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梅溪书院的前尘往事

梅溪书院的前尘往事

梅溪书院的前尘往事

许宗斌

梅溪学馆即梅溪书院

乐清梅溪书院是温州古代著名的书院，但它的历史从何时算起，至今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永乐乐清县志》只详记县学，乡学只笼统地提一句：“本县城郭、乡都共十一所。”《弘治温州府志》记书院（附书塾），乐清有宗晦书院和图南、白石、万桥、鹿岩四塾，无梅溪名。《道光乐清县志》谓：“梅溪书院，旧在城东隅，即王忠文祠，以旁置两斋，令诸生肄业其中，亦曰书院。明隆庆间，令胡用宾重建。国朝雍正六年，令唐传鉎改建西塔山麓，撤长春道院为之，兼祀王忠文。”所谓“旧在城东隅”、附设书院的王忠文祠，系明代嘉靖年间乐清知县潘潢始建、隆庆年间乐清知县胡用宾重建，按此说法，迟至明代中叶才有梅溪书院。

然而，早在王十朋的诗中，就出现过“梅溪书院”之名，他在《和李花》诗小序中说“梅溪书院有李数株”，王十朋这里说的梅溪书院不在县城，而是在他的家乡左原梅溪村（后垟）。那是宋高宗绍兴癸亥年（绍兴十三年，1143）秋天，三十二岁的王十朋因父丧在家守制，在大井南首建舍，辟馆授徒。此即梅溪学馆，也称梅溪书院。在王十朋的诗文里，书院和学馆、学塾没有严格的区分，可以混着叫。绍兴二十三年（1153）春夏间，王十朋应其太学同舍周尧夫之邀，在剡溪（今嵊州市）周家住了三个多月，参加了周尧夫家塾的开馆挂额仪式。在此期间，他为周氏家塾二堂九斋一池取了名，并写了一系列诗文，其中与周氏家塾有关的诗计有：五绝《渊源堂十二诗》、《书院杂咏》三十四首和五古《书院挂额展筵雅会也戏集诸堂轩斋名作诗》一首，诗中均称周氏家塾为书院，而在《渊源堂记》中则称其为家塾。原因盖在于，书院肇始于唐，至宋大盛，而宋代的书院，最初都是民办的学馆，不像后世的书院那样，带有半官方的色彩，故在王十朋那时，称书院还是称学馆、书塾，悉听尊便。

一般而言，旧时乡村学馆、书塾，甚至一些称书院者，档次都不高，学生多是族中蒙童，相当于现代的小学教育水平。但王十朋的梅溪学馆却是一个例外，它不同于一般乡村学馆、书塾的一个特点是，其生徒来自四面八方，基本都是成年人，有的年龄比王十朋也小不了多少。这些学生都学有根底，能吟诗作赋。他们因仰慕王十朋的道德学问而纷纷聚集在他的周围，以师事之。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王十朋的梅溪学馆的水准都很高，宜其又称书院。

燕子来巢成吉兆

绍兴十四年，梅溪书院创办后的第二年，书院生徒就从最初的十人猛增到四十人。王十朋每月对学生进行考核，将他们的作文品评为上中下三个等次。这四十名学生中，“颖然以才名称者十余辈”，他们“齿颊锵锵，类能道惊人语”，能言善辩，见解独特，王十朋对他们评价很高：“予疏缪，反资其发药者居多。”意思是，自己很多时候反而受到他们的启发。这话不能全然视为谦辞，梅溪书院的学生中的确有很杰出的人才，高 水准的老师和高水准的学生在一起，自能教学相长。

这一年，朝廷修三载故事（三年一次进士考试），下诏取士，为翌年春天举行的省试（礼部试，即会试，又称春闱）作准备。除了正常的解试（由州府举行，即乡选）外，又加上国学选、同文馆选等，无论哪种，考中的即具备参加省试的资格（相当于明清时的举人）。王十朋高兴地对乡人说：看吧，我的学生中一定会有人考上！有趣的是，这年春天，有一对燕子在书院的堂上筑窝，形如品字，有人说，这是一个吉兆。这年秋天考试结果出来，梅溪学子中果然有三人上榜：万庠中乡选，徐大亨中国学选，吴翼中同文馆选。喜讯轰动乡里，梅溪书院名声鹊起。

农历十一月，吴翼、万庠动身赴京城临安准备参加来春的省试（此前，徐大亨已在临安太学），梅溪书院为他俩设宴饯行，王十朋作《送吴翼万庠赴省试序》，文章开头说：

韩退之作《师说》，言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弟子。予初怪其言，谓师者人之模范，宁有不弟子如耶？绍兴甲子，予辟馆梅溪，朋友以予年居其先，妄以师席见推，执卷而从者四十人。常月较其文，用三等而品第之，其间颖然以才名称者十余辈，齿颊锵锵，类能道惊人语，予疏缪，反资其发药者居多，然后知退之言为不妄。

王十朋服膺韩愈，不但作诗刻意学韩愈，在教学中也学韩愈，使梅溪书院形成了一种很好的教风、学风。他在此文结尾引汉辕固生劝诫公孙弘之语“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赠吴、万二生，并说公孙弘不听辕固生言，曲学阿容，虽能以布衣取封侯，当了大官，“君子不贵焉！”他还要二位把这话转告徐大亨。培养君子人格是王十朋教育思想的核心，他自己一生都奉“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为座右铭，身体力行不遗余力。

因《送吴翼万庠赴省试序》中有“绍兴甲子，予辟馆梅溪”语，后来许多论者，包括为王十朋作年谱的吴鹭山先生在内，都据此将王十朋创办书院的时间定于绍兴十四年，这是不确的。正确的说法应是绍兴十三年（癸亥年）秋，这可证之于王十朋的另一篇重要文章——《梅溪题名赋》。

独特的梅溪书院“同学录”

