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十月革命节(6)
1976年的十月革命节,国内没有什么活动,顾不上,忙着悼念领袖,揭批四人帮。不久前主席去世,苏共中央发来唁电,被退了回去,理由是两党没有关系。那时的苏联已经被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危险程度超过美国。有意思的是,粉碎四人帮后,我注意到《参考消息》上的外电评论,说是苏联窃喜。而国内却有的批判四人帮文章说,“一旦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得逞,将变成苏修的帮凶殖民地”,对此,苏联外交发言人苦笑。
我那时是重体力劳动者,工资每月四十二元,收入颇丰,买了个牡丹牌六管半导体收音机。从养路工区铁道旁的电话裸线上接引线,作为天线,收听大山外面世界的消息。我那小石屋住四个人,那三个是北京知青,我们生活习性、处事德性大不相同,但对时政大局的观点态度却是高度一致,收听外台可以不回避。十月革命节那天傍晚,我们围炉烤山药蛋吃,收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亲爱的中国听众:我们的话筒设在红场,为大家实况转播十月革命节阅兵式……”。收音机里的俄语呜哩哇啦的,记得好像是他们的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在讲话,然后是阅兵式,分列式。等到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方队通过红场时,我吃完了山药蛋,擦擦嘴,提上信号灯,挎上工具包,叼上一支烟,走进寒夜去巡道。
在政治挂帅的年代,巡道首先是强调防止阶级敌人破坏,支部书记多次在班后政治学习会上讲,苏修新沙皇在边境陈兵百万,虎视眈眈,一触即发。我们养路工责任重大,一定要确保铁道安全,不能让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阴谋得逞。
不说我们也知道,战争一旦爆发,我们脚下的铁道线肯定事关成败。我们这帮养路工偶尔聊过,战争会带来什么?有个工人竟说,“苏修打来了,我就告他们,工长是个党员。”因为工长经常训斥他。对这“反动言论”,大家不但不气愤,反而哄笑。工长也拿他没办法,他脑子不够成数,顶多七成。
2018,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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