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写这篇文章，一是因为我快要二十岁了，在这个本来应该成熟，却充满了懵懂，遭际着困厄的年龄，我想留下点什么，不致以后想起来觉得自己年轻就是充满了青春文学般矫情的伤痛；二是因为我翻出了初二时的周记本，那时候，我经历着与现在一样的茫然，对比一下七年以前的自己，我很想知道自己还是不是当年那个有许多问号的小朋友。严格来说，这不是一篇严肃的文章，就当是一篇周记，作为与周记本的对话。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这句诗，我小时候很喜欢。我一直很喜欢星空，虽然在北京不算多见。这是2013年10月3日的一篇周记，《别星》：
郊外的夜啊，是这样静美，是年轻姑娘恬淡的微笑；纯净的夜空啊，是这样无暇，是孩童天真的眼瞳。深夜了，我从住所走了出来，走在无人的小径上，没有明亮的街灯，但路是清晰的。我惊讶地抬头，只见一天星斗.没有迷雾的干扰，它们格外明朗，一颗颗缀在蓝黑色的天幕，它们使我想象到了各种美好的事物：清晨草叶上的露珠，天然纯净的水晶，夏夜旋舞的萤火虫，以及江南筑梦的一小朵一小朵白莲。它们只是单纯地望着天地，什么也不想，快乐、幸福又饶有兴趣地望着。不像太阳，太阳是革命者，在世界各地游行着，煽动着热情；也不像月亮，月亮是孤独的牧羊女，静静地吹着属于自己的相思曲，使人潸然泪下。星星呢，还是个孩子嘛，也许正缠着安徒生爷爷讲睡前故事呢。
我也不记得，上一次和星星对视是什么时候了，也许这是第一次吧。这么多星星，的确是第一次。之前，我曾经看过天上的一两盏孤灯，但那不能算，因为它们的小伙伴太少了，很是沮丧，我几乎可以看见泪都要从它们眼中滚出来了。今天，它们都出来了，应该是在玩老鹰抓小鸡，它们拽着彼此的衣角，形成了浅浅的银河。它们向我笑着，我也向它们笑着。
其实，我很清楚，它们在向我道别。巫婆的迷雾将我们的视线遮掩，她魔杖发出一闪闪的光芒灼伤了我们的眼。夜空是一篇灰蒙蒙的黑暗，有时优势猩红的天。航海家不再用它们指引方向；诗人们不再用它们谱写优美的诗篇，情人们不再用它们比拟那情意缱绻的眼；旅人的路途也不再用它们照亮前行的路……它们的世界离我们很远，很远。现代的代替了经典的；人造的代替了本原的；迷乱的代替了纯洁的……我得到了什么，却失去了什么。
我向它们道别了，用对望的方式。我不难过，因为我充满了对星的祝愿。别了，星，愿你找到一片净土，那里有花海，有丛林，有瀑布，有一切让你欢欣的东西，没有恼人的灯光和杂尘。别了，星，愿你听一首悠扬的曲子，啜饮一碗琼浆，再在仲夏夜入眠，做一个仲夏夜的美梦。别了，星，也愿你能举着一盏盏小小的莲灯，等待一个快乐的女孩与你对视，互相望着，做做游戏。
夜深了，Good dream！
写这篇文章时，我原以为是人生最孤独的时刻，在这个孤独的时刻，星空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星星很远，但很灵动，它不在我的生活里，却在我的灵魂深处。在我和它对话的时候，我找到了人生最大的自由和幸福。我那时就相信，真正的快乐其实是超现实的，是形而上的（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这个词），离人间的琐碎很遥远。如果非要找到一个对应，可能是lyc，他就曾经是星星一样高远又纯净的存在。虽然当时不曾想到，文章的最后两段一年后竟成了他的一段悼词。他最后一句话便是“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如果不多看两眼，人生该是多么蒙昧。”那个时候，我虽然不知道路的终点会在哪里，但“路是清晰的”。小朋友，那时候，并没有许多问号。
不曾料想的事情还有许多，比如不曾想到，观星、别星成了我思考人生问题的起点，从开始思考这些远远超过我智识的问题时起，问号就没有一刻消失。2013年10月29日，我在周记本中写下《社会、科学关系之我见》：
