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步伟与赵元任：“我就是我，不是别人。我是五尺一，不是五尺四”。

杨步伟与赵元任：“我就是我，不是别人。我是五尺一，不是五尺四”。

杨步伟出生于1889年，杨家是南京望族。祖父杨仁山是中国佛教协会创始人、金陵刻经处创办人，做过驻外参赞，曾随曾纪泽出访过欧洲。杨仁山受西方文化影响，思想开明。他禁止缠足，鼓励子孙读书，接受西式教育。

如此宽松、开明、平等的家庭环境，深刻地影响着杨步伟的性格和人生。

杨步伟自小便有许多浑名：小名“传弟”，是想她能给养父带个弟弟。叫她“大脚片”，因她脚大；称她“天灯杆子”，因她小时瘦而高；骂她“搅人精”，是因为她太淘气，别人想干不敢干的事，一撺掇她，她就敢干。

一周岁抓周时，杨步伟没有抓胭脂水粉，反而抓了一把尺子，她后来对此解释道：这意味着她将来做人要正直，或预言会“量这个、量那个、量体温、量脉搏什么的”。

或许，苍天在冥冥之中已经无言地把人生的运程展示。这些，在她以后的人生中似乎都得到了应验。

尽管自小接受良好教育，杨步伟却不是先生眼中对的“好学生”。先生教她《论语》，讲解“割不正不食”，她批评孔子只吃方方正正的食物，切下来的边角全浪费了。

1895年，杨步伟父亲负责南京军事设施的施工管理，两江总督张之洞门生黎元洪负责翻译和书记，吃住在杨家。6岁的杨步伟淘气恶作剧，捏雪团往黎元洪的被子里塞。

黎元洪发现被子湿了，拿尺子在她手心打了五下以示惩戒，熟料她一把夺过尺子，又在黎元洪的屁股上打了五下，算是讨了回来。以至于黎元洪后来当了总统，依旧很喜欢她。

她从小跟着哥哥在自家的私塾学习，有女校后，又成了第一批到女校学习的人，在学校，一直保持着年级前三名。

1908年，16岁的杨步伟本来想去北洋女师读书的杨步伟，因遭到家人的反对，最后报考了南京的旅宁女学。入学考试作文题为《女子读书之益》，她竟“胆大妄为”地写道：“女子者，国民之母也。”在那个男权主义盛行的时代，这样的思想，绝对大胆和前卫。

闺蜜林贯虹看出她的不同之处，开玩笑跟她说：“你这个人将来一定会步入伟大者的行列，不如就叫步伟吧”，她开始没当回事，后来林贯虹因为染上猩红热不幸病逝，为了纪念好友，她便改名为杨步伟。

宽松平等的家庭环境，让杨步伟很小就清楚自己需要的是什么，而一个人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需要，也就有了获取幸福的能力。家里要她嫁给指腹为婚的二表弟，她坚决要退婚，还自己拟了一封退婚信：“日后难得翁姑之意，反贻父母之羞。既有懊悔于将来，不如挽回于现在。”气得她爹直接说“不嫁就处死”，可她就是不从。

好在开明的祖父出面支持，此事才以“解除婚约”收场。祖父后来说：”我的孙女杨步伟，虽说是女子，志气却胜过男子。“

二十二岁当了中学校长，后来又考取官费去了日本读医学，成为了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之一。

1919年，30岁的杨步伟从东京帝国大学医科博士毕业。她不仅是中国第一个医学女博士，甚至比胡适的博士学位拿得还早。

回国后，曾经被她捉弄的黎元洪抢着要为她出资开医院。没多久，一所名为“森仁”的医院在北京西城绒线胡同成立，院里只设妇产科和小儿科，杨步伟出任院长。她也成为我国第一位女院长、第一代西医妇产科医生。

“我脾气躁，我跟人反就反，跟人硬就硬。你要跟我横，我比你更横；你讲理，我就比你更讲理。”能说出这句话的杨步伟也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刚烈的个性，一直单身到了30岁。

赵元任回国不久，便认识了一位女子——杨步伟。

杨步伟与赵元任：“我就是我，不是别人。我是五尺一，不是五尺四”。

赵元任出生于天津一个三世同堂之家。祖父和父亲皆为清朝举人，母亲是诗词兼修、会昆曲、书法的才女。

童年时期的赵元任，便表现出远高于常人的聪慧。当时祖父在北方做官，差事经常变换，赵元任也跟着到处跑。还没到12岁，他就学会了，北京、保定、常熟、苏州、常州等各地方言。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切换8种方言，和来五湖四海的同学交谈。赵元任因此得了个“赵八哥”的绰号。