《梅溪题名赋》虽不及他的《会稽三赋》出名，但它却是一篇有关梅溪书院的历史和王十朋教育思想的重要文献。

《梅溪题名赋》是一篇赋体的梅溪书院同学录。此赋作于绍兴庚午年（绍兴二十年，1150），正文前面有小引，交代写作缘起：

吾徒宋孝先、李大鼎作《梅溪庚午多士赋》，叙一堂八斋六十人名字，而铺陈条例三百六十字之中，言简意尽，有足观者。陈元佐、万孝杰、童侃又作《梅溪多士赋》，通前后八年间，凡一百二十人而并列之，文工而事益详。予于是采二赋之余意，变声律而古之，先美后规，效古人劝讽之旨，非敢以文戏也，目曰《梅溪题名赋》。

宋孝先、李大鼎作《梅溪庚午多士赋》将梅溪书院的一堂八斋以及庚午年在馆的六十名学员的名字写入赋中，敷衍成文；陈元佐、万孝杰、童侃的《梅溪多士赋》则将梅溪书院八年来的所有一百二十名学员统统写入赋中。王十朋的《梅溪题名赋》“采二赋之余意”，即将二赋所没有说到的意思采写入赋。他以正文加夹注的形式将自己兄弟三人以及梅溪书院八年来的学员的名字巧妙地嵌入赋中，例如赋文开头：“余开馆于梅溪兮，岁甫及乎梦龄。”意谓自己开馆梅溪，至今已届八年。注文：“余弟寿朋，字梦龄，书馆之辟，今八年矣，故借梦九龄而喻意。”这一句带出了王十朋二弟王寿朋。赋文第二句：“自渊献逮乎敦牂兮，顷十朋而今百朋。”“渊献”、“敦牂”分别指亥年和午年，从绍兴癸亥到庚午，正好八年。注文：“某（十朋），余名。百朋，予季弟昌龄名。予癸亥秋辟馆聚徒，从游者十人，至庚午岁，通数之凡一百二十二人。”这一句在记梅溪书院发展状况的同时，带出王十朋自己和三弟百朋（昌龄）之名。赋文第三句：“斋敞八而堂虚一兮，咸与贤而与能。”记梅溪书院的建筑为一堂八斋，斋敞堂虚，是为等待贤能者来。注文：“谢与贤简之，谢与能任之。”此句带出谢与贤、谢与能。从二谢以下皆是生徒之名，共一百十二人，三十八姓：万姓十一人，陈姓十人，刘姓九人，周、林二姓各七人，谢姓六人，王、张、李三姓各五人，余姓四人，贾、杨、许三姓各三人，连、季、孙、童、宋、叶、夏、吴、蒋九姓各二人，朱、郜、黄、施、蔡、潘、赵、姚、何、方、邬、管、徐、繆、郑、罗十六姓各一人。其中许武子来自横阳（今平阳），管叔奇来自龙泉，罗士能来自黄山，还有自台州、甚至远自山东沂州来的，夹注中未曾标明。其中有万庚者，字先之，乐清东乡万桥人，系王十朋的表弟，王十朋特别注明：万庚先之曾来会课（指学生定期考试，作策论、诗赋），亦与题名。万庚后来于绍兴二十四年中进士，比王十朋早一科登第。与李大鼎合作《梅溪庚午多士赋》的宋孝先，字舜卿，后改名晋之，改字正卿，号樟坡居士，乐清宋湖人，于宋孝宗隆兴元年中进士，比王十朋迟两科登第，历官迪功郎汀州司户参军、长溪丞、临海、光化、奉化县令、信州通判，以朝散郎致仕。《宋元学案·赵张诸儒学案》载其名，列为“梅溪门人”，称其“幼颖悟，日诵数百千言。弱冠从梅溪游，学徒数百人，独先生首出，梅溪器之。以经魁南省”。有《乾坤二卦讲义》、《中庸大学禹贡洪范讲义》、《春秋十二公论》、《历代中兴君臣论》、《拟进万言书》及诗文集《樟坡集》等多种著作。

王十朋作《梅溪题名赋》，自谓“先美后规”（先赞扬后规诫），意在“效古人劝讽之旨，非敢以文戏也”（不敢玩笔墨游戏）。劝讽的文字在结尾：

学必剖藩篱而克己，道必舍蹊径而中行。先之以孝忱之意，申之以敦信之诚。礼欲安上兮，慎毋自矜。湛万顷以窥宪，妙一唯之悟曾。祖伊尹畎亩之乐，振仲尼文教之鸣。玩蒙亨爻象，俟泰来而汇征。勿务世华，而起文通之附；勿求必达，而贪季孙之荣。穷则隐居，达斯大亨。凡百君子，毋渝此盟。（此节隐含二十二人之名）

中行、克己、孝忱、诚信、守礼、戒矜等等，都是孔子提倡的道德行为准则。王十朋是很纯粹的儒者，他办学是要“振仲尼文教之鸣”，首在树人，要求学生做君子，走正道。他警诫学生，不能为了荣华富贵而置人格于不顾。“勿务世华，而起文通之附”句下注：“夏伯文世华、刘文通叔达。唐陆淳谥文通先生，柳子厚尝欲扫其门，然陆亦附王叔文者。”夏伯文、刘文通都是梅溪学子，由刘文通而联想到唐代的陆淳（又名贽，谥文通先生），再联想到柳宗元（字子厚）巴结陆淳，对陆淳执弟子礼，而陆淳支持王叔文，柳宗元亦是王党。王十朋对柳宗元的文章极为佩服，甚至认为其水准在韩愈之上，但他认为柳依附王叔文、陆淳，意在“务世华”、“求必达”，未免德行有亏，为君子所不齿。王十朋对王叔文革新运动的看法，可能受到传统观点以及不久前王安石变法带来的负面作用的影响，对错这里不加讨论，可以理解的一点是，他特别注重君子人格。君子人格就是“正”，为人要“中行”，为学要“正学”，为官要“正大立朝”。

观水和会饮

绍兴二十年七月下旬，持续多日的大雨后，梅溪村南的大溪水位猛涨，景象非常壮观。二十六日这天，天气稍显晴朗，梅溪书院的一群学生邀请老师一起去观水，事后王十朋写了一篇短文《观水记》：

