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熟悉的地方,这个地方古老而贫瘠,人们在这里创造了陕北文化,改变了恶劣的生存条件,用延安精神生存了下来。
北关街向北约一公里,往左一转就是大砭沟。这是一条二三里深的沟槽,在神仙沟口分岔,向右是老虎沟,红色延安时期,这里名叫文化沟。
20世纪50年代,我出生在这里。那个时候,这里的农民在合作社里劳动和生活,他们热爱集体,他们的劳动积极性高昂。
我父亲是一个大个子男人,看上去有点驼背,他没有选择当一名农民,他在米脂学到了手艺,在修缮社当了一名石匠。母亲是一位矮个子的妇女,左腿残疾,米脂县班家沟人,家境贫寒,没有文化,只会做家务,她把我们兄弟6人和一个妹妹拉扯大的。她老人家,一辈子没有沾过腥红。从我记事起,家里的日子过的紧巴巴,总是吃不饱饭。
有一天,我站在硷畔上,手依托在那颗有了年份的柳树上,望着坡底下大砭沟一队的队部,那是几间大瓦房,小溪的边上挂着一口大钟,开会、劳动都要敲打这口钟。生产队的院子,看上去非常气派,是土墙围起来的院子,院子边上堆放着牲畜的粪便,雨后太阳光照射下,散发出牛粪特有的气味来。有一年冬天,农民将新疆核桃埋进粪堆里,引来孩子们的偷食,后来才知道是核桃种子。那条小溪,是从神仙沟和老虎沟里流出来,经过沟底的时候,乡亲们去洗菜、洗衣服真是方便,人们将这条小溪称为“河渠”。后来我才知道,从沟掌上流出的这条小溪,是要流向延河里去的。
20世纪60年代,那是一个没吃少穿的年代,我家吃过糠和野菜。我长着一张吃细粮的嘴,每天吃饭哭着鼻子,我的父母和我的哥,他们只管自己吃,把我的哭,没当一回事。有一年春天,妈妈托着残疾的腿,拄着拐杖带着我去神仙沟里挖野菜,玉米根的茬都在那里竖着,一不小心就会绊倒,我和母亲就那里挖着野菜。
有一天,父亲休息,早饭后他拉着我的手到城里去。这是我的头一回去延安城,别说有多高兴了,凡映入眼帘的都是新鲜的事儿,走一路,问一路,爸爸嫌我嘴多,或许有些事情爸爸也不明白,所以爸爸懒得理我。因为爸爸和妈妈都是没文化的人,对自己身边的事情也是搞不清楚。
走出大砭沟,就是一条贯穿于南北的北大路,直通延安老城。当年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就是踩踏这条路进驻延安的。不过,那时候可不是柏油路阿,完全是一条石子路面。小石子蛋蛋垫的脚心疼,觉得那条路好远好远的,我的小脚老是撵不上父亲的大脚。
路的左边是延河,一溜排开的是北关街的瓦房,瓦房后面是北关生产队的菜园。路的右面除了延安中学和延中沟外,是荒滩或是陵墓群,我胆小如鼠,怕的就是坟墓里的鬼怪!老是拽着父亲的腿前行。
北门口,就是北城门,过了西沟桥就可以走进城门洞里了,一眼望去,城门洞挺深的,城墙上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块子砌成的。年幼的我,对城里的景致记不清了,觉得快要把我熬死了。没想到,以后的几十年中,延安古城,老是在变化中改变着自己的面貌,瓦房和石头筑成的延安古城渐渐地看不到了,南门、北门、大东门先后消失的无影无踪,现在想起来真是可惜啊!听老人们说过,城墙上长满青苔的石块拆去建机场了。在高楼大厦的今天,中心街,二道街依然存在着,但是没有一点古城延安的气息了,只有凤凰山麓毛主席和中央机关住过的旧址外,再没有剩下什么遗存了,我的心里充满了遗憾的滋味。
随着城市化的建设,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变了,我家不吃糠咽菜了,吃不饱,穿不暖的时代已经过去好久了,我们的出行不是公交车就是出租车,补着补丁的衣服见不到了,大米白面吃不完,想穿什么穿什么,与西安的城市生活没什么两样了,令我惊叹不已!
宝塔山下是一条蔓延千里的河流,她就是我们延安人的母亲河,我就是喝延河水长大的一代新人,我可以骄傲地说,是延安精神哺育了我。我生长在新社会里,见证了这座城市由瓦房变为高楼大厦,我们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其中,我也是一名参与者,我感到荣幸!
这个地方我来过,说的就是我的家乡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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