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熊逸版第2辑〉已经问世了，这个出版进度是略有点同乎我意料的。老实讲，第一辑刚出来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此浩繁的工作量，如此大的野心，能不能够坚持到底，还是未知之数，毕竟“善始者实繁，而克终者盖寡”。现在第2辑这么快就紧跟着面世，看来是我多虑了。那么，跟着熊逸大神读《资治通鉴》的旅程应该可以有始有终。
在当下这个功利浮躁的时代，有这样的雄心和魄力，以一己之力，完成对中国通史的个人化的讲述，成一家之言，立煌煌之功者，我大概只能想到两个人，一位是易中天，一位就是熊逸大神。易中天的《中华史》已经功成，熊逸对《资治通鉴》的解读正渐入佳境。
比较而言，易中天《中华史》的讲述还是俗讲，更接地所，通俗易懂。熊逸的对《通鉴》的讲述介于雅俗之间。讲述的方式和语言，既活泼明快，内容上则不乏学术含量，由浅入深，深入浅出，举一返三，触类旁通，以至中西对举，古今对照。让雅者见雅，俗者得俗，这是一座宝山，断不会让你空手而返。至于能得多少宝器，就看你个人的学养了。
作为《资治通鉴熊逸版》的第二辑，这一套书内容涵盖《资治通鉴》周纪三、周纪四、周纪五，以及秦纪一、秦纪二。如果说第一辑的内容距今太远，我们读起来会略感艰深，那么这第二辑，讲的几乎全是战国这一段的大戏。而战国这一段，正是中国历史上，各国纷争最多，形势最复杂，各种英雄人物最层出不穷的时代，是中国古代的群星闪耀时，读起来目不暇接，格外过瘾。
熊逸大神用当代人的视野和知识储备，以近260个问题为抓手，以“串讲”的方式解读《通鉴》，让我们领略战国争雄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这里面的问题，有的涉及到辨真伪的史料分析：比如秦纪编年到底应该从哪儿算起？有的问题涉及管理经验：比如到底该不该任用鸡鸣狗盗之徒？有的是有深度的专题研究：比如为什么说秦朝实行郡县制是历史的必然有的是有对比的世界格局：东西方造像和立碑有什么用处？等等。
这种以问题为抓手，来串讲《通鉴》的方式，在我看来，最讲通鉴的最好的方式了，我也想不了什么更好的方式了。我一打开书，就会被目录里的这些极有挑战性的问题所吸引，忍不住挑一个问题读下去，一旦开始读，就会被熊逸大神的极有魅力的讲述和极有深度的分析所吸引，不停地读，跟着他上天入地，纵横东西，穿越时间，翱翔万里。
几个问题读下来，你可能会被熊逸大神带得气喘吁吁，很累，但也会觉得非常过瘾，这是一场智识上的冒险。而且你还会被熊逸大神读书之多，视野之开阔，眼光之通透，对世事之洞明给震住。
同样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知识积累得多已经不算是一件特别值得夸耀的事，但看到熊大神，读书能读到这个程度，又能厚积薄发，融会贯通到这个境界，你还会是叹为观止。《资治通鉴》这个卷帙浩繁的巨作，不是牛，简直是一头巨象。熊逸则是最高明的庖丁，把这巨象自信又从容地剖给你看。
在全书近260个问题当中，有些问题我觉得特别有趣，特别能吸引我。比如，屈原是战国时期一位非常重量级的历史人物，可《资治通鉴》却对他只字未提，司马光为什么要把屈原的生平事迹删得一干二净呢？
如此古怪的一件事，古代读书人早就注意到了。清朝初年有一位学者叫李因笃，才学很高，名满天下，天下一流学者争相跟他结交。李因笃熟读《资治通鉴》，有一次他和顾炎武谈到这个问题，顾炎武说，我能理解司马光为什么这么做。这部书意在“资治”，文人墨客哪有什么“资治”的价值呢？
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有很明确的取舍标准。在“舍”方面，文学首当其冲。所以在《资治通鉴》里，和文学——甚至可以把概念放宽为文化——有关的内容很少，这是事实。
对顾炎武的这个看法，熊逸并不认同。顾炎武是犯了以今视昔，即用他所在的时代的眼光去看待古人的错误。先秦时代并不存在“文人”这个概念。屈原虽然能写诗，能写出超一流的文学水平，但他并不是所谓“文人”。屈原是楚国政治核心圈的贵族，他对楚国的政治事务有很深的参与。他搞变法，搞外交，在楚国当时的政治生活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正是因为屈原举足轻重，所以才遭到当时奸邪小人的谗言和排挤，才会忠而见疑，信而被谤，被边缘化，被流放。屈原是楚国重要的政治人物。而《离骚》只是他需要排解空闷时所写，《九歌》也很可能是为了服务楚国特有的祭祀仪式而作。
所以，如果因为屈原创作了后世流传的诗歌作品，就在《资治通鉴》里对他一笔不提，这完全是本末倒置，完全说不过去的。那倒底是为什么呢？
在这里，熊逸大神又经过一个旁征博引的推敲考证的过程，这个过程之繁复精彩，逻辑之严密，可以说让人眼花缭乱。在确凿的史料面前，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司马光对屈原的删节确实有过认真的考虑，并非疏漏。第二，司马光并不否认屈原的“日月之光”，他还专门为屈原写过一首诗《五哀诗屈平》，字里行间各种赞美，诗的最后一句是“空余楚辞在，犹与日争光”。
说到这里，疑问还是没有解决。司马光对屈原删节的考虑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呢？史籍无载。到这一步就只能发挥想象力。当代学者对这个问题也有各种推论。熊逸认为，看上去最合理的一种意见是：屈原的才干和职场经历太像王安石，所以司马光不愿意让《资治通鉴》读者产生这样的联想。
这个猜想，你怎么看？觉得合不合理？堂堂大史学家，大宋宰相，在编这么一部空前伟大的史书时还有这样的小心思，小九九，这是真的吗？真不真是无从验证的。但我们始终应该记着：
读史就是读人，读人就是读心。人心里有七情六欲，再伟大的人物，其实都是平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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