梅溪之南有巨溪焉，会一原之水而东归者也，俗曰前溪。时惟孟秋，淫潦逾浃，平原出水。会天色少霁，吾徒以观水告予，与之偕，涉流而南，漫而平田，湍而拍岸，其状也，如雪飞空，如银沸镕，如炽万薪而煎九鼎之汤，激焉而珠，汹焉而雷，壮乎哉其不可形容也。顾谓诸友曰：“孟子称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诸友今日之观，有得于水乎？”

下面记述了同行十一位弟子的姓名，其中陈广未见于《梅溪题名赋》。

这情景使人联想到《论语》里曾皙的一段话：“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那种师生一同出游的情景令人神往。

王十朋有时也和学生们一起饮酒。绍兴二十二年重阳节，梅溪弟子十九人在书院会趣堂会饮，邀老师参加，王十朋欣然与席，并作七古《九日饮酒会趣堂者十九人，老者与焉，既醒，念不可以无诗，因用赠林知常韵示诸友》：

我似扬雄贫嗜酒，笔作耕犁纸为亩。辛勤耕植三十年，往往糟醨罕濡口。今年九日瓮盎空，谁馔先生荷诸友。衰颜迎醉生嫩红，馋腹随餐失饥吼。菊花不上老人头，酒盏聊传此时手。文字饮韩嘉数子，礼法拘髠惟一斗。衰翁兴尽辄先归，不待杯盘狼藉后。坐客高歌惊四邻，吾乡已在无何有。明朝黄花亦不恶，俗眼无端自疏厚。酒醒聊记座中人，有似平原凡十九。

四十一岁的王十朋，虽然在青年学生面前自觉已老，但豪兴不减，饮酒至醉，醒而又作诗。学生中陈元佐、周仲翔、陈献可、宋孝先、万孝杰、夏伯虎等依韵和诗，王十朋又分别以前韵赋诗回赠。后又以前韵作《九日把酒十九人，和诗者数人而已，今已后期，不复追索，许以来年九日还用前韵，发一笑》。其实不待来年，未几，他的学生中又有郑逊志、胡叔成、谢鹏、刘敦信、万廓、邬一唯和韵，王十朋又作诗回赠。前后总计以此韵作诗十首。他在赠诗中赞陈元可：“陈生慷慨真可人，文似良金胆如斗。论交何止十年前，耐久遥期十年后……”周仲翔也是跟他十年之久的弟子，王十朋在诗中托周仲翔教导自己的两个儿子：“烦君为我严诲之，毋惜鞭笞九十九。”在回赠陈献可等四人的诗中说：“明年秋战岂无人，云梦定须吞八九。”期望弟子们在功名上有成。

王十朋师弟之间关系融洽，唱酬不辍，弟子告别梅溪书院时他都赋诗送行，特别对那些多年跟随他的弟子，依依惜别之情更溢于言表，如组诗《己巳梅溪同舍三十九人者，从游之旧也，酌别之夕独五人在焉，谢子与能犹在余馆，而四人者且去矣，遂各以其姓赋诗送之》，以周仲翔、李大鼎、许辉先、谢鹏之名各赋诗一首。《周仲翔》云：“梅溪辟家塾，辱与英俊游。回首五年旧，子独终始周……”周仲翔是河南汝南人，十朋与之相交十数年，后聘其为西席教他的两个儿子读书。《送黄岩三友》云：“聚散本常理，未应轻感伤。只因三益友，故断九回肠。子少才俱美，予穷老更忙。相将亦行客，后会恐参商。”他常在诗文中称弟子为“友”。梅溪书院这种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至今都有借鉴意义。

休止于明庆寺

王十朋从绍兴十三年至绍兴二十六年，这十三年里，除了赴临安太学和应礼部试，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乡讲学。特别是绍兴二十三年八月第五次赴太学归来后，有三年时间都没出远门。绍兴二十六年春，他在一岭之隔的明庆寺（当时称明庆院）开书会，聚徒讲学，直至秋天，达半年之久。明庆寺书会是左原梅溪书院的延伸。

明庆寺是一座创于唐武则天时期的著名古刹（民间有“明庆寺的钟”俗谚），位于虹桥平原西部、今石帆街道大界村北，宋代地属永康乡郭路里，所以地方历史文献中都称郭路明庆寺。明庆寺背倚狮山，遥对龙门山，周边风光十分幽美。在王十朋之前，王十朋的老师潘翼曾借明庆寺授徒。明庆寺的当家和尚宗要（宝印和尚）是严阇梨的高徒，王十朋的叔父，王十朋到明庆寺开书会，与这位叔父的支持有关系。这一年王十朋四十五岁，自绍兴十六年开始补太学，至此正好十年。“十年太学志未遂，归来陇亩躬桑麻”，他在《题郭路庄》诗里如是说。因为喜欢这里环境的幽静，他在明庆寺附近建了别业，即他在诗里说的“草庄”——郭路庄，作将来长期栖居和讲学之所。但王十朋尽管有归隐田园之想，而内心并没完全放弃入仕报国的初衷，他在同时期写的一首诗里说：“林泉欲共高僧老，事业未容吾辈闲。”他对自己的学生尤多激励之辞，希望他们勤奋学习、有远大理想：“蚕妇欲晴农欲雨，书生事业无雨晴”，“拭目天衢骧骥足，下视汙池雀儿浴”。

在结束了明庆寺书会之后不久，王十朋即动身赴临安太学。第二年春天，王十朋以太学上舍生的身份参加殿试，高中状元，从此走上仕途，王十朋的梅溪书院，包括明庆寺书会，随之画上了句号。梅溪书院的再度出现，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状元祠堂何处寻

王十朋去世后，朝廷赐谥忠文，并敕建祠堂。第一座王十朋祠是宋孝宗乾道年间建的，地址在郭路里。祠堂不建在王十朋的梅溪故里，而建在郭路，个中原因不清楚，或许是利用郭路庄改建的。这座祠堂后来由刘黻捐钱二万缗重建过一次，高斯得为作记。刘黻重建的王十朋祠五楹，后建讲堂。毁于何时不明。