<小序>小时候，我曾经看见书架上摆着各种各样哲学的书籍，我不懂，甚至不会读“哲”字，我去问这是什么意思，爸爸竭力用浅显的语言解释清楚，可是我只有三四岁，还太小，一点也不懂，但是产生了深厚的兴趣。七八岁的时候，我睡不着，便在想“人”究竟是什么。之后就常常与爸爸探讨这些，当时信誓旦旦的观点，不一会儿就有改变了。一直到现在，我学习到了许多（注：那时候真是狂妄，居然敢说学到了许多），也了解到了许多观点时，终于形成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似乎有些道理，把它归于社会与科学两大主线，整理出来。
<正文>对于社会与科学，我和好朋友谢培棣有着相似的观点，但也有些地方存在着分歧。我认为社会与科学的关系是制约，而她认为在于守恒。其区别就是她的观点是一方多而另一方在减少，而我则是认为可以同向增长，但彼此互为阻力。
首先我为何要说同向增长呢？因为我认为社会与科学的发展及其相似，都要被同一个规律约束。其实，万物中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在规律之外。我们先看科学。46亿年前，地球就形成了，到了32亿年前生命才刚刚起源，一直到2.4亿年前生物的种类还少到屈指可数（注：当年真是沉迷于百科全书无法自拔）。这时已经过了43.55亿年。但是我们把目光投向6600万年前，也就是新生代的开始，这时物种一下子就丰富多彩了。更惊人的是，人类的历史只有300万年。这比起那32亿年的几乎停滞的状态来说，真是如飞矢般的速度。人类认识科学的历程，从有记载到几百年前，几乎停滞，而在文艺复兴之后，便越来越快，现在几乎是几年出一个成果，前一段时间不是就发现了“上帝粒子”吗？这比起那漫长的冬眠，简直如同眨了一下眼。社会呢，也正是如此，我们单单来看中国。夏、商、周开始，中国历史就有所记载。夏商分别持续了470年、513年，周朝持续了790年（其实中间包含了一部分春秋战国，只算周朝统治来说并没有长过夏商）。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算是个转折点，之后的朝代，除秦、隋特例以外，几乎都是200,300年左右，这个期间都属于封建专制，思想与社会发展处于停滞（注：现在我深表怀疑）。下一个转折点出现在五四运动以及各种各样的维新，这时我们可以看到民国只维持了37年，而现在领导人不得已几年就换一次（注：现在觉得当时思想很危险）。所以从上文，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社会还是科学都是平方倍的发展，加速度的发展，越来越快（注：平方也不知道是咋算出来的）。
为什么它们彼此会制约呢？万事万物都会彼此制约，这个很难解释。其实制约的存在是为了使得二者都较为平稳的发展，就像物理里的二力平衡，只有平衡了才能使物体匀速直线运动。社会的本质往往在于主观的，偏感性化的；而科学的本质在于客观和理智（注：感觉这里偏见大大的）。就宗教而言，社会需要宗教，因为只有有信仰，人才不会胡作非为；而科学在某种程度上反对宗教，因为在科学的眼中，只有说得清、道的明的真理才是被推崇的。它们是相对的，所以就会抑制彼此的发展。
我们不难发现，在上述结论中，万物规律是平方加速度发展，而制约是会造成匀速发展，显然是相悖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科学的意义存在既早于社会，也强于社会（注：这就很牵强了），更比社会广泛。因为，以人为例，人最基本的需求是生存，而不是交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比人与人重要。人与人不和，可以发动一场战争；而人与自然不和，便会直接灭亡。这核心的人与同级和人与高级的斗争。综上，我们可以发现，人对科学的探求远胜于社会。所以科学的力量越大，制约社会的力量就越大，而社会对科学的制约相对式微，这种制约相差越多，就越不可控，当差值足够大的时候，社会思想的发展就会退化，而科学技术发展像是一个刹车失灵的车一样冲出去，社会对科学的制约便趋于最小值，当等于0时，人类文明与科学的发展将一同崩溃。如右图所示。这便可以用于解释，为何现在科学技术水平发达，而社会文明在流失了。
所以一方变多，而一方变少的守恒的概念不无道理，但仅仅是表象，更深层次的关系应当时制约。
