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很多年前就懂得数学，然而却把数学转化而用来作为统治人的术，扩大地说，中国传统文化从很多年前，从远古的时代里，就能够把所有的，知道的都转化而作为统治人的术。那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肯定不是中国文化的精华所在。
如果，我们还是故意地过于去吹捧中国文化的玄妙，那一定是一种恶意。这种恶意的人驾驭人之术，实在不是一种什么好东西。
管理社会的底线应该是法律，而不应该是一种人为的恶意。法律之所以是能够成为管理社会的底线，因为法律里面包含着一种概率。
孔子（前551/前479），商鞅（前395/前338）和苏格拉底（前469/前399），算起来也是在前后200年内同时代的人。孔子推崇的是以礼兴国，商鞅推行的是以法治国，而苏格拉底却是在不断唤起人们对于法的概率认知，并以身殉法。
我们现在正是走在复兴之路上，我们复兴的是文化，是在礼与法同行的大道之上，礼可以看成是文化，而法可以看成是数学。我们复兴的绝不是那些不告诉人们底层逻辑的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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