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娃吃福喜，难忘家宴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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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福喜”是巴渝方言，与普通话中的“占便宜”是近义词，不是同义词。
吃福喜的人主要靠运气，而不像占便宜的人那样主要靠算计。
前几天朋友请客，席上，掏出手机，请大家扫二维码，差点进了一个传销群，再次觉得现在吃福喜、吃耙和，已经不是原来那种味了。
解放初的前十年，政府鼓励多生孩子，街道上要评“光荣妈妈”。那时，许多家庭都是多子女，我父母隔个一年两年就生一个，我是1953年出的，前面有二哥哥，两年后添了妹妹，连生4个子女，按这节奏，在该排到老五的时候，遇到了三年困难时期，他的出生日期被耽误了，一直到我十岁，妈妈才从医院抱回个瘦骨伶仃，皮肤都瘦得起皱皱的小老五。
大哥小名叫吉利，老二叫弟娃，老三我叫小弟娃。本来这些小名都应该叫到我们读书上学时，才需要改称学名的。可能是我从小就胆大调皮，脸厚嘴馋，还嘴甜，在人前有抢老二风头的表现，大人们为了显示悌次规矩，就在弟娃小名前面加了一个大字，叫老二不再叫弟娃，而叫大弟娃。
妈妈常拿我小时候惹的祸事来糗我，妈妈常说：
------小弟娃刚学会走路说话那会儿，舒伯伯的船靠码头回家时，他就会撵着（重庆方言跟着的）舒二姐、舒三姐迎着跑上前，跟到她们一起喊爸爸、爸爸，逗得舒伯伯好开心，沾舒家的光，吃了不少福喜。
------有一天隔壁帅家茶馆，门前坝子摆的竹凉椅子上躺着个大爷在喝茶，小弟玩拐呀拐的走到凉椅后面盯着大爷的光头看，看了半天伸出巴掌啪的一声，拍在大爷的光头上，大爷怒气冲冲调过头，见是一个小屁孩，正想开骂，小弟娃却咦了一声说，你不是我三外公嗦，我还以为你是我三外公耶，弄得大爷转怒为笑，一把把小弟娃抱过去，喊老板来二两花生，剥给小弟娃吃。
-----那年夏天，大家都搭起凉板在坝子歇凉，小弟娃不晓得哪根筋串了，忽然手舞足蹈起来，嘴里还吱吱呀呀的哼着啥。杨幺爸逗他，喊他唱大声点，小弟娃果然就敞开嗓子唱起来，原来，唱的是跟到他老爸那些票友学的京剧调子：须（树）上的鸟儿嗯嗯、成双对嗯嗯，逗得杨幺爸哈哈大笑，都笑出了眼睛水。
第二天小弟娃不见了，急得我到处找，到处找。天都快黑了，才看到小弟娃笑眯眯的坐在杨幺爸肩上，从皮鞋厂那坡梯坎下来。李幺爸说，他把小弟娃扛到上新街他们单位去耍了一天。
“这个板板娘的杨幺爸，他自己又不是没得娃娃，也不跟我说一声，就把我的小弟娃哄起走了，这还不急死个人呐，害得我跟杨幺爸吵一架，好久都不和他说话。”
其实这些事，我根本记不住，只朦胧的记得50年代中期，我3--5岁学龄前这段幼童那会，我和隔壁邻居大人小孩们的生活过得很愉快。
接下来是困难时期，那可真是特别困难的时期呀，连城市居民都普遍的要想方设法，弄野生水葫芦、人造小球藻或根本叫不上名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代食品来充饥。
那几年除了舒伯伯的船靠码头，我和他家众多孩子一样能分到凭票供应的一小牙“高级饼干”或“高级饼子”外，其他的福喜那是再也吃不上了。大家都是饥肠辘辘的，哪里还有福喜拿给你吃哟。