明嘉靖初，乐清县令潘潢改东岳庙祀王十朋，以朱文简配。这是乐清县城第一座王十朋祠堂。在此之前，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县城曾建三贤祠，祀钱尧卿、贾如规、王十朋三人，但那是合祠，非王十朋专祠。潘潢建的王忠文祠位于九牛山下，即今环城东路教育局一带。祠旁置两斋，令诸生肄业其中，亦曰梅溪书院。林俊在《王忠文祠记》中说：“梅溪讲授，流泽尚新；忠节大闲，来进型范。”这意味着书院以继承王十朋当年梅溪讲学的传统为宗旨。在名人祠堂中附设书院，是古代书院常见的一种形式。王忠文祠附设的梅溪书院，是梅溪书院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阶段，即由乡村书院转而为县城书院。可惜因资料散失，这一时期的梅溪书院讲学的具体情况不明。

潘潢建的王忠文祠，三十年后因修筑城墙阂格（祠址与城址冲突）而毁。隆庆年间，乐清县令胡用宾在三官庙废址上重建王忠文祠，没过几年又毁圮，原因不明。

历史名贤祠堂在古人心目中分量很重，是名贤精神的物化体。王十朋自己在任绍兴签判和四郡知州时，每到一地，都重视修建名贤祠堂，作为实行风教的重要载体，如在绍兴时，主持修复曹娥庙和三贤祠，在饶州时重建颜范二贤祠，在夔州时重建诸葛武侯祠，在泉州时复修忠献堂，立韩魏公祠。王十朋身后被尊为大贤，朱熹比之为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范仲淹等五君子，后世官员和文士到王十朋的故乡乐清，都希望能一瞻王十朋祠堂。这种心情在明代万历时人何镗的笔下有着充分的表露：

往予东游雁荡山，过长原，望梅溪先生故里不一舍，而近见群峰矗霄，景仰前哲，为之低回不能去。闻有祠在邑中，冀一瞻拜。及至西皋（按：西皋当为东皋），寻问其祠，业圮废矣。乃溯流西归，惆然者久之。

这段文字出于何镗的《王忠文祠记》。何镗来乐清时，胡用宾修建的王十朋祠已毁。不久，万历六年（1578），兵巡道吴自新移镇温州，檄乐清县令黄仁荣重建王十朋专祠，以风后人。翌年夏，祠成，吴自新亲率下属和乐清当地人士释奠祠下，并邀何镗作记。此次重建的王十朋祠仍在城东隅，是利用按察司废址改建的，离旧址数十步。

从长春道院到梅溪书院

清雍正四年（1726），一个叫唐传鉎的湖广人来任乐清县令。唐传鉎是乐清历史上的著名县令，县志称其“勤敏廉能，百废俱举，有古循吏风”。他在乐清知县任内，浚东乡河兴修水利，捐俸一千二百余两修固城墙，特别是在振兴乐清文教方面做了许多好事，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改长春道院为梅溪书院和组织重刻《王忠文公文集》。

明清之际的战乱和清初的迁海，使乐清的经济和文化遭到严重破坏。前明时期建的王十朋祠堂及其附设的书院早已圮废。清初对书院的控制很严，直到雍正时才开始放宽，唐传鉎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着手恢复梅溪书院。

他将目光从城东转向城西，看中了西塔山和箫台山之间的长春道院。这座道院建于元文宗天历年间（1328—1330），位于沐箫泉下。明代乐清诗人赵廷松有诗道：

道君楼观向阳开，目贮萧泉日万回。

我亦镜湖狂醉客，愿登千仞洗霞杯。

（《长春道院》四首之一）

康熙年间任乐清县令的蒋埴也有诗道：

箫台山麓好栖真，道院深沉历劫尘。

欲访仙踪何处是，闲凭泉石说长春。

唐传鉎选取这样一处环境优幽美的地方建书院是很有眼光的。他将长春道院“祛其腐秽，毁其土木淫祠”改建为书院从而化腐朽为神奇更是有眼光的。改建梅溪书院的工程完成于雍正六年。书院内设王忠文公祠、讲堂、回廊、敞厅、藏经阁（兼教师宿舍）、静修斋（学生宿舍）、厨房、五老堂等。王忠文祠建在书院后头，处于书院中轴线最高处，祠内设王十朋神主一龛，岁时致祭。讲堂是师徒会文讲业之所。敞厅是供诸生步武接武之用，相当为现代学校的操场或体操房。藏经阁为藏书之所，是书院的重要设施。五老堂是专为当时年高德劭的五位宿儒（庠生徐诩，字彦伟，年八十一岁；庠生赵琛，字子贤，年七十八岁；庠生赵文徽，字嘉猷，年七十七岁；庠生赵囿，字仁苑，年七十四岁；庠生林国熙，字光侯，年七十三岁）而建，作为与他们“不时叙语”之所，相当于现代的顾问室、参事室。门坊题“梅溪王忠文公书院”。门外原为空地，建院时砌石为台阶，阶下为石路，纡折有度，通往小溪，立头门，榜曰“义路礼门”。溪上架小石桥，过桥沿小溪下山进城，也就一刻钟工夫。书院周边有箫台明月、东塔云烟诸胜，又有金溪奔流于山麓，真是个读书讲学的好地方。嘉庆时虹川诗人瞿霁春有《游梅溪书院》诗道：

路入山腰一径深，白云修竹满幽岑。

玉梅已老先贤梦，流水犹生吊古心。

一榻琴声帘外转，半墙花影月中寻。

到来洗尽尘埃虑，楚客新庚白雪音。

唐传鉎作《梅溪书院记》，详细记述了改建梅溪书院的宗旨和过程，文中专门提到经费问题：

岁祭乏资，适新垦东门外先农坛侧田十二亩，收其租，除完公赋外，以为酒醴牲牢之需。又虑书院之岁久乏修，适二十三都一图十甲实相寺僧师徒珍、性等罪状昭著，既暴于众而火其居，有田五十亩一分七厘，地七亩，山二亩七分，均请于府宪芮公力主之，并饬清册附卷成案，使义学岁久常新，则贤太守之遗也。所用木料，大半取之九都官山，而土石砖瓦、丹刻工匠约计若干，不派民间一力，不募士人一钱，则拙令樽节羡耗而成之也。