13岁的我们，鬼知道每天在谈论什么问题，以现在的知识结构来看当时的想法，未免流于表浅，但当时却有“你是学者，我是哲人”的气概。疲倦于算分和竞争、八卦和争风吃醋的我们太喜欢“谈玄说理”。喝街客奶茶喝得太上头，就开始坐在桌子上你一言、我一语的论辩，都仿佛自己发现了全世界的真理。记得也曾和xxy谈论过死亡，她写了一篇《论死亡》的对话录在周记中，老师评道“很有意思，下次换个话题”，可能是因为大人对死亡的忌讳吧。但当时自诩为文人的我们只觉得死亡是诗意的，并不觉得它是恐怖的，更谈不上“mortal wound”，大概正如《疾病的隐喻》中“赞美”肺结核一般。不管知识多么浅薄，谈论多么荒谬，但至少有一件事我看清了：13岁的我便相信绝对真理的存在，而且穷尽自己相当匮乏的知识去追求它。
但随即这种言之凿凿，这种心平气和的“谈玄说理”就被他cancer的消息破碎为泡影，在2013年12月25日，我写下《我的觉醒》，这个标题十分讽刺，因为那正是我最困惑的时刻，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何谓真理？我之前反反复复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这正是我追求的，正如光明。我曾经通过空间维度以及人性角度寻找它，它是那样晦涩。其实，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真理也是如此。许多人渴望所谓‘开悟’云云，那些，在我看来都是形而上的，在一个只有光的世界里，那么等同于黑暗，是全然无意义的。抑或，这个世界上唯有一人开悟，那么只能算是黑暗里的激光，除了照亮这一人、一点，无法为世界带来真理的现实的福音。”
应该不应该寻找绝对真理，从这一天起，便成了我7年的困顿。
到底应该追求抽象的真理，到象牙塔这所“危楼”去“摘星辰”呢，还是应该脚踏实地做一些利于现代的事情？
到底应该学医，救死扶伤呢？还是学语言哲学，探讨真理可不可以被表征？是应该深入乡村，与那些远离现代文明的可爱的人们朝夕相处、生死与共呢？还是应该站在实验室里凝神于仪器、符号呢？到底应该追求学术的精度呢？还是追求学术的温度呢？亦或是抛弃学术，沉溺于柴米油盐酱醋茶——人间的烟火气呢？我原以为知识学得越多，路走得就会越坚定，但未来却扑朔迷离了起来。没有学这学期学术写作以前，我觉得一切是可以选择的，我甚至可以成为“黑暗里的激光”，我相信自己可以站在塔顶，挑战人类认知的边界；直视星辰，仿佛世间只有我能和它对话。但现在我愚钝了，觉得自己或许过于蠢笨，或者这本来就不是一座高塔，而是撒哈拉沙漠，没有固定的楼梯让你拾级而上，却是四面八方无差的荒漠，走下去或许碌碌无为。
学习语言学的决心也常常被人类学撼动，而这种目标的交替或许有一定规律。每当我包裹在现实的安全感中时，我就视“上楼”为最崇高的目标——追求抽象。而抽象、普适的规律在语言学中，尤其是universal grammar，这可能是为什么我崇拜Chomsky。我欣赏一切无序可以被简约的规律表征。但每次我被周遭世界的危机裹挟（既是真正存在的危机，也可能是意念中的危机），我就更想找到relatedness，就更因不能为世界做些什么忧虑。疫情时，我发了疯地后悔自己没有成为一名医生；想到疫后世界可能不一定太平，我又如此想成为一个人类学家，因为这样与社会的关系就更为紧密，又因为从事民族志的相关工作，或许可以在危机中拯救一个民族的文化。
曾几何时，也许是感情受挫时，也许是学业无法完成时，我想像《吸血鬼日记》里一样轻易的关掉自己的人性，做一个没有感情的学习机器。可感情会像潮水一样涌回来，等它们回来时会更加无法抵挡。Sympathy或者empathy正像白蚁侵蚀建筑一样，摧垮我一个虚假“理性人”的façade（这里我是不同意Adam Smith的观点的，我不认为sympathy可以作为“理性人”的特征）。日复一日，我在反思究竟是否走了一条正确的路，也许是所谓的“困于心，衡于虑”，但真的有“而后作”的一天吗？还是会在闪耀前湮灭呢？
我的心中，不是痛苦，是困厄。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