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有一位老师，是一个从大城市的中心医院被下放到我们乡下，进行改造的地主右派，因是大学毕业，属于当时我村绝无仅有的特殊存在。
农村学校没什么像样的校舍，更不可能有什么合格的高水平教师，只能是凑合。记得很清楚，有一位老师因病辞职，农村人自然想到了这位大夫出身的老师。于是大队干部出于废物利用的打算，让他去暂时代课一段时间。
记得清楚，这位大夫老师已是头发花白的年纪，架着副像瓶子底似的眼睛，穿着虽不新，但都很得体，说话低声下气，却句句通情得理。文质彬彬，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学识渊博，是第二印象。这第三点就是，他即然是右派和地主，会不会借机破坏社会主义，唆使学生干坏事，或教坏学生，尚存疑。
他教我们的作文课，是我平生最难忘的，也是从那时起我爱上了语文，特别是作文。
一次作文课，他先让我们写了一篇“记一件最有意义的小事”。同学们写着，他笑眯眯地来回巡视着，看看这个同学写的半成品，又看看这个同学写的半成品，但一句话不说。
这样的题目对当时的我们来说，简直是驾轻就熟，信手俯拾，比比皆是。由于写惯了，谁写起来都得心应手，且一个比一个意义大。按当时的形势，按同学们的理解，有意义的事，无非是这么几件：拾金不昧数第一，一写这样的作文，肯定会有一半学生写这个内容，有的是拾了一支笔，有的拾了一块橡皮，胆大的居然敢拾钱包；帮助他人做好事排第二，当时的村子里，八十岁的老人没几个，一写这样的作文，给人的印象是，我们村到处都有老头老太，且都要有事没事过马路，等着让人搀扶，或推动推不动车的都去推一辆小车，恰巧就被同学帮推了。第三是挺身而出，保护集体或群众的财产不受损失，我村因一次这样的作文，徒然增加十几次失火、盗窃或地富故意破坏事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当堂作完文交了作业后，老师没让放学，而是笑着说，想不到同学们作文水平这样高，表扬一番，接着又笑说，今天放学回家后，大家再写一篇作文，题目是“记一件最没意义的事”。同学们一听面面相觑，接着相视一笑，都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是难度最大的都能写出来，写最没意义的事，身边一扒拉一大把，不成问题。
第二天，又上语文课，老师把刚收上来的作文挨个读，第一位是内急上厕所，第二位是看蚂蚁上树，第三位是躺在地上看天上的白云，第四位是上树掏鸟窝……
这些事，大家觉得都离革命太远，离阶级斗争太远，离领袖的教导太远而被认为最没意义，平时根本连想都没想过这样的事能成为作文的内容，但经老师一读，同学们仿佛一下子来到了一个尘封已久的大院子里，这里充满了新奇与乐趣，原来没有意义的事情，居然如此的情趣盎然，如此的令人向往与暇想……
此后，没多久，这个老师就又离开了学校，离开了我们。今天想来，在所有的老师中，他虽没教上我几天，但在的内心深处却一直有他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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