幼儿的故事，现在还能清晰的叙述，全是因为后来，到了60年代的中期的时候，我都快成长为青少年了，那时日子稍微好过点了，人们不再挖空心思找代食品了，愉悦的生活气息就自然复苏了，这才让妈妈再次翻出我小时候的那些个糗事来说。
渐渐的发生在我身上的几件糗事，不但我家几子妹全知道，连隔壁邻居，亲朋好友们也都知道了。亲朋好友知道我幼童时的糗事，因为在60年代中期那几年，生活本来就有的礼尚往来的传统又回来了。
礼尚往来回归生活，意味着当年的话题人物小弟娃，我吃福喜的机会又多起来了。不说张婆婆煎的饼子，也不说杨二哥当兵专业带回来的匝包（礼品）葡萄干等新疆好吃，只说记忆深刻的几家独特、纯粹的家宴味道、那种纯粹生活味道。
舒伯伯孩子多，他家有八个子女，前面几个全是女孩，我朝积极方面去想，这可能是他不反感我儿时跟着舒家姐姐喊爸爸的原因，另外还有亲戚的孩子也在舒家生活，所以他家平常吃饭桌子围就不下，我老跟在和我一般大的舒家姐妹们端个碗，绕饭桌沿边转，这是我在寻常日子吃福喜的常态。
舒伯伯是开轮船的船长，我们隔壁邻居的小屁孩们常打赌，赌船长工资高还是著名演员、大学校长、工程师、还是国家领导人的工资高，孩子们并不赌实物，就赌一句话，非要争个输赢。
尽管没人知道这些传说中高工资人的究竟工资数额是多少，但顽童们还是要为谁高谁低一句话，争得来面红脖子粗的，赌船长工资高的拿出法律依据说话，要是遇到船要下沉的时候，不管大船小船，只有船上所有人都离船逃生了船长才能最后离船逃生，还剩最后一人都不准走，走了就违法，船长责任大，所以工资高。有人说工程师和国家领导人贡献大，工资肯定最高。
这种开赌和争论，让人觉得大家所争的是公平，人家拿高工资的人就是比普通人责任大、贡献大，没责任没贡献你凭啥要高出一截呢，小弟娃你再蟒起个德兴，那个都不怕，你没对你家作贡献，还是比不过你家大弟娃大！
现在想起这些儿时的童言戏语，其实道出了真正的“天真”。
那时，人们的日子普遍过得清贫，却对高收入群体很服气，很敬佩。大家心平气和的过清贫日子，是当时的社会倡导着公平，百姓心中有杆秤，所以就呈现祥和社会。
舒家来了客人，孩子们是要讲规矩坐在席位上的，我们不敢乱窜，就另坐一桌享用舒家待客家宴。舒家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重庆人吃麻辣，我的父母是下江人平时的饮食习惯清淡，所以我在舒家吃福喜，无论冬夏，总是吃得满头大汗的。
舒家外婆。我喊易婆婆。她是个裹了小脚的老太，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的走不快，可她老人家亲自下厨做的水煮肉片真绝，选上好里脊肉，切片碼料裹粉，时令菜蔬洗净后汆水，再将肉片过滚水，盖在衬底汆过水的菜蔬上，再依次撒一层早备好的姜米、蒜粒、花椒、辣椒，将热油淋上去，滚油溅辣椒，上桌还滋滋有声，吃时肉嫩菜鲜，汤红油亮，麻辣鲜香，最是过瘾。吃得两片，就令我脸红筋涨，张嘴吐舌，直嘘嘘的猛吸凉气。
易孃孃做的麻辣鱼也是一绝，舒伯伯喜欢钓鱼，遇到他的轮船进了唐家沱修理厂，他便扛根鱼竿，背个笆篓出门钓鱼，听舒伯伯讲，为了钓鱼他常要走几十里。舒伯伯钓了鲜鱼回来，经易孃孃的手烹调，那个味道，真的是不摆了。
我舅妈一家住长航新民坡宿舍，那是一排一排的2---4层的砖混楼房，我舅妈住的那栋是进大院右侧边那栋2层楼的底楼，一顺溜8个开间，每开间有两间房住一家人，舅妈家住靠里边那间，右边隔条排水沟就抵拢靠崖。左边隔壁挨着曾姓、朱姓等人家，底楼后面盖了一个大通间瓦房，是底楼七、八户人家的共用厨房。
