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的陈志武说道:“中国学生太乖了,我们要做有个性的中国人。”
他说一代一代的中国人,教育背景是那么的单调,我们培养出来的是一个一个的工具,干具体的事可以,帮别人打工可以,但是你要做领袖的人物,是很难的,因为没有个性,没有思辨的能力。
按照工具模式化教育,最后只能让中国整个经济做制造业,但是没办法创造。
如果我们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我不需要总理给我说要实现两创,要观众创新,大众创业。我们自然会把生活弄得有创意。
如果你都是跟别的大众是一样的,这个世界可以有你,也可以没有你,没有什么区别。
中国留学生的年龄是越来越低,但是国外这些非常优质的高校,他们对接受中国学生的门槛升的越来越高。
哥伦比亚的一个中国教授说,他们在考虑以后不再招中国学生。
这背后一个跟文化有很大的关系,第二就是跟中国的教育理念有非常大的关系。
在中国,不管我们有没有强调儒家文化,这些文化已经在我们的血液里流淌,一代一代的流传下来,我们常常在无意识中按照听话呀,顺从呀,乖呀,这些标准来培养自己的小孩。
所有这些就要把他的个性尽量给他抹平,孩子的自我意识刚刚萌生出来,立刻就给孩子扣上一个叛逆的帽子。谁谁谁又叛逆了,是我们最常听到的一句话。
陈志武1962年出生在湖南农村,他成长的年代是将顺从与沉默放大到极致的年代,隐藏个性是必备的成长技巧。
陈志武所反对的中国式教育,也正是他经历的。他说他做教授做了26年,带过很多国家的学生,感受深的就是中国的学生一般都比较乖。做一些基本的研究还可以,但是一旦要表现,要表述要演讲,然后做非常突出的别人想不到的研究这些方面,中国学生在这方面就要差很多。
有这样一个故事,三个学生到硅谷一家公司里去实习,一个是美国学生,一个是印度学生,一个是中国学生。结果暑假实习两三个月下来,学到的东西最多的是中国学生。
中国学生做得很扎实,学的东西很多,不怎么讲话,表现就很乖。而印度学生,尽管专业的水平不是很高,踏实的程度也不一定像中国学生这么高,但是印度学生一有什么事就会质疑,会提问。
尤其提问开会的时候,小组交流的时候,印度学生总是发言很多的。
美国学生就是最本分的,把他该做的事都做完,然后下午五点钟一到,就离开了。然后表达这方面,他可以讲上5分钟。
这三个学生,印度学生做完暑期实习之后,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记住这个印度学生,但是没有人记住中国学生。
事实上在硅谷的各大创新科技公司里面,印度人占的比例也相当高,尤其是做CEO,做高管的印度人远远多于中国人,就是因为他们那个表达力比中国人强。再一个他们从小受到的乖,听话,孝,这个约束很少。
在美国你看现在谷歌的CEO,微软的CEO,甚至于日本的软银,还有花旗集团的前不久的CEO,都是印度人。在这个级别的全球大公司里面,从中国去的,坐上那个CEO的位置的可以说很少。
而中国人可以做些硬功夫,干苦活。
大概5年之前,美国这些主要商学院,有12个商学院都在找院长,其中这12个商学院 最初的聘书,都是给了印度人,没有一个是给中国教授。
我们中国父母一向奉行沉默是金,会觉得你太声张自己,你太突出自己,不如把精力放在扎扎实实的硬功夫上面。
如果我们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一辈子过得幸福的话。做的第1个安排就是尽量提供条件,让他们真的是追求自己的兴趣。
因为让一个人一辈子去做一件自己没有感觉的工作,每天都会很辛苦的。而且对于社会来说,这是一个资源的浪费。如果每一个人做的事都是他喜欢的,他有激情的,这样一来的话,哪怕是做这个工作,每天做16个小时,他会很喜欢的。
他每天做的工作,实际上不是工作,是一种爱好,是一种陶醉。所以如果整个社会。都能够进入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
不仅仅把每一个人的幸福感的水平达到了顶峰,而且每一个人的创造力的潜力,最有可能被发挥出来。
因为我们如果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我不需要别人,不需要总理给我说要实现两创,要万众创新,要大众创业。
我自己有这个本能,因为这个是我本来就喜欢的事。
创业创新4个字改变了中国。在成为全球最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同时,产业结构调整为经济转型出了个难题。
在陈志武看来,没有优秀的人才,创新也只是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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