在唐传鉎改建梅溪书院之前，梅溪书院断断续续经历了宋代的乡村书院、明代的名人祠堂附设书院两个阶段，至此而进入第三个阶段，即规制完整的官办民助县级书院。虽然我们现在还找不到梅溪书院规制方面的原始文本（同治年间梅溪书院毁于太平军之手可能是造成资料阙失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仍可凭借零星文献资料归纳出它的几个异于前梅溪书院的特点：

一、以官办为主。不仅建院决策出于地方长官，改建工程及日常祭祀、维修、膏火等费用也主要由政府负责，后来同治年间重建时则吸收了民间人士捐资。书院设董事会，董事由地方士绅代表组成。

二、建立了山长（乾隆后称院长，习惯上仍称山长）负责制。此前，无论是王十朋时代的梅溪学馆还是明代王十朋祠堂附设书院，均无山长之设。山长负责书院的日常管理和组织教学，同时也是书院的主讲。山长由知县在征求地方人士的意见后提名聘任。首任山长徐炯文即由唐传鉎延请。

三、清代书院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官学的功能，在延请山长和招收生徒上都以科举为指向，梅溪书院亦不例外。如在选聘山长时，要考虑其人须有科举功名，有些书院甚至规定要有举人以上资历。梅溪书院没有这样严格，但从已知的十几名山长看，基本也都有举人或贡生身份。生徒条件未见明文规定，从一些有受学梅溪书院经历的人士来看，在学时大都有普通生员资格。但梅溪书院并不以科举为唯一目标，它更强调德业文章，强调培育健康人格，这与王十朋梅溪学馆的办学精神一脉相承。唐传鉎在《梅溪书院记》说：

功成而延梅溪公主入祀，乃告诸生曰：“若非尔邑德业文章之先师乎？未有梅溪之前，何所待而为梅溪，既有梅溪之后，何所待而不为梅溪？语梅溪于乐清，似乐清以梅溪重，人亦各以梅溪重。然与其人倚梅溪以为重，何如人人自为梅溪之更重；与其乐清以一梅溪重，何如乐清以人人为梅溪之更重！夫移风易俗，类非吾俗吏之能也，而发前徽启后进，深切著明，亦吾有司之事也。若乃安凡近，忘高远，使风会日流，而德业文章之盛终莫余觏焉，亦尔多士所急引为己羞也。”多士乃奋然勃然，余亦欣然述其端的而为之记。

唐传鉎在这里提出了“立人”问题，希望乐清学子要立志高远，人人都做王十朋，以达德业文章之盛。

四、书院的三大功能（讲学、藏书、祭祀）齐全。据唐传鉎《梅溪书院记》，梅溪书院藏经阁（即藏书阁）占两大房舍，“延义学师修明经术居其中”，便于教师备课和钻研学问。书院藏书功能中包括校书编书。西塔山梅溪书院初建时，山长徐炯文曾协助唐传鉎校正《宋王忠文公文集》，并作跋。其后唐传鉎组织刊刻徐炯文的《翔云经义》一书，梅溪书院学子多人参加校对。光绪二年，梅溪书院以雍正本为底本重刻《宋王忠文公文集》。梅溪书院的祭祀对象主要是先贤王十朋，这不仅因为王十朋是梅溪书院的开山远祖，更因王十朋是乐清历史上最著名的“三不朽”人物，是乐清人最重要的精神资源，书院通过祭祀王十朋，在梅溪学子中树立榜样。文昌阁则是后来增设的，祭祀文昌帝君，缘于科名祈求，与书院的科举指向有关。

历劫重生

梅溪书院在西塔山和箫台山之间落地生根，至咸丰十一年（1861），已历一百三十四年。

除嘉庆三年（1798）时知县李珍改修大门、嘉庆八年时知县倪本毅增建文昌阁外，书院建筑格局基本保持了原来的面貌。但随着书院生徒的增多，膏火田陆续有所增加，从最初的七十二亩，至道光初增加到三百多亩，计有：水田、旱地十六处三百六十四亩六分（其中一都三图张后字田的十亩多专给火夫工食），山场一处一亩八分，此外，有店铺一间。

同治元年（1862），梅溪书院遭逢了一次大劫难。这年二月，太平军李世贤部攻占乐清县城，前后达七十多天。太平军“嫌旧城北隅枕山难守，因于太平巷横截中间增砌一城，尽毁巷北栋宇墙垣，取其木石以充是役，役夫三千人。七日而工竣”（林大椿《粤寇纪事诗·筑新城》小序）。太平天国信奉、宣扬上帝教，激烈反孔反儒，“见书籍案卷计帐，辄用以拭秽或毁裂而践踏之，甚则投之溷厕”（林大椿《粤寇纪事诗·秽书卷》小序），梅溪书院、校士馆被全毁，芝嶂书院前半被毁。梅溪书院的学子们成了一群失巢之鸟。

同治三年（1864），湖南溆浦人舒时熤来任乐清县令。舒时熤原来只是一名增广生，以军功提拔为县令。此人到乐清后，为建衙署（原来的县衙可能在太平军建新城时被拆），按亩派捐，令湖勇（湖南兵）收钱，民甚苦之。但他做了一件好事，就是重建了被太平军毁坏的梅溪书院。徐德元在《重建梅溪书院记》中记载了舒时熤重建书院的经过：舒时熤一到乐清，即邀请地方士绅“问政之所宜先”，即什么是当务之急，大家说：“政莫大于教养。为今计，教尤宜急也。教必有地，欲兴教，书院尤宜亟也。”认为唐传鉎当年建梅溪书院，“居有舍，赡有田，课试有规，邑人士咸观感兴起，蒸蒸丕变。今虽多历年所，而讴吟慕思其德泽者不衰。同治元年春毁于寇，士罔依。众窃以为兴道育贤，修明教化，莫此为先。”舒时熤深以为是，请大家就书院院舍楹数、资饩之田亩数、租税每年收入、教学安排和重要的规章制度，详细条陈以闻。