七、八户人家八套锅灶排在靠窗边成一列，靠宿舍则是各家的案板，长宽高第参差不齐。想象一下吧，逢年过节时，这间大厨房的热闹。
舅妈家离我家不足十分钟的步程，新民坡成了我常来常往的地方。久而久之，我与共用厨房的七、八家邻居都混熟了，就像自家邻居一样，从这家前门进后门处穿几个z型的圈，又从前门大院或者后门的公用厨房大摇大摆的回到舅妈家。
由于舅舅是下江湖北人，舅妈是重庆人，舅妈做的菜皆顾了湖北、川渝两地的饮食习惯，既不像下江菜淡而无味，也不是巴渝菜那样过于麻辣，很和我的口味，我家几子妹个个都说舅妈做的菜特别好吃。
舅舅是长航局的船员，我父母是抗战那会来重庆定居的，舅舅的船上下水之间，每趟水到了重庆码头，都要来我家小坐一会。舅舅成为我父母与老家亲人之间最为频繁的亲情邮递员，舅舅从老家带来亲人门的消息，我父母听得津津有味的，好像自己回到了久别的故乡，如沐春风般，脸上笑开颜。
舅妈家有四个孩子，老大是姐姐、老二小名也叫弟娃，舅舅家的老二弟娃比我大一岁，可我还跟其他孩子一样喊他叫弟娃，老三叫三妹比我小、老四叫平娃，我在自家排行老三，插进舅妈家的孩子堆里依然排行老三，所以觉得在舅妈家吃饭跟家里一样，一切很自然。
在舅妈家吃年饭，我最喜欢吃舅妈蒸的夹沙肉，先将饭豆（一种紫红色的豆)泡软、蒸熟，再用小火炒，边炒边煸，制成豆沙，选三线肉煮过水，沁酱油烙皮上色，两片肉片之间，有一刀不断皮，夹些豆沙在中间，排列整齐码在碗里。我在厨房见过舅妈操作，此时碗里已撒了剁碎的橘饼、瓜条、红枣、枸杞各少许，再抓一把泡涨了的糯米，放进锅里猛火蒸，起锅后倒扣装盘。雪白的糯米饭顶一层肥厚的肉色，再点缀五彩斑斓，舅妈做的夹沙肉，真的是色香味俱佳：咬在嘴里咸甜适中，油而不腻豆沙充实，口感清香。还有舅妈做的腊肉糯米丸，浓浓的腊味略有些许麻，我爱抢着吃，常常是抢吃了腊肉丸子，就再也吃不下米饭了。
年饭通常是家家都要提前办的，舅妈后院的公用厨房藏不住秘密，邻居们早在各家备年货的时候已注意，你家今年过年主菜是粉蒸肉、另一家边主菜可能会安排炸酥肉、这家备了鱼，哪家就买鸡，各家各户备的主菜都会超过自家饭桌的需求量，办年饭哪几天，通用厨房里面热火朝天，大人们有说有笑的忙碌着，楞不丁的就钻出相互追逐的一串小孩。大人们喊：慢点、慢点，罐子撞破小心烫手，开水来了，莫打倒了灶火的碳圆！
哪家先开席，总是要吆喝自己孩子将主菜给隔壁邻居端一份过去，有人开头，于是我走过的z型道路，便出现一些串孩子端盘子的身影，这些穿梭的身影，丰富着各家的饭桌。
所以在舅妈家吃年饭，用不了几年，就能尝遍百家味、那才真的是人间好味道。别家的东西比自家香，这个判断，支持我继续厚起脸皮吃福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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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妈家的年饭还有另一种喧嚣“谢阿姨，我家的回锅肉，你们尝尝“”，谢谢呢，黑娃回去给你妈讲，谢谢她啦，还有告诉你妈，那天她看见张阿姨穿的那种花布，河对门的华华商店有卖的，记到哈……隔壁邻居小孩子相互送菜声、道谢的声音，各种带话的叮嘱，各种声音，要喧嚣持续好一阵，交响出一首奏不完的家宴伴奏曲，为过去那些年的年夜饭平添几多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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