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人类历史上第二例艾滋病被彻底治愈的患者——“伦敦病人”，一度点燃了很多人的希望。
为什么是第二例，又是怎么治愈的呢，为什么会有这么重大的意义呢？
这就得说到第一例治愈的“柏林病人”，一个同时患了白血病和艾滋病的柏林留学生，在治疗白血病的时候，移植的捐献者的干细胞里，竟然带了能够抵抗艾滋病的基因。
于是神奇的痊愈奇迹出现了。
但是，也只是神奇而已，毕竟历史上奇迹多了去了，并没有实际意义，我们无法确定他的痊愈具体是哪一个因素在主导，这也是医学上孤立不证原则背后的原因。
直到第二例的出现，证明了科学家们的归因正确，捐献者的基因里，就存在一个叫做CCR5-△32基因变异，这种变异基因在极少数的北欧人群里都可以找到。
同时，第二例痊愈，也说明了技术上实现变成了可能，这导致这一项技术的前景突然变得明朗了起来。
当然，现在鸡尾酒疗法已经可以让艾滋病患者控制住病情，可以和疾病长期的共存生存下去（不要觉得很恐怖，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是和很多疾病共生到死的，只是艾滋病听起来比较恐怖而已），冒险去移植干细胞还是带有风险。
但是，近几年基因编辑技术的大突破，也就是CRISPR-Cas9技术和这件事一结合，那么想象力就多了去了，真正可以普及的痊愈已经不远了。
这是一个从个例和奇迹里寻找分子层面的原理，然后在去研究药物和疗法，最后实现医学进步的过程。
这中间靠的是茫茫的个例中寻找奇迹，不断试错，最后找到一两个有效的发展方向，但是未来，等基因编码真相明朗，和编辑技术成熟以后，就会针对性的对某一种疾病进行针对性的手术刀式精确治疗。
从靠运气，靠大量的试错，在到精确的钻研，靶向式的深入研究，这是一种从表现到本质的进步过程。
这个过程，我们往前推，可以发现医学发展史上好几次进步都是如此。
比如在博格创立福泰制药之前，世界制药巨头像默沙东、葛兰素史克研究药物的方法，就是派各种科学家去全世界各地寻找不同的菌种，然后尝试挖掘其中有药用价值的菌种，进行培育和测试。
这是二战之后流行的研究方法， 就是找啊找啊找，靠运气，靠大量的试错。
博格觉得这种效率低，人力成本高，觉得制药就要回归科学方法论，就要针对性的开发，通过科学研究提出假设设想，从分子层面进行研究，一对一开发针对性的新药。
虽然博格率领团队研究了好几年，开发出来的药物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不过意外的惊喜就是对另一种病有特殊疗效。
其实很多特效药，最终的疗效往往都是偏离初衷的，比如生发剂，比如伟哥，都是意外的产物。
我们在往前推进，看看中国的中草药和现代医学的演化，也是这么一个进步过程。
中国的传统医学，方法论也是从茫茫的植物、矿物、动物中寻找一大堆东西去试验，如果有效那么就做个记录，然后一点点累计和优化。
我们排除老祖先们因为对身体病理了解太浅，从而导致的逻辑错误，药物归因错误。
就单单从方法论来说，几千年来，咱们老祖宗们的医学药物获取模式，就是如此，大批量的尝试，碰运气。
直到19世纪，现代医学传入中国，人们对于人体的了解开始一点点的深入，这种低效率、大规模的试错方法论，开始被针对性的研究方法所取代。
虽然近代对于人体的认知依然有限，依然会出现很多现在听起来毛骨悚然的疗法，比如手术风流行的时代，什么病都切切切，连精神病都要打开脑壳搅拌一下（嘶、、、、）。
但是方法论至少开始进步，开始针对逻辑去推理，用相对科学的方法论去研究了。
从远古时代，人们把病归结为鬼神，一生病就觉得被鬼神附体，然后破脑壳治病（古人觉得脑袋开个洞，邪祟飞走了，病就好了），慢慢的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开始回归自身，在到现代医学正确认识自身，从医学哲学（西方四体液，东方阴阳五行）层面，到解剖层面，再到分子层面，一步一步我们走过来，方法一直在进步。
不管是今年3月5日的“伦敦病人”，还是几年前CRISPR-Cas9技术问世，都是下一次医学大突破大惊喜的前兆，我们就拭目以待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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