在徐德元等地方热心人士的支持下，梅溪书院重建工程很快上马，不数月就顺利完工。工程费用由书院董事刘书年、蔡琴、蔡焕偕、徐希曾等捐助。重建的梅溪书院“悉复其旧”，即完全按照原来格局构筑。

七任山长

从雍正六年以来近一百八十年中，梅溪书院山长中可查到名字的有十三人：徐炯文、胡名秀、陈舜咨、林启亨、黄懋园、叶正阳、张振夔、蔡保东、王旬宣、陈黻宸、黄鼎瑞、郭凤诰、吴熙周，其中邑外人士六人。他们都是有真才实学之人，而各有所长。

首任山长徐炯文，字鲁彬，自号翔云山人，乐成北门人。徐炯文长于经学，著有《春秋韵语》《翔云经义》《梅溪王忠文公年谱》和诗集《翔云野啸》等，周长发称“其文光明磊落，绝类王梅溪”。唐传鉎遴选梅溪书院山长，“思得笃实之士，明经义以风多士”，地方人士纷纷推荐徐炯文。徐炯文初任梅溪书院山长时，尚未获岁贡（他是雍正十二年岁贡），以“行修经明”而获破格任用。在他担任山长期间，学子争来就学，施元孚即出其门。

曾在梅溪书院就读的高谊后来作《梅溪书院教学记》，他在记中说：“乐清书院之大者，以梅溪为最，其视大荆之应山、白象之金鳌，犹泰山之徂徕也。自清嘉庆以迄光绪之季，百余年间，其院山长聘自他县及邑人士，故皆一时之彦，有名于世，从游之士，院舍恒充塞。最著者于永为陈拔贡春堤（舜咨）、张教谕罄庵（振虁），于瑞为王孝廉仲兰（旬宣）、陈户部介石（黻宸），于吾邑为蔡孝廉紫来（保东）、黄司马菊襟（鼎瑞）。”这六位著名山长中，陈舜咨、张振虁为永嘉人（分别为今鹿城区、龙湾区人），王旬宣、陈黻宸为瑞安人，蔡保东、黄鼎瑞为乐清本县人。

陈舜咨字咨牧、云树，号春堤，嘉庆六年（1801）拔贡。曾在李銮宣手下为幕僚。陈舜咨博学多能，诗赋外尤工书画，著有《茶话轩诗文集》《孤屿志》等。嘉庆二十四年（1820）任梅溪书院山长。林启亨《陈春堤先生小传》谓：“晚岁主讲梅溪书院，乐邑名士多在门下。后移席金鳌书院一年，馆象山一年，从游者皆极一时之选。既而归老于家，徜徉山水以终。”

张振夔（1798—1866），字庆安，号磬庵。嘉庆二十三年（1818）举人。工诗、书、画。道光四年，张振夔二十七岁时，与瑞安鲍作雨任道光《乐清县志》总修。此后曾任常山（今衢州市）县学训导、镇海县学教谕。同治三年舒时熤重建梅溪书院后，聘他为山长[①]，同治五年（1866）病故于梅溪书院。著有《介轩集》二十卷。

蔡保东（1829—1870），乐清城关人，字子釐，一字紫来，徐德元的弟子，道光二十九年（1849）拔贡，咸丰九年（1859）举人，与赵之谦同科。参加进士考试落第后，长期家居，以教书和著述终其一生。光绪《乐清县志》说他“文极高古短峭，习诗赋，精六朝绮靡之体，具四杰灵敏之才”，著有《梅阁诗文集》，诗集中收《梅阁诗草》和《长安游草》，另有骈体文《红楼梦后序》。蔡保东任梅溪书院时间当在同治五年至同治九年（1870）之间。

王旬宣，字爱棠，号仲兰。出身于科第世家，弱冠时就读杭州诂经精舍，交游多为名士，如张预、陈豪、谭廷献辈，相与讲贯义理，敦尚风格，旁涉考据。咸丰十一年（1861）优贡，同治六年（1867）举人。以气节自励，六赴春闱不第后，不屑于大挑和捐官。曾主讲永嘉枫林书院。任梅溪书院山长时间不清楚，大约在同治末或光绪初。

陈黻宸（1859—1917），字介石，光绪十九年（1893）举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历任户部主事、京师大学堂教习、两广方言学堂监督、浙江谘议局议长，辛亥革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陈黻宸是近代杰出的教育家、资产阶级思想家和颇有成就的历史学家，清末民初被誉为“浙江大儒”、“史学巨子”，与陈虬、宋恕合称“东瓯三先生”，著作甚多。他在中举前后，曾两度任梅溪书院山长，亦曾掌教平阳龙湖书院、永嘉罗山书院、杭州养正书塾。马叙伦、许德珩、冯友兰、金毓黻等著名人士出其门下或受其影响。

黄鼎瑞（1856—1911），字菊襟，乐清高园人。十二岁时父亲去世，勤苦自立，以第一名考上秀才，曾肄业于杭州诂经精舍，深得山长俞曲园的器重。光绪十一年（1885）中举人，但嗣后五试春闱四次受荐最后均告落榜。爱好诗文写作，年轻时和邑西文士陈箴、陈莛、陈荃、郑鼎彝、王连中等结策鳌诗社。曾主讲梅溪书院十年。光绪二十八年（1901），输赀以直隶州州同分发福建使用，前后十年，辞职回乡两个月后即去世。著有骈、散文一卷，诗二卷，今存《天一笑庐诗集》。

这六位中，陈舜咨长于古文词诗；张振夔长于经学；蔡保东以文才名，而长于骈体；王旬宣以风节相砥砺；黄鼎瑞工诗；陈黻宸长于史。对嘉庆中叶以来这六位著名山长，高谊在《梅溪书院教学记》中分别予以评价，并由此归纳出百年来梅溪书院教学趋势的变化：

