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经过深思熟虑，结合自身三十多岁的现实，今年就在老家南阳，找了个公司上班谋生活。
上班的公司，是一家电脑信息科技公司，主要从事人工智能标注工作。人员很多，将近二百人，不过很有网吧的氛围，电脑紧挨着电脑，人员都对着电脑目不转睛地操作着。
本以为人这么多，也都是年轻人，应该可以多交些朋友。可大出意料之外，同事们似乎并不爱多话，也不希望跟别人交往过密。我和旁边的同事，找他聊天的话，人家也会说说。而平时，基本绷着一张脸，很严肃，你不找他说话，他不会主动的。
这种情况，跟我以前所在的公司，有着天壤之别。我曾在装饰公司上班多年。在装饰公司，只要你愿意和人聊天，对方总会很热情，一般都和你聊得热火朝天。下班了，总想着大家一起吃个饭，喝个酒，增进下感情。
我不由得思考，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一种现象？忽然注意到，现在的公司，确切地说，是电脑技术公司，基本上属于技术性质，它的文化就是那种严肃专业的。而装饰公司，则为综合型公司，有各种各样的人员，如业务员、设计师、工地人员，它的文化就是活跃开放的。
想明白了这一点，让我觉着，一个公司的文化属性很重要，它决定着公司的本质属性。同时，它决定着你工作的氛围，以及和周围人员的关系等。
正如热播的电视剧“天道”，改编的原著《遥远的救世主》中，丁元英关于文化属性的解释。
丁元英说：透视社会依次有三个层面：技术、制度和文化。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任何一种命运归根到底都是那种文化属性的产物。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这是规律，也可以理解为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芮小丹问：“什么是强势文化？什么又是弱势文化？
丁元英说：“强势文化就是遵循事物规律的文化，弱势文化就是依赖强者的道德期望破格获取的文化，也是期望救主的文化。强势文化在武学上被称为“秘笈”，而弱势文化由于易学、易懂、易用，成了流行品种。
文化属性，给公司的本质下了定义，同时它使公司不觉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内核与天职。
02
这种解释，完全也适合社会层面。
我生活的小区，通向主路的一面，仍然被死死封着；只有另一面，还留着一个出口，有专业人员检测和守岗，目前还能正常出行。
自从这一波疫情严重以后，小区随时都有被封的可能。以前生活着，似乎也从来没有关注过，如果小区在一个路口堵住，再安排人员把守着，一下把人彻底封闭，也无法流动了。
你可能也感觉到，我国的疫情封闭管控，是以小区为单位。为什么我国能这么有效的进行全面管控？实际上，正是得益于这种小区住宅的样式。而国外现在疫情蔓延很严峻，他们却学不来我国的方法，根本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种小区的生活样板。
那我们不得不问下，我国的小区建设，又是从哪里来的？缘起是什么呢？
应该说，我国的小区建设，来自苏联。
在苏联未解体时，苏联的功业高度发达。与苏联工业发展高度遵行有一套总体计划相似，苏联的城市民居建设也遵行一个理念先行的概念。这个概念叫做“社会聚合体”。
简单地说，“社会聚合体”理论相信，城市建设的最优解，是把一个人所有的衣食住行需求和劳动力的发挥，都放到一个“单位”中去。这个“单位”既是生产关系当中的集体，同时最好也是生活中集体。
由此推演出来的一个思路，就是“单位办社会”。
是的，在单位办社会的模式下，每个人都是活在单位中的。城市民居兴建的最好模式，当然就是一个个以“单位”为界的小区。
小区这个概念，最早是苏联城建专家亚普列夫琴科在其著作《城市规划：技术经济指标及计算》当中提出的。
于是我们所熟悉的小区就这样出现了。由于亚普列夫琴科的这套城建理论对中国影响巨大，建国后前四十年的大学城建课程，都是以他的理论为主导来授课的。
这就导致了中国城建中的小区化建设，可能比苏联-俄罗斯还要彻底。在苏联解体，大多数东欧甚至俄罗斯本身，都已经抛弃了亚普列夫琴科用小区，来高效利用资源的理想的时候，中国依然在兴建大量亚式小区——因为主持这些建设的规划者，当年在大学里学的就是这一套。
正因如此，无论是现代的商业化小区、还是老小区、单位大院，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民居，都是苏联小区式的，而不是西方街区式的。
这便是我国现在生活环境的文化单位，不管你承不承认，小区塑造了现在的城市，也同时塑造了国人的整体文化取向。
至于说中国小区文化强大，还是西方的街区文化更胜一筹，这要看时间给出的答案。毕竟在疫情的大环境下，中国的小区模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西方，想抄袭都无法学来。
只是，现在城市发展规模越大，小区模式也出现了不少弊端，比如小街道纵横交错，主道路常常拥堵不堪等致命问题。
任何一种模式，都如硬币的两面，是把双刃剑，怎么样取长补短，发挥优势，规避短处，这是规划者不得不去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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