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杨潇的《重走》，有好多年没一字一句读完近700页的厚书。杨潇背上42升的登山包，从长沙到昆明，用41天徒步走完西南联大的西征之旅。
和其他旅行文学带给人的体验不同，也许是记者身份的惯性，他写《重走》，没有那么多“自我”的介入，更像是做了一次田野，一路根据当年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成员的日记、自传、回忆录按图索骥，观察旅行团经过的农村与城市，采访当地居民和学者，探访旅行团健在成员或他们的后代。
在奔涌向前的时代中，非常大方地、有仪式感地朝向过去，正大光明怀念那个年代青年学生的理想主义。
杨潇曾作为特稿记者和李海鹏共事，但比李海鹏温和太多。杨潇写沅陵，引用沈从文那句“这里黄昏实在令人心地柔弱”做标题，他写闻一多在信中向妻子撒娇，写杨步伟家白观音的故事，写湖南南岳的幽爽和那里丰沛有趣味的学术氛围：教授们抽签决定房间号，赵萝蕤夫妻的山中茅屋和她非同小可的幸福。
当然还有英国诗人燕卜荪的细描，太可爱了，比如看不惯人家上菜的顺序，和金岳霖同屋的种种，怕冷。没有课本，他在黑板上一字不漏默写《奥赛罗》、乔叟和斯宾塞，然后一一讲解。
读到这里的几许触动，是彼时的战时教育，战争吃紧，但教授们没有放弃莎士比亚，教授治校的好处是对博雅教育和通识教育有着非常强烈的信念感。
杨潇对历史文本的整合和对引文的使用放在今时今日也好像能构建出新的意义。比如他引林徽因写给沈从文的信：我是女人，当然立刻变成纯净的糟糠的典型，租到两间屋子，烹调，课子，洗衣，铺床，每日如在走马灯中过去。中间来几次空袭警报，生活也就饱满到万分。面临疫情，被困于一屋每天在家中打转和操持的女同志想必有着同样的困扰吧。
即便是非虚构，在一鼓作气读完《重走》的心路中也不由树起对文学世界的恭敬心。印象深刻的是杨潇在路上一句简单思考：我在想，他们如何把那些“在劫难逃”变成礼物，从而获得真正的雄心和现实感？
整本书几乎没有朝着民国知识分子集体命运，家国存亡的宏大思辨来谋篇，隐约看到的是那代大学生个人的选择，不一定是经过了深思熟虑，更多是命运的抛掷，是近乎直觉性的。他们理想中想要建设的那个国家，历史似乎并没有朝理想的方向去走，甚至他们的信念和勇气与现实的时代是多么的格格不入。
就像燕卜荪讲的大实话：“救亡与启蒙在特定时空是不可共存的，这种信念和勇气有多大程度转化为救亡的情绪，有多大程度上滋养了之后的启蒙。
作为21世纪的历史后来者，再去回看他们，我们知道他们当初的那个选择会导致后来的命运，这种唏嘘感也是尤甚加倍的。
《it’s a long way to 联合大学》是西南联大的学生抵达昆明那天唱的歌，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先生填词。如果小孩再大点，会让他好好读一读这本书，遗憾他长得太慢也不太上道。只好先写下一点感受，盼将来可以与他共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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