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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他乡抗战
早在1938年秋，日军已经占领了广州及深圳。在与日占领区一江之隔的香港从事抗战物资进出口工作，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1939年春父亲到上海公司报到后，深知如果回昆山老家和家人辞别远行，他就不能在上海久留，也去不了香港了。爱国热情促使他咬咬牙，心一狠，生平第一次没给父母家人打招呼，就匆匆办好出国签证、入境护照，只身奔赴千里之外的英殖民地香港，参加组建华懋公司香港分公司的工作。
香港分公司成立后，父亲即负责该公司在香港转口贸易的财务事务，负责进口抗战急缺物资、出口大西南的农副产品、稀有铜镍等原料结算和支付等工作。公司经越南海防市港口转口国际物资到昆明和重庆的运输业务做得风生水起。
不久，上海的同事童顺也赶来香港分公司支援。老同学老同事相见分外亲热，天南海北、家事国事，无话不谈。但谈到抗日战争的前途，他们的意见出现了分歧。1940年9月27日，《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定，法西斯轴心国形成，实为封锁中华民国及阻止美国通过海防至云南的铁路线以运送军火、燃料及每月一万吨物资而采取的行动。
童顺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大势已去，更加对抗战前途丧失了信心，几次邀约我父亲离开大陆，离开战乱，到澳大利亚去工作和生活。父亲是性情中人，始终割舍不下生他养他的土地、家人和祖国。在老同学老同事们离开香港不久，日本于41年底兵临香港城下，抗战逃到香港的居民使原来的100万人口急剧上升到160万。逃来的居民富贾原以为可以依仗英美势力寻求租界保护，哪知道12月7日清晨日本袭击美国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在[12月8日]攻克英军最主要的防线——醉酒湾防线向香港市区入侵。
华懋公司香港分公司经理获悉后立即交给父亲一只真皮手提箱，里面装满了公司的会计账簿支票凭据印章等，告诫父亲必须立即撤离香港到越南海防市再转铁路回华懋公司昆明分公司，务必亲手将皮箱里的所有东西亲手交给公司经理。临出门走的时候经理又往手提箱里塞满了公司的其他重要文件。
经理叫父亲先走一步，他带上家眷随后到码头汇合。父亲马上赶到坐海轮的香港码头，可是等到海轮要开了，也不见经理的踪影。远处已响起日军和英军交战的枪炮声，为了急于离开马上要被日寇全面占领的香港，父亲只好单独一人提着沉重的手提箱，提心吊胆坐上了海轮。
还好，日军还没有来得及封锁香港到海南岛到越南海防的海域。父亲只身一人抱着装着香港分公司几乎全部重要资料的沉重手提箱，坐在拥挤的船舱里，一路颠簸。船舱里不时传来晕船的呕吐声，父亲正当年青力壮的年龄也经不住这日夜折腾，好不容易熬过了一天一夜，人感到极度的疲惫，最后海轮停靠到了从未去过的法属殖民地越南海防市的海港码头。夜謩降临了，逃难为主的人群排着队伍争先恐后走下了舷梯，踏上了通向码头出口的小道。在小道昏暗的路灯映照下，长长的队伍在地面上拖出了一条一条似人似鬼的黑影。
突然人群里不知是谁叫了一声，“日本人！”原本疲惫松散的队伍出现了骚动。父亲抬头一看，在码头出口处确是看得见有膏药旗在飘扬。父亲定了定神，“不要慌，日本人不会对良民怎么样的，身上带有武器的快趁早丢掉。”人群慢慢恢复了平静，父亲听到身后不时有叮哐声，胆小的人把随身携带的小刀小火类家什沿路丢了个精光。
父亲暗暗庆幸匆忙离开香港时没有带上以前随身携带的勃朗宁手枪。到了码头出口处，只看到两名日本兵站在两边，搜身的是海港职员和法国维希政府的警察。到了大街上一看，海防的落后与凋零和上海香港相比简直是两个世界。出逃香港时，经理叮嘱过一定要在海防立刻转滇越铁路赶到昆明公司报到。
在大街上父亲急急喊了一架黄包车直奔火车站，在那里总公司已电告华懋公司海防办事处王经理提前准备好火车票在车站等候着他。不久，父亲顺利来到昆明公司报到。报到后的第三天，父亲在昆明日报上获悉，在他们到达昆明后不久，广西的抗日军民为防止越南日军利用滇越铁路侵犯大后方，分段炸毁和拆除此铁路200多公里。
