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香港，立刻会想起自己在有点闷热的便利店里拿了饮料，准备付账的场景。然后是人来人往的尖沙咀街头，还有圣诞前夕装点的极有气氛的海港城。
第一次去香港，是03年，非典时期。我当时是要去办些业务。那时港澳通行证不是随便想办就能办，需要单位介绍信的。然而我当时所在的国营单位并不会轻易的给我开。我其实是耍了个小花招才盖到章。而这主意不是我想出来的，是我闺蜜。她不按常理出牌的迹象，那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至今，她也还是我的参谋。
就这样，我顺利拿到通行证。跟着旅行团在非典这个大家唯恐避之不及的特殊时期，来到了香港。导游说我们罕见的碰上了不堵车的“好时候”。甚至连海洋公园的各大项目都不用排队，畅玩。这个团的成员，也是硬凑起来的，有马上要退休的县里干部，临退休前来享受一下“福利”。那时还没有“下车拍照，上车睡觉”一说，但老先生确实就是这么做的；有合伙做生意的两个中年男子搭了伴参团的；还有一个很像黑社会老大的中年男子，带着太太，出手很阔绰。买了很多东西，导游很是欢喜。当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被他的形象唬住了，尽量离他们远远的。后来不知怎的，居然跟她太太聊上了，才发现，这男人虽然看上去可怕，可是对太太却很关心。原来，他们是共过患难的。
和我一个房间的是位老太太。现在想想，当时她也才五十多岁的样子。每天倍儿精神。五点多起床，酒店外先溜一圈。很健谈。回程前一天，一边理箱子，一边跟我介绍里面采买的礼物是给哪些亲朋好友的。
玩了两天，终于有一天是自由活动日。我打算去银行开个户，结果银行那天却不开门。第二天就要去澳门了。我想了想，跟导游商量，出发那天我自己去码头集合。一大早，赶在银行开门前我就在门口候着，门一开，第一个冲进去。结果，因为在当地没有担保人被拒绝了。我这个急啊。因为有个同学在这家银行的内地分行，我来香港之前跟她咨询过需要哪些条件，没听说需要担保。于是赶紧跟柜员说明情况，柜员想了想，离开位置请示了一下上级，居然同意给我办理了。办好以后，我立马叫了的士到码头，大家等在那里，正排队准备上船。导游急的不行，因为团里如果少了一个人，他们是需要负责任的。
无事一身轻。去澳门就是随便看看。比起赌场，肯定是点心店更吸引我。
回来以后，发现大家对非典很重视。但是在江浙一带，因为疫情没有广州、北京那么严重，所以即便是在地铁里，大家也没有都戴口罩。反而是日本客户来公司出差时，刚进门就接到社长电话，要求他全程不许摘口罩，否则就别回去了。
那是2003年的回忆，关于香港，也关于那个青葱岁月里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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