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汪曾祺散文有感
汪曾祺先生的小说、散文各种版本买了不少，每次随意翻翻就能很快看进去，且觉得写得特别有味道。
他回忆小时候在江苏高邮故乡的生活、回忆年轻时候在云南西南联大读书的悠悠岁月，还有成年后历经坎坷的人生际遇，文笔看似疏朗清淡，但实则饱含对生活的本真热爱。可以说，汪曾祺先生一辈子都保持着一颗追寻美好生活、与人为善的赤子之心。
他回忆中的江苏高邮家乡，母亲因为肺病过早离世，而家中长辈和父亲对他的关爱，让他的童年过得温馨幸福。他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本县读的。读到高中二年级时，日本兵占领了江南，江北危急，他和家人曾在离城稍远的一个村庄小庵里避难半年。及长求学外地，1939年，在抗日烽火下他们一行学子辗转千里去抗战大后方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读书，他有幸拜在沈从文先生门下。
当时西南联大的校风、学风都非常开明自由，由此也诞生了属于那个时代的一代伟大学人，像沈从文先生、金岳霖先生、闻一多先生等等，汪曾祺都专门撰文书写过，在他笔下这些老一辈学人的风采真是让人感佩又钦敬。
当时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日本军队经常来轰炸昆明，每次飞机来时市区都会拉响警报，于是广大市民和学子们一起跑警报，躲在郊区等偏僻地带，等警报解除之后再返回照常生活。汪曾祺在《跑警报》一文中详细描述了当初战时昆明跑警报的情状。他在文章末尾特意写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离开大学后，汪曾祺先后在昆明郊区一个联大同学办的中学教了两年书。1946年秋，由昆明辗转至上海教书，后来一直在学校及文化单位工作。1958年，他跟当时很多知识分子一样，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长城外面的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将近四年。
这四年对于汪曾祺似乎是难得的磨砺。对于像他那样的文弱书生来说，体力劳动当然很累，刚开始那就“真够一呛”，他被分配起猪圈、刨冻粪、扛麻袋等重体力活，让他切身体会到了“劳动是沉重的负担”，但他都扛过来了；没有吃的改善伙食，就生一把火烤蝈蝈吃，一口馒头一口蝈蝈，日子似乎也过得去。后来有幸被安排在果园上班，相对轻松很多，他负责在葡萄园里给果树喷波尔多液，把几件衬衫都染成了浅蓝色（日后他曾把这段经历写成了名篇《葡萄月令》，读来真是美醉了）。
两年后，他被分配在农业研究所下属单位——位于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马铃薯图谱，似乎也自得其乐，画完马铃薯就把薯块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熟吃掉，还自诩像他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面对各种人生机遇，汪老先生似乎都是一副随遇而安的自适心态。而他本人也在一篇名为《随遇而安》的散文中反思到，“随遇而安不是一种好的心态，这对民族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是会产生消极作用的……人的心，是脆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
汪曾祺热爱写作，更加热爱生活，人间草木、美食美景、笔墨丹青、伶人戏曲，甚至日常普普通通人们的生活，在他笔下都显得那么美好温暖、耐人寻味。印象中他曾写过一个独居的退休老头，每天都吃自己亲手做的面鱼儿，吃完就坐在自家门口看往来人流，文章末尾评论说这位老者正是一位无牵无挂的“活庄子”。还有写他家附近养蜂的一对夫妻，散步采枸杞的退休夫妇，他家楼下晒太阳的老头等等，文笔宁静温润、慈爱悲悯，让人读了觉得生活很美好、人间很温暖的样子。
汪曾祺曾说过，自己写文章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读者读过之后，感受到生活的美好，认为人生值得一过，很显然他做到了。读汪老先生的文章，本身就是一种美的享受，本身就是一种美好温暖、安妥灵魂的生活方式。我觉得他是不朽的，几十年、几百年之后，估计还是会有读者很有趣味地读他的文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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