现在的抗战物资全靠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在维持了。一周后父亲临危受命，并因有立功行为，破格提拔为华懋公司昆明公司代理会计主任。时年不到27周岁。
此时正值抗日战场上的关键时期，参战双方物资消耗巨大，战争胜负的较量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后勤保障力量的对决。当时的云南昆明成了中越铁路传统运输线中断后新开辟的滇缅公路及驼峰空运线等几条运输线的交汇点，业务工作超出常人想象的繁忙。
父亲远离父老兄弟妻儿，为抗战武器物资进出口贸易献出青春岁月。1942年初的云南形势错综复杂，在华懋公司昆明分公司担任代理会计主任的父亲，工作上任劳任怨不说，精神上也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同学同事一个个离他而去，有的远走高飞到没有战争的国家，有的加入国民党的机构大发国难财，有的投奔延安，等等。像他们这种有外语才能的财务主管，经常周旋于各国商人之间，在当时的国情下，要发昧心财是轻而易举的事。但父亲自始至终忠于职守，坚守中华职业学校倡导的职业精神，连支付款项等商业财务活动中正常的请客送礼也一律谢绝。公司经理十分信任他，公司用于支付定金的金条也全部由他保管。
在他和同仁们的努力下，公司中缅国际物资交流及昆明和重庆的运输业务都做得风生水起，保证了飞虎队在昆明总部的后勤物资油料备件供应充分，从而打破了抗战以来日本飞机独霸中国领空的不利局面；保证了每天3000多吨美苏抗战物资从东南亚的国际港口通过滇缅公路、滇贵公路转运重庆等抗战的中心城市。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闻一多教授等民盟爱国人士带领西南联合大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由北平的北大、清华、南开三名校南迁后组成）师生走上昆明街头，发动了抗议政府的示威游行，从此反内战的斗争在云南风起云涌。
42年父亲学生时代的爱国热情又一次被点燃。他虽是无党无派人士，但正直善良，忌恶如仇是他的本性，国民党皖南事变的倒行逆施使父亲又一次对当局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在民主同盟的感召下，父亲下班看晚间电影时，帮助老校长黄炎培的同仁们在电影放映时散发反蒋传单。
父亲不满现政府政策的举动，也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昆明不比上海香港租界那样有言论出版自由。那时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坐镇云南，特务活动猖獗，爱国师生和父亲这种爱国人士的反政府言行一经坐实，立刻受到控制或监禁。
正在父亲左右为难时，接到家乡碾转带来的消息：继母病重盼儿归。父亲请假获准后，马不停蹄经公路碾转到越南海防（当时云南到上海所有内陆交通因战争中断）。不料却被旧同事王儒鸿经理在火车站接车时拦下，晓以大义。本是知己同事，又碍于上次王经理购火车票及时的感恩之心，父亲不得不把探母一事暂时放下，全身心投入帮助王兄打理完财务文书等工作后，方才乘国际海轮一同离开人心惶惶的越南海防，回到了久别的故乡。
此时的故乡已经成为日伪占领区。但在传统的英租界，日本人还不敢放肆。江山依旧，人物面貌全非，从上海码头坐车到昆山县只有五六十公里路程，沿途看到的却不再是青天白日旗，到处悬挂着狗皮膏药。行人进出县城都要一个个地搜身检查。
父亲在上海分公司已领到办好的良民证，一路畅通无阻，顺利踏上了直通蓬朗镇的小木船。刚刚出了县城，就听到一声轻唤：“二少爷！”父亲寻着声音一看，“啊，阿毛，侬怎么摇起船来了？”“说来话长。侬走后不久，日本人清乡抓参加过保乡自卫团的人。
阿哥是跟侬一起的，听到风声就跑到太湖里躲起来啦，丝绸店开不下去了，阿拉只好揺船过日子了。”“阿拉家里还好吧？”父亲终于按捺不住。“还好还好。就是先前抢你亲娘撕票那批土匪现在投靠了皇军，上一次清乡时，把你妻弟龚瑞出卖了，说是夜袭皇军巡逻队那次是他带人干的”。
三天后，维持会通知各家前往镇前空地上，日本人有重要活动。大家被赶到了空地上，只见日本人在中间立了个柱子，上边绑着一排血肉模糊的人。维持会的汉奸高声喊道“父老乡亲，上次袭击皇军的歹徒被我们捉住了，今天就要当众正法，以儆效尤，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做个良民，共建大东亚共荣圈。共存共荣，天皇万岁！”
