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教育政策和它们的一般社会政策的基础是信任市场的基本公平和正义。市场最终将根据努力程度来有效和公平的分配资源。他们最终将为所有需要工作的人创造工作。他们是确保所有公民（消费者）未来美好生活的最好的可能机制。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使用市场成为价值的最终裁判者将消除我们教育和社会决策中的政治和由此相伴随的不合理。效率和成本效益分析将会成为社会和教育的变革的发动机。然而，这种“经济化”和“去政治化”策略最终结果事实上更难理解社会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的在资源和权力上的越来越多的不平等。
不像新自由主义强调弱的国家干预一样，新保守主义通常强调强的国家干预。当涉及知识、价值和身体等问题时尤为如此，然而，如果说新自由主义可能被看作是建立在雷蒙德·威廉姆斯称之为“新兴的”意识形态形式的话，那么新保守主义就是“残余的”意识形式。它尽管不是完全却总是立足于天真的颂扬过去，过去的“真正知识”，至高无上的道德，人们“知道他们的位置”，自然法则支配着稳定的社区并保护人们免受社会的伤害。在新保守主义的背后是一个完全的失落感——信任的丧失、想象的共同体的丧失、拥有共同规则和价值人们的田园般幻想的丧失和统治地位的“西方传统”的丧失。然而，新保守主义不仅仅是控制着合法知识这样的事情，他们也强调国家干预的思想，随着对教师的关注，国家的管制正在增强。随着从“授权型自主”向“管制型自主”的不断发展，教师的工作越来越变得高标准化、理性化和“受到管制”。
“新右派”威权的民粹主义一般把它们的教育和社会政策的立场建立在特殊的圣经权威、“宗教道德”、性别角色和家庭的观点上，但不仅仅指这些。他也提出一个更大的有关什么被看作是学校的“合法”知识问题。
当前对学校高风险测验的强调、对更严格问责形式的强调以及对强化控制的强调并不能完全化约为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需要，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而且，这些政策的部分压力来自于教育管理者和行政官员，他们完全相信这种控制是正当的，也是“好的”。这些控制的形式在教育中不仅有很长的历史，而且强化的控制、高风险测验和（还原的）问责方法为这些管理者提供更加动态的角色。这些政策能够使这些行动者进行道德改革运动并增强他们自己专业知识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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