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校园（6）

记忆中的校园（6）

紧靠礼堂的便是橱房。这个橱房不是一排、也不是一间独立的房子，而是由横七竖八，高低不同的几间土房子组合而成的一个混杂区域。伙房、教工膳厅、柴火棚、浴室等等都在其中。

进入我们每日三餐端饭的伙房要穿过教工膳厅。膳厅的南、北两头各有一个小房间，住着橱房的工人。个子矮小下巴尖尖脾气很坏，外号叫做“地雷炮”的炒菜师傅魏沛奇，就住在北边的这个房间。

穿过教工膳厅，下几级用铁丝串着木板固定在木桩墩上，再嵌入土坡上的台阶，就到了伙房大门前摆放饭架子的大通道，通道左侧便是伙房的正门了。

说是伙房，其实就是一间顶上盖着泥瓦的大棚子。踏进大门一眼便能望见三个大大的柴火灶，灶膛门口的地面上堆放着长长短短的柴火，四周墙壁被烟火熏得墨黑墨黑。

三个柴灶各有用途，一个蒸饭用，一个用来烧开水和老师炒菜，另外一个上面彻有一个硕大的水池，水池底部安有四口大铁锅，是专门用来烧全校师生洗脸、洗澡水的。

伙房里边最先进的“设备”即是那个看起来也是土土的打（吊）水台。因为那个年代既没有抽水机，也没有潜水泵，几乎所有的生活用水都得用人工从水井中打上来。

打水台建在水井的正上方约两米高处，用“洋灰”浇注。台底中间处开有一个五六十公分见方的洞口，每天打水的时候，工人师傅站立在洞口旁，先将拴着绳子的吊水桶通过洞口放入下边井中让其自行灌满，然后通过洞口提上，随即倒入旁边的水盆，井水便通过架在水盆与水池之间的一条竹筒汩汩地流进水池中。

这个看似简单的打水动作，一个工人师傅一天要连续操作几百上千次，全校200多个人的洗脸、洗澡水，都是这样一吊桶一吊桶从水井中提上来的。因此大家称负责打水的工人师傅郭训春、魏朝庆两个为“半自动抽水机"。

那个时候无论是通学生还是住校生，都得从家里自带大米自备饭钵，于每餐之前送达伙房门前的蒸饭架子上。每日三餐开饭的时候，橱房门口的通道上人头攒动，大家争先恐后在十几个饭格子上认找自己的钵子饭。眼利手快的端起一个转身，低头张口先啃上一口，方才步履匆匆向寝室走去。

你还别说，这个看似及其简单的端饭过程往往也会出现“意外”：极个别借故不参加体育课或者是劳动课的同学，早早就站在伙房门口等着端饭。

工人师傅把冒着热气的满架钵仔饭刚从灶台上抬下来，还没放下摆好，性子急的就迫不及待地伸出双手就捏，没想到到这手受不了饭钵的“滚烫之吻"，触电似的连忙松开，只听见“啪”的一声，钵子饭掉落在地上，钵仔摔成了几块，沾着泥土的米饭脱落在一边。

那颗颗饭粒像是一双双眼睛，无助地望着不知所措的主人，主人恼怒地朝一旁幸灾乐祸的同学瞪了一眼，再望了望地上那仍然冒着热气的米饭，依依不舍地走开了。任凭肚子再怎么“咕咕咕”地叫嚷，也只能咽几口口水强忍着饥饿，等待下一餐的钵子饭了。这真是“欲速则不达”啊！

如果说上述“意外”纯粹源自本人的莽撞，那么每隔个把星期就会发生的少饭现象则是他人蓄意所为。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仍是一个缺吃少穿的年代，在广大农村粮食不够吃是普遍现象。有些同学的饭钵上的常常掺有蕃薯、芋仔，聊以替代数量有限的大米。每逢饥荒时节，有的饭钵里竞无一粒大米，净是红薯、芋仔，窘迫境况可想而知。

更有甚者，极个别家庭生活特别困难的同学刚过星期三、四，箱子里大米、红蕃等就所剩无几了。

为了撑到星期六下午放假回家，往往就会铤而走险，趁着开饭的时候秩序混乱，便顺手牵羊把别人的钵仔饭端走，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在寝室里享用。

万一被钵仔饭的主人辨认出来，就一口咬定是端错了，并非自己故意；要是同时出现几个同学少饭时，总务处就会马上组织全面大排查，老师带着少了饭的那些同学到每个寝室去逐一辩认，一旦钵仔被认出来，而饭架上又没有剩下无人认领的钵仔饭，不是故意的说辞便不攻自破了。

记得当年有个平时表现不错，还是个是班干部三年级的男同学就被当场戳穿过。他向老师承认这种事自己做过很多次，因为家里兄弟姐妹多，生活困难，每个星期父母给他带到学校的米虽然算斤打两地计划着，仍然常常撑不到星期六，便无奈地采用此等下策，该同学因此受了警告处分。

但多数“端错饭”者都能涉险过关平安无事，因为绝大部分少了饭的同学会自认倒霉，不会向老师报告，即使向老师报告了，学校也不会每次都组织人去寝室查认，所以，多数少饭现象只能不了了之。

与其他同学相比，我觉得自己在初中阶段这几年既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

所谓幸运，是自己在学校几年里的钵仔饭从未被人端“错”过一次，没有尝过因此饿着肚子上课的滋味；所谓幸福，我则要叩谢天堂里的父亲母亲，是他们给了我相对较好的生活条件。

作为家中长子，我享受了他们更多的呵护与关爱。我们老家太平堡人多地少，人均只有两分多耕地，是远近闻名的缺粮区，生产队分配给全家一年的口粮只够吃上半年。

父母亲硬是靠着比其他父母付出得多多的辛劳，再辅以克勤克俭的持家方略，才有我整个学生时代的衣食无忧。

尽管家里的粮食年年都很紧张，但他们对我每个星期带到学校去的米却从未定量或管控过，彰显了父母对自己孩子的舔犊之情绵绵之爱。

也许正是他们的殷殷之心的沁润，使年幼的我早早的萌发了人性中本应有的感恩之心。每个星期天下午去学校之前在米缸里舀米，总是自觉地用那只两斤的米筒只量3筒半约7斤，从未动过多舀一点的心思。

因为每当这个时候我总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家里兄弟姐妹多，父母亲负担很重，很不容易，要精打细算勤俭节约，尽量为他们减轻压力。所以，在学校所有的日子里，自己对粮食从不大手大脚，每餐基本能填饱肚子就行，更不用说奢侈浪费了。

尽管后来生活条件逐步改善了，日子富裕了，但这个自以为是好的习惯到今天一直没有改变，它帮助我逐步领悟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道理，并以此作为人生的信条之一，使我受益非浅，更愿与之相伴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