忽然，有血人动了，他狂笑不已，又破口大骂。
一个日本兵提起一桶水，猛地泼向那个大骂不止的血人，他缓缓抬起头，大家看清了他的脸，是龚瑞，人群炸开了，“阿瑞，阿瑞”大家喊着不停地往前涌，日本兵急忙对天鸣枪，又把枪口对准人群，才止住了骚动。
这时，一个赤裸上身的鬼子举起东洋刀，一路助跑，猛地劈向龚瑞，撕心裂肺的喊声戛然而止，血喷向青天，表叔被鬼子活生生地劈成了两半，这次和表叔一起被杀害的有七名好汉。
母亲在人群中晕了过去，被人送回到家里。从此后她提及表叔，就泪如雨下，提及日本，就咬牙切齿，终身不用日货。
小船转了个弯，阿毛停了船，一脸正色地说：“龚哥是好样的，杀掉两个鬼子够本了。那天镇上维持会开大会行刑时，他手脚嘴都被捆绑得死死的，但两眼怒瞪，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停一停又说，“那情景之惨烈，是蓬朗镇有史以来没有看到过的。鬼子高举大刀，从头到脚，一刀劈下，人被劈成两半，血喷流满身满地，在场群众都瘫倒在地下。”说着说着，眼里已噙满了泪花，叽咕、叽咕，只听到揺撸的声响。
“到岸了。”阿毛提醒父亲，“二少爷，节哀。小心走好。记住，要提防着侬大院里住的日本人啊！”父亲塞给他一块大洋，头也不回，直奔施家大院。时近黄昏，昔日风光的大院如今门可罗雀。父亲迈进大门坎，径直奔向自己的厢房。
父母久别重逢的高兴劲不用提。第二天一早，父亲给祖父祖母请安。祖母拖着久病不愈的身子，嘱咐他说：我们都年事已高，身体不好了，就等你回来，四兄弟把田土分好了，以后好安安稳稳过日子。
最后，祖父召集起全家，给每房分了156亩良田、两间厢房。因父亲长期在外工作，就没有分到门店。“余下的一半田土和家产，就等我们百年之后再分吧！”祖父最后给四个儿子说道。四房人等各自拿好地契房契，兴高采烈分头办自己的事去了。
厅堂上只剩下我父亲一人，父亲才向祖父打听大院里怎么会住进日本人。“唉！这事是实在没有办法呀！”祖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阿拉施家和日本人有世仇，本不该住在一个屋檐下。原来多出点钱、多出点粮也可以搪塞过去。可现在汪精卫投靠了日本人，原来县里的国民政府要员也跟着过去了。
这些都是十里八乡有颜面的人物，组织成立了皇协军维持地方治安。上次匪患，如果有地方治安通融的话，你亲娘也不会被鲁莽撕票。”听了祖父一席话，父亲心里有点数了，说道：“阿拉秀珍说，现在到收获季节，日本兵和皇协军直接到佃户地收粮了。阿爸分了田土给我们，我们也收不到什么租米呀！”“唉！我看小日本是长不了的。累了，都回房吧！”
父亲从大厅里出来，刚好看见一个油头粉面的青年男子从二楼木梯走下来。父亲头也没回，径自回了自家厢房。这时，父亲才仔细观察我大哥，三年前分别时还在襁褓中的婴儿，已长成三岁幼童。
在母亲的使唤下，我大哥终于学会了叫“爹爹”。后来母亲告诉父亲，楼上住的日本人叫唐反释，他带着未婚妻及岳母，经县里安排，在我家占住了两个房间。1943年4月，母亲生下了二哥，父亲取名叫武杰，意即将来长大了兄弟均应成为一方豪杰。秋天，唐反释结婚。我祖父、大伯、父亲及叔叔们都很低调。唐的岳母是中国人，看出其中蹊跷，平时无事时就和母亲套近乎，看见武杰模样俊俏，就扭到我母亲要我二哥认唐反释为寄父。母亲心里明白，千万不能认贼作父，在敌占区百分之九十的老百姓是痛恨日本兵和汉奸的。
在平时谈话中，母亲已经从唐的岳母嘴里探听到，她女婿常住我家的主要任务是督促大户征收皇粮和派款，支援前线的日本军队。因父亲工作需要经常赴华懋上海分公司办理财务汇总航寄重庆总部的事宜，母亲就托辞说要双亲商量再决定，又说中国风俗是要儿子满周岁才能办过寄仪式等等。不久，汪伪的和平救国军也跑来住过几个月，但母亲一直拖着。此事没有顺日本人的心，日本人自讨没趣，不久就不辞而别了。
危险却在悄悄降临。一天，父亲刚从上海回家不久，听到镇上人声鼎沸。施家老大抽鸦片，只要我父亲在家，大事都是由他出面。于是，我父亲拿着强力手电筒，到大门外探个究竟。不料对面走来一批持枪队伍，一见我父亲就蜂拥而上，首先夺去手表、手电筒、金戒子。父亲据理力争，竟被猛击头部，血流满面，并被捆绑到镇南城隍庙的庭柱上，拳打脚踢，说父亲是新四军密探。
老祖父得知后昏了过去。要知道这个罪名在当时是最狠毒的，若是国民党密探还可以找汪伪的旧时关系疏通，新四军密探则必死无疑。祖父被我母亲设法救醒后，说了一句话：“快去找南街亲家吴庆同！”
