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多年以后,我也躲到了似当年那样略显偏僻的乡村里,开始在孩子们的眼神里找自己当年的影子。
今年暑期回家,在农忙之余,母亲随意提起了殷先生回来过。他是我的初中老师,是藏在我心里的启蒙老师。
我还依稀记得,当年我和母亲拿着转学申请书来到了我的新学校,一所九年制学校。第一次见到殷先生,黑色的西裤,黑色的皮鞋,纯白的衬衫,印衬着他的干练。满头飘逸蓬松的黑发,一架黑色的方形半框眼镜,透出满满的涵养和儒雅。母亲拿出我的转学申请书,我能感受得到她的紧张,那是一张有明显的篡改痕迹的转学申请书。他并没有接,而且认真的问道:“是临潭的移民吗?是的话不需要转学证明的。”母亲终于落下了心里的一块石头,连忙说是。就这样,我开始了我全新的初中生活。
儒雅的殷先生是我的班主任老师,我从小并不在临潭长大,我的方言厚重、粗笨,口音和班级的同学有很大的区别。加之我瘦小的身体,内向的性格。和同学们融入的并不好。殷先生慧眼发现了这一切,他常常有意让我在课堂上发言,还安排我做了班里的学习委员,他对我从不吝夸奖。我在他的引导下开始努力学习。第一次期中考试,我就考了班里的第一,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也让我自己在以后的学习和与同学们的交往中更加的自信。
也是这次考试,我们看到了儒雅的殷先生严厉的一面,他那天是手握着他的棍子走进了课堂的。那时候,殷先生还没有现如今先生们的压力,不然,他这种公然提着棍子走进课堂的行为,不知要招致多少的口诛笔伐。
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殷先生的棍子成了我们全班人的梦魇,我虽每次都能幸免于难,但他似是看穿了我当时略显娇宠的姿态,在学期的结尾,他叫了我们去了他的办公室,他左手摘下眼睛,在通红的炉火上烤了烤凝结在上面的水汽,右手顺势拿起了倚在一旁的棍子。看了我们一圈似是随意的说道“谁先来?”
挨揍的事,当然没有人主动往上凑的,他双眼盯在了我的脸上说道:“红飞,你先过来。”我怯怯的从人丛中挪到了他的旁边。他笑着说:“按理说不该惩罚你,先打一下,这一下是让你记住假期也不能放松了学习。”我伸出了左手,结结实实的挨了一棍子,只觉得左手手掌火辣辣的在烧。
他并没有让我离开,而是接着随意的问道:“你觉得是我们班好,还是(二)班好?”我当时含含糊糊的,扭捏了半天说:“我觉得都差不多,一样好。”显然这不是他满意的答案,也不是他满意的答复方式。毫无意外我又结结实实的挨了一棍子,我的不解当然也在他的眼里,他扭头问同学们同样的问题,得到的当然是他满意的斩钉截铁的答案。那一刻我似乎知道我错在哪里,又依然不懂错在哪里。他并没有再过多的解释,但我在火辣辣的烧痛中记住了那个答案。在后来的工作中我明白了一个团队想要取得成功需要的是什么。
转眼已经十多年过去了,我已经忘记了他后来又说了什么,只记得他那天挥了很多次棍子。后来他再也没有来,我们学校在下个学期转到了瓜州的编制,临潭的老师都调撤回去了。他一定是早先知道了这个消息,却没有让悲伤蔓延,而且把担忧与挂念藏在了那一根棍子里。
直到前几年我也是从母亲的口中听到了他娶了我邻家的姐姐,俩人都在老家的县城教书,这次大概是带着媳妇回娘家的。我错失了和他相见,一叙家常的机会,我想和他说,我一直记得他的教导,这些年虽无成就,但予人于善,读书的习惯也一直不敢忘记;我想和他说,我常常被人“指责”,是一个及其护短的人;我想和他说,我还记得那个答案,我一直先择后决,不负做人的初心。
现在你手里握着的棍子或许也已经被人强行拿掉了吧,社会何不给体罚一个程度,因为没有那次火辣辣的经历,我也许还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人。
国家想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条件,更好的老师,提倡师德师风本来没有任何问题,师德是慈祥的微风,可师德难道不也该是雷霆出手,扶正幼苗的担当吗?
孩子的心理教育似乎成了现在最急切的问题,可不能严厉批评,不能体罚,这真的是正确的教育方式吗?
家庭只会溺爱,学校只是保护,老师只能苦口婆心,导致我们的孩子常常只因为几句责骂变轻易地放弃自己的生命,让他们将来拿什么去抵住社会的狂风暴雨?
我在思考,我们是否该还回殷先生手里的棍子,那根满怀担忧与挂念的棍子,怎么能拿来与那些少数的无良老师的魔爪相提并论。国家该给予所谓体罚一个度,一刀切总是过于武断的;社会也该给予殷先生们一点点敢去教育的底气,网络暴力的魔爪能不能不要伸向我们自己孩子的老师;家长也该给予殷先生们一点老师的尊严,孩子才会有敬畏之心,轻狂放肆又怎么会有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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