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朋友，他为人友善，基本没见他发过脾气。
对任何人都很好，也没听他背后说过别人的坏话，就好像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自然很多人都喜欢跟他在一起，把心里话向这位朋友倾诉。
是啊，他从来不把别人的故事到处讲，讲给他听当然很放心了。
可这位朋友还有个特点，从不把自己的事讲给别人听，哪怕关系再好也是如此。而且，喝酒碰杯时候，他总是刻意将自己的杯子放低，关系再好也是如此。
那么，有人看不惯了，说他表面功夫做得好，看着啥事都不放在心上，实际心里门清，太虚伪，不适合深交。
他是我的朋友，我自然没有觉得他虚伪了，或者说，他虚不虚伪我根本就不在意，我就是喜欢交“表面功夫”做得好的人。至于他是假君子还是真小人，我没兴趣知道，哪怕他心里没把我当成朋友，或者根本当我是一个被骗得团团转的傻子，我还是只看表面。
为什么我这么看中表面而不重视内心呢？因为行易察，心难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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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看点高大上的例子：世界三大思想流派的发展史。
第一大流派，佛教。
在释迦牟尼涅槃百年后，佛教产生分歧。一部分遵循佛说，一部分标榜佛思。
遵循佛说言论的僧人，主张修戒、定、慧“三学”（通过守持戒律，修习禅定而获得智慧），我们把这一派系称为「小乘佛教」，他们注重个人修行，同时用严格的清规戒律规范自己，注重“行”。
而标榜佛思的僧人，除了“三学”还讲究“八正道”（八种正确的思维和行动方法）。后龙树菩萨，著有大量的大乘论典，如《中论》、《大智度论》等才将「大乘佛法」发扬光大，它叫人普度众生、救苦救难。他们更注重“心”的修行，对“清规戒律”这样的行反而不是太在意。「大乘佛教」中著名高僧就有我们熟知的道济和尚，世人称之“活佛济公”。他就不注重清规戒律，既喝酒又吃肉，但却是真正的得道高僧。
第二大流派，基督教。
基督教的转折点在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在此之前，信众要成为基督徒，需要按时、按点去教堂按照既定的规则祈祷、做礼拜。最终获得认可，方可为基督徒。对于国家也是一样，是否是基督教国家完全由教皇决定。
正因如此，欧洲中世纪的罗马教皇权力极大，几乎能够决定各个国家国王能否当得稳。而马丁·路德让解释《圣经》的权利回归于每一个普通信众自身的理解。也就是说，只要信基督，祈祷、做礼拜不再需要到教堂，无论在哪里，都可以祈祷、做礼拜。自己是不是基督徒，自己说了算，自认为信基督，那就是基督徒。
最后一个是儒家思想。
孔、孟时期的儒家思想同样注重“行”的培养，他教化人要遵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君要有君样，臣要有臣样；父要有父样，儿要有儿样；夫要有夫样，妻要有妻样。要懂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样才能接近圣人。
而到了明朝，有一位名叫王阳明的思想家在前期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心学」思想。它叫人注重修心，认为人心均是光明的，只是被“污浊”包围，只要潜心修行，去掉外层“污浊”，即可成为圣人。这样的话，价值标准的判断便不再看重你做了什么，而是注重你是怎么想的。
打太极的女孩
故事讲完了，我们惊奇地发现，分布在地球不同区域的三大思想流派都经历了从重“行”到重“心”的演变。这与多数现代中国人的价值观接近，比起行为，更看重动机。如果出发点是好的，很多事都可以被原谅。
可是，即便“重心不重行”获得了多数人的认可，我们见到和尚挣钱、喝酒、吃肉，仍然会觉得有辱佛门；见到不注重礼仪的晚辈，仍然会感到对方缺乏教养。其实，说到底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俗人，只能看到“行”，而看不到“心”，行易查而心难见。
交朋友也是这样。正所谓患难见真情，日久见人心。有些人表面一套，背地一套。你辉煌时，毕恭毕敬；你落魄时，躲得比谁都远。所以，交人还是要交心，不能只看表面。
看重动机、“交人交心”，这话我严重同意，可是，话虽正确，执行起来却是很难。
有这么一个人，从不尊重别人习惯，也不顾及别人感受，不分场合地直言不讳。也许他是一位性子直，没有坏心眼，不懂得虚伪地讨好别人，却心地善良，值得深交之人。可我还是选择不交这样的朋友。为什么呢？因为我作为一个凡夫俗子，很难分清楚他到底是性格直爽，还是傲慢自大。
所以，即使你真是位得道高人，也请你把表面功夫做到位，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只是凡夫俗子，没有“患难”之前，完全不能看到你表面下深层次的美。也无法分清你到底是位真活佛，还是个把“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当借口的酒肉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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