我母亲是上海协和护士学校毕业，懂一些抢救护理知识，安排佣人照顾好祖父，急匆匆赶到南街吴庆同家。吴庆同是昆山有名中医，县里镇上达官贵人都找他看疑难病症。吴医生一听来意，马上吩咐徒弟：“带上药箱，马上赶往施家大院照顾好施大爷。”然后急匆匆跟着我娘赶往城隍庙皇协军队部。那队长本是邻县一地痞，日本人来后投靠皇协军弄了个队长来当。因长年在外鬼混，得了个久治不愈的性病，经常找当地名医吴庆同看病拿药。时间久了，人混熟了，经常来占便宜。前几天还拉着一个姘妇来找吴医生，要求开药治好她的性病。
见到队长后，吴医生单刀直入说明来意。此队长抓头抠腮一会，却说：“此事体难办。二少爷长期在上海和外边参加救亡活动，维持会和皇军心里有数。现在是有人指控二少爷是新四军派来的密探，没有查清前谁敢作主放人？我们一直没有动他，是看到施家大院还识相。现在这么便宜就放了人，县里知道了不好办啦。
”吴庆同年轻时本是走江湖的游医，一听这话里有音，马上把队长拉到僻静处，又是抱拳作揖又是递烟点火：“二少爷现在还未满三十岁，在上海是学生伢子，几十万学生受人挑弄，你还要一个个追究呀？你说他是新四军密探，我们蓬朗镇的亲属上下几十上百人可集体作保，保证二少爷从未到新四军和解放区去过，保证二少爷绝不会是探子。”二少爷的性格很直，心里从来包不住话，只要和他交往过几次的人都知道，是不可能有人叫他去干密探的。
几番周折后，祖父叫人送来镇里知名乡绅集体签署的具保文书，母亲又托吴庆同老医生转交给队长一根金条，最后才把在庭柱上捆绑了一天一夜、奄奄一息的父亲解救回家。
七，迎接曙光
吴医生给父亲脸上身上双手双脚十几处伤口清理消毒后，包扎好，并告诫说：镇上条件有限，要防止感染，必须到昆山县医院去看伤科。翌晨，由身强体壮的同龄好友周儒搀扶着父亲，乘船到昆山伤科名医闵医生处治疗。在母亲的精心护理下，调养了一个多月才渐渐康复，能独自下床步行了。
到盛夏八月间，传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日本宣布战败投降了！但蓬朗镇上的日本人一个也没有了，住在施家大院的唐反释也在上半年不辞而别，个中隐情谁也说不清道不明。一夜之间，皇协军伪军维持会也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的蓬朗镇出现了权力真空，遇到大一点的事只好由几家大户凑到一块商量着定。
日本投降后，上海到重庆的长江航运线恢复畅通，华懋公司立即恢复了正常运输业务等生意。重庆给上海分公司派来了负责人。经理一上任，马上给我父亲来函，催促立即返公司报到。上海分公司在经理袁循初的带动下，重振旗鼓，业务兴隆。在日本原租界北四川路多伦路（现在是上海抗战文化一条街）201弄租了三层楼双开间楼房一座，供经理、职员及家属居住。父亲分得二楼前后二间及亭子间共三间房屋（现在因是抗战文物还保留原貌）。从此，我们一家人安居乐业于大上海，父亲早出晚归尽心工作，母亲相夫教子勤于家务。大孩子在里弄教会开办的修德小学校读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不久，父亲经过各方面考核，因有数次立功表现，升任为华懋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会计主任职务，掌管分公司财务大权。历时十四年的抗战生活，始于上海中华职业学校，终于华懋公司上海进出口分公司。这里面的酸甜苦辣、生死荣辱，除了我父母亲本人，再没有谁能真真切切地体验到。
1949年全国解放，父亲继任公私合营华懋公司上海分公司会计主任。后因该公司有官僚资本及海外背景，解放后即被西南军管会接管了总公司（重庆），交通银行接管财务，西南土产公司接管业务。由西南军管会监督全部管理工作。父亲去世前在重庆的居所，就在李子坝抗战文化一条街上仅存的交通银行旧址。到李子坝抗战公园游玩的游人们，在交通银行旧址前的盘山公路进进出出、连绵不绝，他们可曾想到，我们的前辈们用他们的毕生精力和鲜血才争得了今天的安宁祥和？
时过境迁，随着城市化建设，现如今施家沱小河巳填修路，江南水乡渐渐被现代交通取代，只剩下南部周庄西部阳澄湖，太湖风光了。从前的蓬朗镇在现代交通枢纽中位置较偏，发展滞后，现巳改为街道社区，隶属靠近上海轻轨终点站花桥镇。施家大院在四清中还能看到，文革受损，后来拆迁，大院就了无踪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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