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的衣、食、住、行都能够在网络平台上解决，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食”，也就是外卖。
今天不讲外卖平台的发展史或者成功经验，而是讲讲平台触角的最末端，也就是把饭送到我们门口的骑手们。
说到外卖骑手，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既熟悉又陌生，虽然常常见到他们来去匆匆的忙碌身影，但他们怎么接单、怎么确定送达时间等等具体劳动过程，作为接餐的消费者，我们基本上无从了解。
不过你之前可能读过一篇文章，叫《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对外卖平台算法和骑手的关系有点印象，大概能知道，骑手们的奔波和算法有很大关系。
当年那篇文章中的研究数据和结论，出自孙萍老师。
孙老师是现任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也是中国社科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系主任，长期追踪平台劳动者的职业发展与变迁，特别是外卖骑手。
她从博士刚毕业的2017年，直到这本书出版的2024年，七年多来一直在关注、研究这个领域，也逐渐组成了自己的调研团队，跑了19个城市、访谈了几百名骑手。
他们并非只是纸上谈兵，还身体力行地成为外卖骑手，体验了骑手的劳动和生活。
这里的“过渡”并不是那个超过一定强度的“过度”，而是两个阶段之间的“过渡”。
所谓“过渡劳动”，表面上好像说的是外卖骑手这个职业，不管是平台还是骑手，都把这份工作当成等待下一站的阶段，是短暂的、过渡的劳动。
而实际上孙老师的研究发现，临时性的零工工作正在不断扩张，这种看似临时的阶段正在不断长期化。
孙萍老师曾经提到过，中国目前可能有2亿的灵活用工人员，相对于9亿的劳动力总量，这个比例已经不小，而且还在不断上涨。
现在以骑手代表的种种零工工作已经变成了一种劳动和生活状态，而过渡劳动也形成了一种新的劳动文化。
当下外卖骑手所面对的诸多摩擦和创新，在数字平台不断扩大的未来，很可能是未来的所有人都不得不面对的新局面，因此他们的故事就更加重要。
“骑手被当作一种可以持续生产价值的机器，而非具有个体化生活情境的人。”
让我们了解骑手们的劳动生活。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骑手们都是怎么成为骑手，然后再来了解骑手们为什么如此匆忙，最后我们再来看看系统中的骑手又怎么发挥主动性。
还有骑手生活的很多侧面，比如如何学习服务业的问好、道歉等等礼貌用语，还有骑手因为穿着外卖制服没法进商场而打抱不平，还有骑手们居住的城中村、女骑手们面临的独特处境等等。
可以说，我们不仅能从这本书中了解平台经济，更重要的是，能看到一个个鲜活的劳动者和他们拼命向上的奋进。
实际上，全国几千万骑手和算法的复杂关系，只是数字平台不断扩张的一个侧面。
著名人类学者项飙也曾观察到现在越来越多人卷入了“系统”，系统只通过数据的影响就能高效地管理大量个体每一刻的行为，而不需要制度化的关系和固定的空间，但代价是劳动者本身的感受没有得到重视。
孙萍老师总结的那样，“如果单单依靠这样的消耗式运营模式，平台经济的发展又能持续多久？从某种程度上讲，平台市场变成了一种熔炼技术，它逐步将劳动者固态稳定的生活打碎、熔化，并使之保持一种被熔炼的形态，有待下一步通知，成为个体劳动者的社会常态。”
换句话说，这和先前解读的《后工作时代》有点像，零工正在变得常态化，长期的职业工作反而越来越少了。
对我们消费者来说，不仅是要对骑手多一分宽容，如果有机会的话，还可以主动地去了解和帮助他们，比如多点一个好评，多给一些赞赏。
甚至于，消费者、骑手、监管方和平台方，都需要更加了解彼此，才能保障未来我们不会也“困在系统里”，相应的算法伦理和监管机制，需要我们未来共同构建。
孙萍老师会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身份，帮助骑手和平台协调矛盾。
而且，在她的研究推动下，骑手逐渐得到了更多社会关注，于是平台在公众舆论中，公开配送时间的算法，并确立“以人为本”的优化原则。
2021年，国家各部门也出台了对平台算法的监管意见，明确要求平台建立与工作任务、劳动强度相匹配的收入分配机制，并且要用“算法取中”，而不是“最严算法”，综合确定送餐员的考核要求。
但这个完善的过程仍然在路上，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比如，能不能建立起适用于骑手等灵活用工的社会兜底保障机制？
这不仅与平台经济有关，更关乎整个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其实骑手们是很容易获得满足感的一群小可爱，大家都希望用责任心服务好每一位用户，同时也希望平台能秉持并有可见的公平、公正、公开的政策，来对待新就业的劳动者。”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