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日常生活的那些最重要功能已经逐渐掌握在那些在技术上、商业上、以及更重要的在法律上受过训练的政府行政人员手中。如果说上个世纪个体的日常生活主要受政府的影响，那么，当今，这些影响将会来自更多方面，行业及组织机构和特殊技能的个人。专业、专家及特殊技术在社会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专家对社会的影响方面，首先是社会精神气质发生影响，如一网络上的公知，然后再接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因此，在写作顺序上，也遵循这一社会历史变革的步骤。主要针对个体在技术上的专业掌握的重要性历史及预见进行分析，内容更具确定性，现实性更强。
在古希腊时代，那时没有所谓的专门搞统计学的数学家，也没有只教外文发音的专家，几乎每个学者都是一个综合大家，亚里士多德既是哲学家、语言学家，在数学中又有很深的造诣。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分工，这类综合的大家几乎绝迹了，最后一个综合大家是康德。即使有人愿意成为这样的大家，也没有这个精力，在知识信息爆炸的当代，随便一门科学的知识已够一个人花一辈子来研究了，更不用说是跨领域的学科。
近代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对社会的进步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亚当斯密提出贸易使双方变得更好，社会分工使社会生产效率更高。经过二十世纪的管理学家的发展，科学管理，质量管理，推动社会分工往更细枝的方向发展。如果说在19世纪还有人知道怎么制造汽车的话，那经过流水线的汽车生产后，一个人只能掌握汽车制造的整个链条上的某一环的细分领域。并且对这一细分领域的掌握程度越熟练，效率就越高。难度越大，越稀缺，就越不可替代。
当这一细分领域某个程序需要人来完成时，那么这一程序就是某个工人的工作，这份工作需要增加许多同类的工人，同时要学习一些技能时，这种工作就形成了某种职业。经过长时间的选择，组织会挑选技能较好的从事工作，拥有这种技能的人就会更有机会获得工作或谋生。因此，拥有这种技能的人与没拥有这种技能的人区分开来，并依此形成专业化。
好奇的是，这种专业技术的思想没有在中国产生，这不仅是李约瑟之问，更是资本主义的课题。一种理性的，系统的、专门化的科学职业，以及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却只有西方才存在，而且只有西方才达到了今日在我们的文化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我们中国缺少一种理性主义，一种精确的核算。一直把道德说教高于一切专业知识的世俗压力，强调的是内圣外王的君子圣人传统。在当今世界，内圣可能不但外不了王，还可能生存谋生都有困难。在社会日常生活中，个人的内心的道德约束是需要的，但不是主要的，现代的文明更体现在外在的制度规范。因此，在淡化个体的道德的同时，相应地弘扬制度性文明，而制度性的文明来自于系统化的专业组织，专业组织依赖于一种理性的，系统的、专门化的科学职业，以及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
未来的竞争体现在专业化的竞争，个体无论是否愿意，都要加入这个大潮中，个体之间的竞争将会更趋激烈。人际之间比拼资源的不是已拥有的实物，更取决于如何更有专业化地运用专业产生专业的价值。同时，专业给人一种信服和可靠的感觉，从这个方面来说，专业精神何曾不是一种吸引力呢！歇语说，家财万贯，不如手有一艺。我想这是对专业化与财富最现实的描述。
或许从财富这方面来解读专业化很有吸引力，但更愿意从生活方式这方面去理解专业化。毫无疑问，每一种职业都会在个人的生活中产生某种职业倾向，何况对某一门专业进行深入探究的专业人士。那么，是否每一份专业知识信息都会令所在专业人士感兴趣呢？未必，但同时他必须保持对所在专业的学习态度，否则，专业经验是不足以完全应对专业所产生的问题的。仅是靠现实生存的目的去学习专业，那一定是很乏味的过程，如果是以乐趣为动力去推动个体去学习，那（专业的）乐趣就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了。做此事的乐趣也是自己的专业，那是人生一大幸事。也有不幸的，这种不幸不是来自于生活乐趣与专业的不匹配，而是在生活乐趣与专业中迷惘的人。
今天，任何真正明确而有价值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项专业成就。因此任何人，如果他不能给自己戴上眼罩，也就是说，如果他无法迫使自己相信他灵魂的命运就取决这一段所做的这个推论是否正确，那么他便同学术无缘了。
专业主义者是对自己能力的肯定，一个人的成功主要体现在专业上的成功，我相信除了韦伯之外，还有好多学者对专业主义的推崇。如日本的管理学家大前研一，他的著作《专业主义》就很明显地表达了这一看法。
参考资料
1，马克斯韦伯的著作，于晓、陈维纲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92三联书店；
2，马克斯韦伯、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以学术为业）1998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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