溯吾邑百年以来，梅溪山长屡易，而教学之趋势亦变。嘉庆中叶，科举尚盛，求如明经之能为古文词诗，其人己为可贵。至如教谕之为郡守建议，皆切实可行，为永嘉有用之学，当时尤难其选。咸同以来，孝廉如蔡以骈俪名，王以风节称，司马以诗学唱率后进，皆未易得。清季学校大兴，欧化东渐，户部故以经世大才，适充其乏，士习为之丕变，斯益难矣。

对高谊这段话，稍作一点解释：嘉庆中叶，陈舜咨任梅溪书院山长时，科举功名还是读书人的最大追求，一般书院教学都以科举为中心，而明清时代科举的特点是八股取士，书院传授的是“制艺”，因此像陈舜咨这样长于古文词诗的人为山长，高谊认为“其人已为可贵”。陈舜咨的学生中，林启亨、林大椿父子都长于诗文，这与陈舜咨的影响有关。林启亨在《摅怀八首次梅溪山长陈春堤夫子原韵》诗中称陈舜咨“逸兴欲飞青霭表，闲情多寄白云封”，“健笔能扛百斛强”，“墨妙兰台总擅场”，“醉后吟哦诗稿富，灯前讲画漏声微”；陈舜咨为山长时的梅溪书院，“梅溪芳躅遗踪在，槐市春风拂座来”，犹如王十朋时代的梅溪学馆，春风拂座，师生相得。张振夔是一位和乐清结缘最深的山长，道光时和瑞安鲍作雨同为《乐清县志》总修，而出力尤多，最后倒在梅溪书院的讲台上。张振夔精通经史、古文辞，又通晓军事、水利、律历、医药等，为学宗仰永嘉学派。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入侵定海，曾参与抗英斗争，撰有《战守策》，详论抗英军事策略，又设计《战艇图》献林则徐。这是一位知而能行的学者，故高谊称其“为永嘉有用之学，当时尤难其选”。王旬宣以气节称，来长梅溪书院，“乐清之士气为之一振”。蔡保东和黄鼎瑞以诗文称，给书院注入文学的空气，清末、民国乐清的著名诗人，如冯豹、黄式苏、朱鹏、洪邦泰等，都受过梅溪书院的沾溉。朱鹏后来回忆说：“余少游先生之门，问业于梅溪讲席。其时科举未废，同学辈日咿唔于帖括之学，惟余斥弛不羁，性颇喜诗。师亦以小子余可以言诗，往往篝灯夜坐，亹亹谈不休，听之忘倦。”（《天一笑庐诗集跋》）黄式苏也说：“迂少时侍叔父司马公于梅溪书院，叔父爱才好客，尤喜奖掖后进，一时俊异之士争游其门。授经之余，并课以诗古文辞，有只字可激赏者，辄誉之不容口。”（《天一笑庐诗集跋》）这六位山长中，陈黻宸是具有全国影响的人物，正如高谊所说：“户部自成进士，又尝两主京师大学讲席，监督两广方言学堂，出入数十载，所至皆与教俱。自京而粤而浙，门生弟子遍海内，尤多崛起为闻人。而传其学者，比陈、张、蔡、王、黄诸先生为广。”（《梅溪书院教学记》）他的两长梅溪书院，对梅溪书院影响很大，梅溪书院因他而进入最后的辉煌时期，乐清“士习为之丕变”，即乐清知识分子开始了转型，一个不同于传统的知识分子群在乐清出现了。

最后的辉煌

陈黻宸时期的梅溪书院是梅溪书院的第二个辉煌时期，也是梅溪书院最后一个辉煌时期，它与第一个辉煌时期——王十朋的梅溪学馆时期相隔八百五十年而遥相呼应，居于梅溪书院的两端。

陈黻宸第一次来任梅溪书院山长是因黄鼎瑞的推荐，时间是光绪十三至十七年（1887-1890），其时陈黻宸尚未中举。第二次来长梅溪书院是在光绪二十年（1894）中举之后，至光绪二十四年八月赴上海之前。高谊《梅溪书院教学记》一文道：

若户部再主梅溪讲席，教育之业益宏。其始至乐，户部尚未第，时实为吾邑黄司马招之。岁甲午，户部既乡举，复来为山长。予与司马犹子仲荃君（式苏）、吴君郁哉（熙周）、倪君楚湄（邦彦）、郑君雨锄（良治）皆从之游。司马工诗，户部长于史。其长梅溪与司马相先后。当户部挈其犹子孟聪君（怀）与弟朋来乐时，应山之生徒，不远百里而至梅溪者数十人。而西乡学子，予与仲荃君三数人外，郑君晓廉（侠）、张君叔波（凤池）与刘君赞文（项宣）以梅溪人满，寄居鹤寺就课。户部尝适他馆，梅溪山长于是易人，而旧游之士，犹集鹤寺以待户部。逾年丙申，户部仍长梅溪。

文中“户部”指陈黻宸，“司马”指黄鼎瑞，“甲午”即光绪二十年，“仲荃”为黄鼎瑞侄黄式苏，“应山”指大荆应山书院（印山书院），“鹤寺”指白鹤寺，“丙申”即光绪二十二年（1896）。从高谊的记述看，陈黻宸来任梅溪书院山长，受到乐清士人的热烈欢迎。大荆应山书院生徒数十人，也慕名而不远百里来梅溪书院就读。书院里住不下，有些人就寄居白鹤寺就课。期间（1895年）陈黻宸曾被别的书院请去，梅溪书院临时换帅，书院旧生徒不肯离去，聚集在白鹤寺一直等到陈黻宸回来。陈黻宸第二次长梅溪书院时的弟子黄式苏、倪邦彦、郑良治、吴熙周、高谊等后来都学有所成。光绪《乐清县志》云：“乙未（1895）以后，吾乡文学衰竭，良治与倪邦彦、吴熙周等起而振之。”吴熙周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成选贡，翌年，陈黻宸赴上海，吴熙周继任梅溪书院山长，高谊为教师。

