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又进入梦乡了。他坐在轮椅上，穿着蓝色粗布衣裤，脸上刻满核桃纹。
我看着他，不禁流泪。
父亲得了脑血栓之后，总爱睡觉。一睡觉便会做梦，无论白天还是黑夜。
那一天，他也是这样坐在轮椅上进入了梦乡。梦中呼喊着：“大李！大李……”
大李是父亲的战友，早在1948年就牺牲了。
大李和父亲是一个村的，当年两人一起应征入伍，分在一支部队里，父亲有文化，当了卫生员，大李大父亲三岁，是战士。
大李面庞黑黑的，眼睛亮亮的，身材魁梧，入伍前已经成了亲，有个两岁的儿子。他在部队处处关照父亲。那次攻打四平的战役，令父亲终生难忘。
1948年春节刚过，父亲和大李所在的部队向四平城内的国民党守军发起总攻，在敌方坚固的防御堡垒前，双方激烈交火。炮弹如暴雨般倾泻，大李突然栽倒，父亲呼喊着向他扑去，大李的左肩被弹片击中，鲜血汩汩而出，父亲剪开他的衣服，为他止血包扎，又扶他躺在担架上，与一名民兵抬着撤向后方。走了一段，敌人炮火密集，他们不得不停下来隐蔽。父亲模糊着双眼继续为他止血包扎，他的手有点儿抖，大李感觉到了，镇静地安慰他：“没事，只是伤了肩膀。”父亲为他包扎好，刚要躬起身，猛然间，大李一个鲤鱼打挺将他压在身下，紧接着炮弹炸雷般响在耳边，压在父亲身上的大李的身体异常沉重。
大李就这样牺牲了，临走前，冒血的嘴里只吐出两个字：“柱子……”
柱子是大李的儿子，每每父亲在睡梦中也会喊起他的名字，母亲都会轻声地安慰说：“柱子，好着呢，都已经长大成人了。”
父亲和大李参加的是四打四平的战役，后来父亲得了一枚解放奖章，他把它和一束鲜花敬献在大李的墓前。大李被安葬在四平烈士陵园。
病痛折磨着父亲，使他记不起眼前的事，几十前的旧事却念念不忘。
父亲的梦境中还常会出现一个女人，她叫靖子。
靖子是日本护士。东北解放时，她被俘虏，后来在我军后方参与抢救伤员。父亲入伍后曾到卫生学校短期培训，在那里，他认识了大岛靖子。那时的靖子也只有二十岁的模样，齐耳的短发，眉清目秀，外表看似乎丝毫没有受到战争的浸染。她不爱说话，只是一遍一遍地为学员示范着护理流程和技能。
父亲没有顾及她的身份，却被她白服包裹下的庄重姿容和身形牢牢吸引，不错眼珠地观察着她的一举一动。
到他开始练习了，当他还算麻利地将注射器和药物放进托盘，端着走向靖子和她身后的病房时，不小心刮了下门帘。
“回去，重来！”靖子严厉地说。
靖子对学员的要求非常严格，父亲每天按照靖子的要求努力达标，两个月后，靖子终于对他笑了。
父亲说，她的笑像风……
在野战军的后方医院里，靖子带着父亲在手术台前实习，她一丝不苟地辅助医生的手术，刀镊剪钳针线纱布，有条不紊地传递着，父亲在她身后紧张得大气不敢喘，时不时地帮助安慰和按住伤员，出了一身的汗。
手术终于结束了，靖子掏出一方绿色的手帕，替父亲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
那手帕，好香，父亲说。
他们从手术棚走出的那一刻，没有听到枪炮声，没有看见战火，甚至也没有嗅到弥漫的硝烟味儿。他们看见深蓝色的天空中，镶嵌着许许多多美丽的星星，其中有几颗又大又亮。靖子说，那是北斗七星，它们正联结在一起，就像一只斗，一只量米的斗，七星汇聚，是人们祈求祝福的好时候。她还说，当斗柄向西指的时候，她就可以回家了。
父亲向北斗七星许下了愿望，他的愿望是可以常常看到靖子。他也知道，靖子许下的愿望是早日回家。
果真，在那一年的秋天，靖子回国了，临别，他托人将那方绿色的手帕转给了他。
当父亲焦心地打开那帧手帕时，他看到一只白色的鸽子自由地在绿色的田野里飞翔。
每当父亲在睡梦中呼唤靖子，声音都是轻柔的、微弱的，一旁的母亲带着笑意，轻轻地摩娑着他的白发，丝毫没有酸楚，也不避讳眼前的我。
父亲和靖子的故事是父亲讲给了母亲，母亲又讲给了我的。
靖子阿姨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两次到访中国，两次她都见到了父亲，后来一直保持着书信、电话往来。
父亲一直没有离开过他生长的村庄，靖子阿姨找到他很容易。
他的战友都生活在城市里，有的已升至省部级。他能理解战友们的好意却不接受他们的帮助，一直行医在乡村，直至退休，又把他的衣钵传给了二儿子。
望着父亲的画像，我提起笔，尽量不让泪水掉进调色盘。我在他布满鱼尾纹的眼角上又勾勒了几笔浓重的赭色，我想让他睡得更酣熟些，不知此时，他又在做什么梦？
父亲的梦乡更加深邃了，他在一个月前的熟睡中永远离开了我们，此前，他得到了他的最后一枚勋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纪念章。
母亲在他走后，把他的五枚军功章、纪念章和穿过的军服捐献给了博物馆，一同捐献的还有靖子阿姨的手帕和两人的往来书信。只把她和父亲的结婚照放到了嫁妆盒里，那里面还有一张她和大李的结婚照。
你可能猜出来了，我叫李林，小名柱子。
写于2019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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