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岁那年，我进入了村小学上学，它的名字叫做奎岭小学。这所学校面积不大，大概只有几亩地大小，教学楼不高，共两层，一共五个年级，一个年级一个班。学校东西两侧分布着两排房屋，分别是教师办公室，学校伙房以及学生宿舍。校园中间有两个大花池，里面种有各种各样的花草，牡丹、月季、鸡冠花、松树、柏树以及很多其他的我叫不上名字的花草。花池北边有两条平行的绿化带，里面种植着黄芽（杨）树，十分茂盛，升旗台就在两条绿化带的中间立着一座升国旗台，旗台的右侧靠近围墙的地方有两台水泥板制成的乒乓球台。校园的西南角有一双单双杠、水泥砌成的滑梯，对应的东北角有一架跷跷板。操场则位于校园外面，只有一个篮球场，操场的东西两侧种有十四五棵高大的杨树。
其实在正式上学之前，那里就是我的乐园，因为它有滑梯，有跷跷板，有村里其他地方没有的玩具。那时学校的大门不会锁起来，也从来没有门卫，我们进出很方便，可即使这样，学校里的老师们看到我们偷玩也会把我们赶走，因为正在上课的前辈们看到我们在愉快的玩也会跟着神游。
学校的老师们都是本村的村民，是在那吃不饱饭的年代读过师范学校的人。他们生在本村，长在本村，毕业后又工作在本村，由于从事着教育工作，他们很受到村民的爱戴和尊敬。父母们养育了我们的身体，而这些老师们则是培育了我们的精神、丰富了我们的知识，所以，老师们是我们的第二父母。对于他们，我们很敬畏。
在村民还是普遍贫穷的时候，老师们都有着自己的工资，衣食无忧而且体面。村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复一日的在田间劳作，我们的老师们耕耘着三尺讲台，而我们就是他们的庄稼，他们耐心细致地呵护着每一茬幼苗，不让他们长歪，让他们始终笔直。他们是称职的园丁！
现在回头看我在村小学的学习生活，那时候没有PPT，没有频繁的上级视察，老师们不用准备很多无用的课件和无用的资料，他们能按照自己的思路来教学不受外界的干扰。他们不会把作业发给家长，让家长辅导，因为给学生上课就包含着辅导作业，他们不会认为辅导是家长的工作。他们也是按照教案讲授，不会很生动，不会很吸引人，有些学生会有不懂，可他们却很有耐心，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虽然我们不是他们的孩子，却是比他们孩子更多与之相处的人，最终也是他们的孩子。就如他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学生，他们也没有歧视任何一个学生，我在那里学习成绩很好，可是我受到他们的批评甚至体罚并不比成绩不如我的学生少，无论哪个学生犯错都不会区别对待，这点实在难能可贵。
说到体罚，老师们会用打屁股或者打手心的方式，至于扇耳光从未有过，用脚踹人也从来没有过，而网上那些极为变态的手段，更没有实践的机会，因为这些老师们绝对想不出那些出人意外的方法。体罚并不常见，常见的是批评和罚站，只有在学生因为马虎而出现不该出现的错误或者三番两次犯同一个错误时才会动用这种措施。而学生被老师体罚教育，几乎不会回家告状，因为家长向来向着老师，在学生刚进校时家长们都已经给老师们授过权：他不听话就给我狠狠地打！更有一些家长直接说：他不听话就往死里打！这种成年人的话语对于彼时的我们来说是一道紧箍咒，毕竟老师们可以不为他们的体罚行为承担责任，于是我们在学校也就不敢太胆大妄为。可是现在，我却不敢这样对老师授权，一是因为这种方式很不文明，孩子也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他们有自己的人身权利；另外一点我真怕他们打出事情。其实，对于那时的老师，家长们很了解也很信任，所以才敢这样说，老师们也确实不会做出出格的事。
我接受的教育是应试教育，他们也是应试教育下的工作人员，可是对于他们，并不像我反对应试教育那样对他们有所芥蒂，相反，我对他们心怀感激，张老师教我写字要横平竖直，要工整，要我们有感情的朗读课文，周老师教我数学，更多要求我认真细致，不马虎，作业要严格按照格式要求，要整齐。还有其他的老师们，几乎都是这样要求我们。在学校不能讲脏话，要爱护公共设施，要注意安全，要爱护书本，不能抄袭作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等等。
在那所小学，我度过了五年时光，学到了知识，也养成了一些很好的习惯，而后者更让我感到幸运。我没有像现在的学生那样有做不完的作业，上不完的补习班，可是我学到的知识也并不比他们少。现在的教育更像是一个完整的产业，掏空了父母，给很多人带来了巨额的财富，教师们不是产业化教育的受益者，他们由以前的衣食无忧变得清贫甚至贫穷，且论教师地位的变化，可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描述，而这对民族来说未必是值得庆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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