陈黻宸侄孙、瑞安陈谧在为高谊《薏园文抄》写的叙中说：

昔吾叔祖户部公于清光绪丁亥、甲午之间，尝两主乐清梅溪书院山长。当时从游之士较他县为尤盛，弟子行束修门下著籍者院舍恒为之满，常不下数十百人，然多欲求习为师课制艺取科第名誉以去。户部公于是始讲经世之学，言治史而于世运推移之迹，因革损益之故，夷夏文野之义，民生习俗之变，论之益备，故使学者稍稍知世变以为有用之学。乐清之学风为之大变。

十九世纪末，中国社会处于大激荡、大变革的前夕，随着西学加速东渐，先是维新变法思潮滚滚而来，继而更有孙中山革命思想的传播，山雨欲来风满楼。但科举制度废止之前，一般小地方士人还是以科举功名为念，读书人到书院求学，是想学点科举考试的应考本领，“日咿唔于帖括之学”。陈黻宸则给他们讲经世之学。他的经世之学远承永嘉学派的事功学说，又带有时代色彩。陈黻宸是历史学家，将治史列为书院讲学的重要内容，引导学生通过治史，探求“世运推移之迹，因革损益之故，夷夏文野之义，民生习俗之变”，即历史发展轨迹、制度变革原因、文明与野蛮之别及民生习俗的嬗变。陈黻宸两长梅溪书院，使梅溪书院的学风发生了深刻变化，直接的结果是造就了一批通经明史、视野开阔的人才，高谊谓：“当时乐清县境内通经明史者，十之八九出自梅溪书院。”（《梅溪书院教学记》）间接的结果是，推动了乐清知识分子群体的转型。陈黻宸掌教时期的溪书院在扭转乐清学风、造就具有近代思想的乐清新一代知识分子这一点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时代风气影响下，当时乐清有一批青年学子走出国门，到日本去留学。据统计，清末乐清留学日本的有三十多人。后来投身反清革命的乐清人，如光复会会员冯豹、黄式苏是陈黻宸掌教梅溪书院时期的弟子；朱镜宙是朱鹏的学生，张云雷是黄式苏的学生，均可视为陈黻宸的再传弟子；陈乃新是冯豹的好友，华山法师与梅溪学子也有交往。在清朝灭亡、民国建立的大变局中，乐清士人中没有出现思想顽固的“遗老”、“遗少”一类人物。这些，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与陈黻宸在梅溪书院实施思想启蒙教育有关。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梅溪书院成为乐清大地上一道耀眼的文化风景线：它是传统文化西风残照里的一抹亮色，同时又是新世纪的太阳投射在乐清的第一缕曙光。

梅溪书院今何在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的某一天，年少时曾经在梅溪书院读过书的诗人洪邦泰（鲁山）旧地重游，以《梅溪书院》为题写下了一首充满怀旧之情的七律：

枕水依山复近城，参差亭院费经营。

可堪昔日弦歌地，无那重来枨触情。

马帐深宵怀茗话，鸡窗侵晓听书声。

皋比撤后游踪少，松鼠檐端拱手迎。

其时距梅溪书院停办已有二十来年。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1901年9月14日)，清廷再次通令全国改书院为学堂。光绪二十八年，曹文昇将大荆印山书院改为印山蒙学堂，接着，乐清各地纷纷改书院为学堂，或择新址办学。梅溪书院没有改成学堂，而是停办，膏火移作别处办学堂之用。书院停办后，有人一度借其院舍设私塾，又曾改作县警备队驻地。据张炳勋先生说，时刘伯屏率部驻此，此人通文墨，有虹桥分所长朱某乞沤庐主人金炳南撰联云：“云麾驻学士祠堂，正大光明，朱子犹来崇拜者；夏屋新将军武库，投壶歌雅，刘锜本是读书人。”意为刘某虽是武弁，却是读书人出身，应是朱子的崇拜者，在梅溪书院故地投壶歌雅，倒也不辱斯文之地。但作为当年梅溪书院的学子，看到原来的弦歌之地如今竟变为讲武之所，诗人黄式苏的感觉就不一样，他有诗道：

梅溪旧院早荒芜，不见门前载酒徒。

每忆故人多鬼录，谁教裨将寄兵符。

弦歌昔是论文地，刁斗今为讲武区。

为问平园老居士，百年俎豆荐还无？

诗题叫《重过梅溪书院感作，呈周秀屏霈南》。周秀屏名霈南，曾任梅溪书院监院，民国后任乐清县第一高等小学校长。

民国二十三年（1934）秋八月高谊作《梅溪书院教学记》时，梅溪书院已一片荒凉，其时陈黻宸也已去世，该文结尾云：“今梅溪当时撰杖之所，荒榛茂草，院址就湮，追念昔年诸先生讲学倡导之功，而于户部之殁，益不禁有山颓木坏之感焉。”民国二十七年（1938）五月瑞安陈谧在《薏园文抄》叙中亦感慨万分地道：“余独怃然以思梅溪书院者，故宋王忠文公龟龄先生祠堂，而昔年先人撰杖都讲之所，今何如哉？今何如哉？”

又是许多年过去，梅溪书院已成百年旧迹，——不，连旧迹都已不存。在西塔山和箫台山之间，那曾是梅溪书院的地方，如今早被一些不相干的新建筑物填满了。据知情者说，梅溪书院院舍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尚在，做了火药厂的厂房，一九五八年毁于一场大火——不知这场大火和火药厂有无因果关系？从书院到火药厂，这和武义明招山明招书院一度被改作养猪场一样，都有一种黑色幽默的意味。古代乐清县城最重要的两个建筑，两个文化高标，白鹤寺和梅溪书院，都彻底消失了。而今，长沙依然有岳麓书院，庐山依然有白鹿洞书院，武义明招书院也修复了，瑞安也还有个玉海楼，我们的梅溪书院却连一块砖头瓦片都没有留下。

2014-02-19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