导办法，还是脱离不了忠义、恩威、关系、礼序这些传统治术的范畴。
组织目标能不能执行下去，执行效果如何，全凭领袖个人对成员们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是有强弱的，可变的，无法保障的。
1934年，蒋介石委派陈仪主政福建，担任封疆大吏。1938年6月，陈仪置委员长手谕不顾，下令枪决军统福建老大、戴笠心腹张超。戴笠哭着跪到蒋介石面前，要求委员长做主。
蒋介石怎么说的呢？
蒋介石说：“雨农啊，陈仪是什么人？他是政学系的领袖，上将，省主席，他后面有一大帮人呢，有张群，有熊式辉，还有……我不依靠他们行吗？不要再任性了。”
戴笠说：“雨农体谅领袖苦心。”
这真是搞笑了。
这种哭诉与台词，跟宫廷剧有什么区别？一个堂堂的民国中央政府委员长、国民党领袖、军队首脑，处罚不处罚地方大员，理应根据国家法律与组织纪律，岂能由当事人背后关系决定呢？
这不是现代文明，这是小农关系的算盘。
多数时候，国民党内部的运行还是依靠人脉，一旦超过人的关系圈子，国民党的号令就像走夜路遇见了鬼，说僵就僵住了。
在民国军队里，交情至关重要。军官向心力，主要由一个个小团体间亲如手足的关系凝聚起来，在上如黄埔军校生，在下如老乡。
有一次，侍从室组长、浙江同乡、蒋介石外甥陈希曾，请求辞职。蒋介石非常生气，当场掀翻了桌子，使陈希曾哭着打消了辞意。战争造成货币贬值，他的薪水几乎缩成零，生活很不便，他想利用关系下海经商。但蒋介石认为他此时弃自己而去，简直是忘恩负义。
从这个历史细节里，可以洞察到什么呢？
在蒋介石的组织构架，浙江老乡关系、亲戚关系、恩情关系，至关重要。
国民政府和军队的结构十分松散，军阀与派系依然林立，各方异己势力拉锯不断，大小战争不熄，反对力量一直在暗中蔓延。
蒋介石从未在实质性的组织上统一过国家，他也从不曾完全掌权，没有更大决策权。
国民党与它成员的联结，是弱联结。关系不到的地方，组织力量就暗弱了。
如果还是旧式的改朝换代，那国民党没问题。
但当它遇到帝国主义组织形式的日军、苏俄组织形式的中共军队，除非力量对比太过悬殊，否则，结果早已注定。
说到底，近现代战争打的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基础、动员社会的能力与效率。
而动员社会的能力与效率的背后，是组织力。
由于组织力的缺失，国民党始终飘在古老的传统社会之上，根本无力组织、动员起整个社会投入战争。
国军对阵解放军，工业基础略好一点，组织力却天上地下，岂能不败呢？陈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每当笔者脑海里闪过漫山遍野的白毛巾、小推车时，心里就想起了孙中山桌子上的一叠叠红手印。
国军没组织啊。
当孙逸仙博士与蒋中正先生率领着这样的国民党，莽莽撞撞地冲进时代，迎接现代文明的滔天巨浪时，解决之道只有两个：
要么像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用长长的时间，慢慢把国家建设成一个现代社会，提高全民素质，获得组织、动员的基础。
要么像红军一样，从社会底层入手，将中间的地主阶层彻底取消，在下层社会之上直接建立上层结构，获得组织力量。
前者，上帝没有给国民党时间。
后者，会要了国民党的命。
所以孙中山与蒋介石选项只有一个，那就是转过身来，用古老帝国的传统治理方法面对现代社会的挑战，迎接国民党的宿命。
“天不予我，非战之罪也。”
这等牛逼的托词，是西楚霸王作为一个失败者的矫情与愚蠢，但对国民党来说，却是一曲再公道不过的时代挽歌。
国民党各种表象下的迷底，只有站在遥远而高旷的历史山上向下看，才能模糊看清。
疾风骤雨打湿了时代脸庞，模糊了历史视线。
在它背后，是孙与蒋挥不去的暮霭烟愁，也是连宋吴马的痛难平，如鲠在喉。
佛狸祠下 一片神鸦社鼓
传统帝国上下层“弱联结”特点、“关系型”的治理结构，在有一个强势中央威权时，还能镇住各方诸侯；而一旦中央力量暗弱疲沓，就必定会引发地方实力派的野心与挑战。
于是，诞生于传统帝国的土壤、从未建立现代组织结构的国民党，它的分裂的阴影，就浸透漫漫长夜，影响至今。
纵观国民党的一生，挑战领袖，二哥三哥们接连离家出走的戏码不断，生生不息。
辛亥革命后，深受礼遇的章太炎，忽然反对三民主义，从同盟会出走，另建共和党。
1925年，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随后廖仲恺遇刺，胡汉民、许崇智被迫遁逃。
不久“西山会议派”反对蒋介石，另立中央。
1927年，国民政府迁至武汉，三个月后，军权在握的蒋介石即发动“清党”政变，另立南京国民政府，形成两个中央。
“宁汉分裂”事件，开启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即有实力者可以另立中央。这个噩梦，从此纠缠国民党一生。
