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

李鸿章

《李鸿章纽约访问记》，是《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书中记载李鸿章访美的新闻特稿。《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用大约40页的篇幅记载李鸿章访美，书中记载，李鸿章访美受到极其高规格的接待，美国政府对接待礼节与细节的考究，达到史无前例的地步。美国政府甚至派专业的卫生防疫人员登上李鸿章的游艇，细致检查游艇上的食物及卫生情况。与此同时，竟然有超过50万的美国人为了一睹李鸿章的风采，蜂拥而至，民众向美国政府提出而因此休假一日的要求。

《李鸿章纽约访问记》，非常直观的体现出李鸿章的定位。虽然面目全非的官方史学说李鸿章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但是在西方世界的认知图景里，李鸿章是世界级的外交家。李鸿章在美国受到的礼遇，其实也符合李鸿章自己对自己的定位，李鸿章向来自我感觉良好，李鸿章说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后面那句话没有说出来，按照李鸿章的自我认识，大概意思只能是说他自己是应付乃至领导变局之人。

如果从清廷角度，朝廷对李鸿章的定位，则与上述定位大相径庭。

清廷对李鸿章的定位，视其为满清的汉人奴才，只不过是职务较高、比较会办事的奴才。

李鸿章毕生为朝廷效力，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洋务运动中。洋务运动是清廷的近代化运动，放宽历史的视角，其重要性不容置疑。李鸿章作为当事人与执行者，理所当然的会认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对于朝廷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原则下（不同于日本的“全盘西化”），李鸿章的事业，在相当一部分满清当权派的地位，无非就是类似改革开放初期股票市场的地位：“允许试嘛，不行也可以关掉”。

至于与各国的外交斡旋，李鸿章凭借自己的杰出表现，扬名西方世界。但是从朝廷的角度，李鸿章所从事的外交工作，只不过是满清当权派不愿意做的“脏活”与“累活”。《辛丑条约》签订前，李鸿章以两广总督的身份奉命北上签约，紫禁城的满清权贵让李鸿章去谈判，相当于说：这种事情，还是让李鸿章去干吧。

满清权贵的认知没有错误，在大格局不变的情况下，李鸿章不管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其实都不会对路径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除非李鸿章和紫禁城里的人换位，但这是绝无可能发生的事情。

李鸿章享受的外交礼遇，对李鸿章而言并非好事。西方世界这种高规格礼遇，从清廷的角度看，几乎等同于江青看待王光美（刘少奇夫人）出访所享受的外交礼遇。

西方世界给予李鸿章高规格的外交礼遇，对于清廷的虚荣心以及宣传部门的虚荣心而言，则是意料之外的好事。类似这种媒体传播画面，清廷完全可以将其宣传为是大清的建设成就得到国际认可的体现，后续的宣传，还可以将其定义为是“大国外交”。

外交的礼仪，如果回归现实，得出的结论将会完全不同。西方世界（李鸿章出访欧洲，同样享受高规格外交礼遇）的高规格外交礼遇，是因为西方国家认为，要在清国获取更多的商业利益，必须对清国的决策者进行公关，西方国家认为，李鸿章就是大清的决策者，但其实并不是。

从文明进化的角度，李鸿章出访的画面，倒是可以作为文明进化的证明材料。鸦片战争的时代，西方国家面对的，只有两种选项，一种是琦善式敷衍了事的官场，另一种更糟糕，林则徐将鸦片的纠纷，按照解决“刁民上访”的方式处理。

西方的炮弹还是作用非凡，殖民主义要完成文明的教化与传播，原先是要通过武力来解决，现在只是通过外交的礼遇与礼仪，基本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