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对工作迷茫时，不妨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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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工作，我们一想到的便是赚钱。诚然，我们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赚钱，满足自身与家庭的温饱，而我们获取金钱的途径就是通过工作，所以大家一提起工作，便是赚钱，这无可厚非。

但我们应仅仅停留于表面，要往深一点想，工作应该有更深点的含义。比如精神层面上，比如除了金钱之外的东西。

台湾出版人郝明义先生对工作有这样的看法，他说：“我们如何看待工作，就是如何看待生命；如何善用工作，也就是如何善用生命。这不是因为行业或职位的差异而不同。”

的确，我们一生有将近一半的时间在工作中度过，工作也是我们人生实现转变的最好途径。

在工作中，我们唯一可以凭仗的，只有自己的努力和劳力，加上一点对未来的幻想与热情。不要计较工作负重与待遇，尽量去接受折磨、训练。

我认为工作对于我们来说，有两种意义。

第一种意义是赚钱，满足温饱问题，这是第一要义。

第二种是获取精神上的满足与愉悦，满足温饱问题后才考虑的事情。若是一个人在工作中，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谈何精神回报，所以工作对于我们来说，既获取物质回报，也是获取精神回报的途径。

那工作如此重要，我们要秉持什么态度呢？

态度是：一个工作者，不为自己的过失找任何借口与解释。一个工作者，为最底下的工作也付出自己最高的心力。一个工作者，不论进退，永远华丽地昂首前行。成败，只是机遇。

在工作中不找借口，然后干好手头上的活。同时要注意的是，趁我们还可以在工作和公司里学到东西的时候，尽量去学习。绝不要因为待遇太低而离开一个公司，只能为这个公司给你的负担与学习的机会不够，而离开这个公司。

郝明义先生把公司比喻成大学，他说：“你自己主要工作的部门，是你的主修科系。你工作上要经常接触、协调的部门，是你应该旁听或辅修的科系。你的顶头上司，是你的指导教授。你顶头上司评估成绩的喜恶与标准，是你功课可能当掉或过关的指标。”

若是从这个角度望过去，那么我们对工作应该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利用在工作来磨练技能，增长能力，而不是在抱怨这不好抱怨那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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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工作，想起最近也是“跳槽季”，俗话说，“金三银四”。每年的三、四月份是跳槽的高峰期，用人企业也在这个时候招人，求职者大多在这个时候求职面试。

说到跳槽的问题，就显得十分具体，因为每个人跳槽的原因都各不相同。有的人是因为嫌弃公司福利不好，工资低；有的人是因为公司发展有限，较难晋升；有的人是因为不满上司的工作作风；有的人是之前找一份暂时的工作，等找到好的就辞职……

但我想说，辞职就忌讳的就是“裸辞”。不找好下一家就辞职，这是不明智的做法。

为什么？

首先，从时间跨度来讲，从上一份工作辞职到下一份工作入职，中间可能需要至少一个月的时间，那么这一个月就完全没有收入。根据观察，有的人还不止一个月，甚至三个月、半年的都有、

其次，是适应期的问题。做一份新工作，还有一段时间的适应期，一般是你为期一个月到三个月，期间若是不适应或者自己不喜欢，就会选择走人，那么又要重新找工作。

最后，是个人发展的问题。在工作时，就应时刻思考个人如何发展。若眼下这份工作没发展前景，那么就需要谋划，如何找到一份前景好的工作。假如辞职了，下一站该去哪里？

另外，我们想辞职，就要做好辞职的准备。有的职场人士建议：预估辞职三个月都没工作，留足三个月的钱。

正所谓，手中有粮，不慌不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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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工作，自然要谈工作与生活的关系。

很多人都认为，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下班了，就不要继续工作，而是享受生活；因此下班后，所有工作的事情都可以不理会。

但也有一些人认为，工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工作，工作本身是生活的一部分，努力工作就相当于享受生活。

我观察到，凡是在工作中取得成就的人，大多是后者。他们有李笑来、樊登、吴军、罗振宇、古典等。

而我们平凡的大多数人就是认为第一种，因为我们并没有达到将工作与生活相融合的地步，为什么？原因各异。

同时，对于我们平凡人来讲，这两者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一个渐进式的关系。

我们虽然处于“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的阶段，但我们可以把“工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工作”作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我们可以一点点向它靠近，在行动中一点点改变，最后量变达成质变。

你说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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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现在的你还处于求职阶段或工作不顺心时，那么请你看看台湾著名出版人郝明义先生关于找工作的经历，以下他的自述。

郝明义先生：

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大学毕业第二年。

我读的是当时很热门的台大国际贸易。出了校门因为拄拐杖（患小儿麻痹症）找工作却一再碰壁，干脆自己和两三个朋友一起搞起外销，又三两下倒闭。之后为了生活也为了还债，去韩国跑了一趟单帮。单帮跑失败，债上加债，走投无路，就放弃韩国的居留权，回到台北。

我过了一段每天数太阳起落的日子，在一位名叫郑丽淑的二房东的鼓励下，开始去长桥出版社接一些翻译工作。三餐算是有着落。

一本书翻译完，去出版社接下一本书。带着有点兴奋与紧张的心情，也有些不知有没有下一本的忐忑。

去出版社编辑部交稿的时候，等编辑核对，就先坐在门口墙角的一张桌子前面等。那张铺着一块绿桌垫的灰色铁桌子。

我在那张桌子前面等编辑交给我下一本翻译的书，等她讨论翻译上的问题，也等结算稿费。然后，过了一阵子，我鼓起勇气，问我可以不可以借那张一只空着的桌子用——我不想一个人在家里做翻译，想到他们公司借那张桌子来工作。我跟他们说：“桌子有人要用的时候，我再回家做翻译。”

长桥的二老板刘君业好，很慷慨地答应了。我第一次进一家公司，在一张办公桌前工作。我一直是个容易不懂事的人，但那时我却做了件很懂事的事；虽然是借用，我去当成是正式上班地朝九晚五出勤。一方面是觉得应该尊重人家的办公室气氛，一方面是鞭策自己更积极地多翻译一些，多赚些稿费。

然后，又过了一阵子，一位编辑离职，刘君业先生出国了，他就跟长桥的大老板邓维桢说，要不要叫郝明义来补这个缺呢？

邓先生考虑了一下，慷慨地答应了。于是，我不再是一个特约翻译。而有了生平第一个正式工作，成为一个编辑。那张灰灰的桌子，不再是借用，而成了我的办公桌了。还是在门口墙角的那张灰桌子，但我看着贴在面前的封面打样，觉得人生如此缤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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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对工作迷茫时，不妨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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