1930年，阎锡山在北平成立一个国民政府。
1931年，李宗仁、汪精卫等各方反蒋势力成立广州国民政府。
1933年，李济深、蔡廷锴在福建成立共和国。
随着抗战开始，所谓“兄弟阋于墙内，而外御其侮”，总该消停下来吧？
怎么可能。
1940年，汪精卫叛国投敌，成立伪南京政府。虽然自1927年以来，每次分裂都少不了他这位白面奶油小生的影子，但这次公然跨越做人底线，还是激起共愤，不久被刺杀重伤，四年后死于日本。
抗战都胜利了，是齐心搞建设的时候了吧？
不。继续。
1948年，随着国军战场失利，反蒋势力再次活跃，“桂系”逼蒋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
一般人有病都会静养，国民党却很奇怪，一旦病危，必有人从暗中跳出，捣腾一番。
就算江山丢了，也绝不收手。
蒋经国逝世后，李登辉先是大搞拆迁，把国民党整得奄奄一息，后又暗中扶植民进党崛起。
1993年，郁慕明竖起反李登辉大旗，宣布脱离国民党，成立新党。
2000年，被李登辉逼到死角的宋楚瑜，与国民党分道扬镳，另创亲民党。
随后，蓝营的连战、宋楚瑜内斗白热化。
9月，阴谋家李登辉被清除出党。
宋氏橙党一度回心转意，搭档连战大选，可是败于“两颗子弹”后，又遭马英九排挤。
此后每逢大选，就算明知必败，老宋也要上阵拉国民党下水。反正大家都别想活了。
2013年再出大事，党主席马英九宣布撤销“立法院长”王金平党籍，政争白热化。
荣誉主席连战随后力挺王金平，公开责备马“总统”“公报私仇”。
马英九对连战多次恩将仇报，两人素来不和。
2015年，王金平胜诉，又恢复党籍。
2015年10月，国民党忽然撤销洪秀柱“大选”资格，代之以党主席朱立伦。
2016年3月，洪秀柱从头再来，当选第15任国民党主席。
6月，一片“蓝色战袍”的人群中，王金平独自身穿白衬衫，坐在角落冷眼旁观。
呜呼！起至同盟会的红手印，终至王金平的白衬衫，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党对分裂的热爱，能像国民党这样从一而终。
这些纷繁缠绕的黑色纪录片，看似掺杂了许多的是非难分的个人恩怨，实际上都是一个党缺乏现代组织力量的必然结果。
没有现代组织力，号令效力就听天由命，国民党对成员的约束力就非常有限。
个人关系可以成为党内力量主线，实力派可以调动不得，人脉可以反过来制约国民党中央，一言不合，抬腿就走。
堂堂百年大党，只一个松散的弱联合。
廉颇老矣 尚能饭否
今天，国民党能重整山河吗？
可以说，国民党的最后一次机会，出现在2008年。彼时，历经李登辉重创后的“泛蓝”阵营，重新迎来生机。
带头大哥马英九，帅气清朗，雄姿英发，又懂得清廉自守，可谓集“蓝营”期待于一身，当他率领全岛人民直捣阿扁贪腐政权后，本有可能整合分裂力量，立地新生。
可是，历史又一次开了个大玩笑。
哈佛大学法学博士、优等生马英九，做学问也许是个好教授。
在亚洲政·治从业者中，也许是容颜最帅的。
可惜却没有领袖资质、“总统”能力。
马英九先生自恋胜过爱人，优柔寡断胜过眼光判断，气量狭隘胜过宽容大度，猜忌胜过信任，个人利益考量胜过时代格局。
在民进党的进攻下，马英九步步退让，听风就是雨，试图讨好对方绿营选民，却接连将手中城池一个个送出，直至山河破碎人凋零。
这个话题，有机会再单独展开。
穿过一个个历史的细节，不妨细细思量，如果孙中山、蒋介石都没有办法建立的组织力量，一个花木兰洪秀柱又如何能办到呢？
以连战、宋楚瑜、吴伯雄、马英九雄心壮志，都不能整合的阵营，小辣椒纵有报党之心、钢铁意志，又从哪生出回天之力呢？
这与什么政党的民主轮换无关。
如同宿命一般，从前历史没给国民党以时间，如今也不会再留给它多少光荫岁月了。
隐约可见枫叶飘落，霜染层林，最后一根大象的骨头，被一只老狐狸叼走了。
但愿只是呓语。
凭谁问
这是写得最辛苦的一篇笔记。
一个月来，翻阅十多本书，每个夜幕与日出，发呆与思索，撰写和修改，只为做到一件事：严肃一点，说话要尊重史实。
要以最诚的心，对得起那个时代，那些人。
国民党的奋斗、牺牲、不团结、分裂、离合、悲歌，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近代创业史，理应放在大历史进程里，安静观量。
它的故事，是三千年农业文明巨大惯性，与近现代工业文明迎面碰撞激起的巨浪。
它是老大帝国道术文化的尾声，是道德治国、概数治国、关系治国的最后一次延伸。
它所有戏剧般的宿命，都是为了迎接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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