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五代周世宗等四位皇帝排斥打击佛教，后来研究中国佛教史的专家称为“三武一宗之厄”，也称为“法难”。
北魏太武帝崇尚道教。公元446年，有人向他奏报长安有一佛寺内藏有兵器，他怀疑寺僧与聚众起义的盖吴通谋，开始诛杀长安的沙门。不久，太武帝又通令全国，焚毁寺院经像和坑杀僧人。
北周武帝最重儒术，早年也信奉道、佛二教。在他掌握政权以后，欲定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的位次，引发了佛道之争。公元574年，周武帝亲自召集沙门道士进行辩论，周武帝被和尚智炫当场顶撞，于是作出将佛、道一并禁毁的决定。到了公元577年，周武帝灭北齐后，又在齐境内毁破佛教建筑设施，焚烧佛教经典。没收寺庙土地，迫使三百多万僧尼还俗皆复为编户军民。
唐武宗登位后不喜佛教，从会昌二年（842）十月起，下令凡违反佛教戒律的僧侣必须还俗，并没收其财产。此后，陆续下令限制佛寺的僧侣人数，不得私自剃度，限制僧侣蓄养奴婢的数量，很多寺院被拆毁，大量的僧侣被强迫还俗。会昌四年（844）二月，武宗降旨“不许供养佛牙”，寺庙不许接受民众供奉。到了会昌五年（845），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灭佛，下令僧侣40岁以下者全部还俗，不久又规定为50岁以下，很快连50岁以上的如果没有祠部的度牒也要还俗，就连天竺和日本来的求法僧人也被强迫还俗。同时裁并天下佛寺。天下各地上州仅留寺一所，下州寺院全部拆废。长安和洛阳各留两寺，京师左街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和庄严寺，每寺留僧30人。天下各地拆废寺院和铜像、钟磬，所得金、银、铜一律交付盐铁使铸钱，铁则交付本州铸为农器，还俗僧侣各自放归本籍充作国家的纳税户。如是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武宗这次大规模的灭佛，一共拆除寺庙4600余所，拆招提、兰若4万余所，僧尼26万余人还俗成为国家的两税户，没收寺院所拥有的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没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沉重打击了寺院经济，增加了政府的纳税人口，扩大了国家的经济来源，客观上巩固了中央集权。历史上称为“会昌法难”。
公元955年，后周周世宗又下诏废天下无敕额之寺院，毁铜像，收钟磬钹铎之类铸钱。后周世宗灭佛，在这几次灭佛事件中是最有影响的一次。实际上周世宗灭佛，并没有大量屠杀僧尼、焚毁佛经，而是带有一种整顿佛教的性质，还保留着很多寺院与僧尼。但由于古代中国佛教已经走向勉强维持的阶段，经过这一个打击后，更萧条衰落了。从此以后，儒佛道三教之争，就更趋于缓和。为后来三教融合奠定了基础。
“三武一宗”四次“法难”，直接起因是皇权与宗教之争。五胡乱华之后，魏太武帝欲一统天下，所以要推崇汉人的儒学和道教来标榜自己，所以排斥传自胡地“胡教”。
北周武帝也表示自己不在五胡之列，故无心敬佛。为了表现与汉文化的认同，所以排佛。但他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没有杀人；对高僧量才任用，委以官职；鼓励继续探讨佛、道的哲理，这些皆表明对汉文化和儒学认识的深刻。
唐武宗灭佛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在其次是道、佛之争，是一次典型的皇权与宗教斗争，但与儒家无关。而五代周世宗灭佛则主要是经济原因促成的。当时中国乏钱，他想到毁铜像铸钱的方法。周世宗谈到其灭佛的理由时说：“吾闻佛说以身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有所惜哉。”既然佛可以舍身救人急难，为什么不舍铜像救天下呢?
经历这些大规模的灭法运动，南传佛教、西传佛教受到严重打击，汉传（北传）佛教八宗仅剩净土宗和禅宗还保有较大的影响力。禅宗佛教因提倡自耕自食，所以损失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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