随着赵元任与杨步伟的逐渐熟识，杨步伟本想将自己的同学兼闺蜜李贯中介绍给这位奇才做夫人，哪里晓得赵元任钟情的是她这位“红娘”，找各种理由天天来医院找她。

赵元任来的次数太勤，连他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于是说：“以后不能常来了。”

第二天，却又讪讪地来了，一脚还踢翻了院内一盆黄菊花，花盆也破碎了（为此，赵元任每年要赔杨步伟一盆菊花，至终不辍）。杨步伟见了好笑。赵元任尴尬自语：“说不来了，又来了。”

最终，杨步伟没做成红娘，反倒成了新娘。32岁的杨步伟和29岁的赵元任结婚了。从相识到相爱到步入婚姻的殿堂，他们走了一年不到，可谓是闪婚一族。

杨步伟和赵元任都是有名的新派人物，厌倦一切繁文陋俗。在考虑婚事时，他们想结婚纯属私人事宜，没必要把别人捎上，既要奔忙又要花钱。于是两人一起找了住的房子，到公园里照相、印通知，声明不收礼，再电请胡适和朱征到新家吃饭。

那晚，厨艺上无师自通的杨步伟预备了四碟四碗，胡、朱到后，完全不明就里，不知道他们就是那天结的婚。

晚饭后，赵元任拿出一张自己写的结婚证书，请两位做证人签字，这才算正式完婚——本来，他们是连这点手续都打算不要的，倒是已婚人士任鸿隽劝道：

你们成熟的人这样子不要紧，不过防着不懂事的年轻人学着瞎闹，最好用最低限度的办法找两个证人签字，贴四毛钱的印花税，才算合法。

这样不落俗套的婚礼自然是轰动一时，第二天，《北京晨报》以“新人物新式婚姻”为标准题，

“新夫妇赵元任与杨步伟女士”

“证婚人胡适之与朱徵女士”

“新式婚书”

“新式的通知书”

四个副标题报道了他们的结婚消息。报上说这个结婚式不但在中国，就在世界，也算得一种最简单最近理的结婚式。当赵元任问罗素这种没有仪式的结婚仪式是否太保守时，罗素回答“这够激进了！”

赵元任与杨步伟的婚姻非常美满，夫妇俩被誉为“神仙眷侣”。

杨步伟与赵元任：“我就是我，不是别人。我是五尺一，不是五尺四”。

在清华的4年期间，为改善师生们的伙食，由杨步伟出资，与其他两位教授太太合伙成立了“三太公司”，办了“小桥食社”。有人嘲讽赵元任，说他的老婆居然开起小饭馆来啦！赵元任佯作不知，不闻不问，落得个清净。而杨步伟依旧我行我素，乐此不疲。遗憾的还是“小桥食社”非但没有盈利，反而赔本关张，杨步伟投资的400银圆全砸进去啦。她作了副对联自嘲：生意茂盛，本钱干尽。

退出了小饭馆，杨步伟又忙着推广节制生育，到妇女会、教职员会、母亲会、女青年会演讲，还办了个“生产限制诊所”。

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也会几种方言。赵元任和杨步伟结婚后，他们订了一个日程表，今天说国语，明天说湖南话，后天说上海话。

1922年，赵元任去美国哈佛大学任教，杨步伟也就随夫前去，刚开始杨步伟打算去了美后考行医执照继续从医，但因为怀孕只能搁置，三年的时间生了两个孩子，这样一来，继续学习从医的愿望只能落空，生活只有柴米油盐和小孩，一家的开支以赵元任当时的薪水是很难维持的，为了贴补家用杨步伟甚至自己做手提包，再自己拿到街上去卖。

后来在美国夏威夷的时候，因为战争导致物资匮乏，杨步伟不得不去菜场收拾一些细细的蔬菜回家，甚至实在没钱了她将自己的首饰和皮衣典当和变卖，这一切，她都没有怨言，正如她的父亲也夸她：

“ 你刚强得像个男子。”

杨步伟的女性独立，自立自强并非简单的经济独立，而是对丈夫的人生观有足够的理解与尊重，并能知行合一，真正做到了强大的内心与平等的感情。

上世纪20年代，留洋回国的海龟们掀起一股离婚热潮，当时有人笑言：只有陈寅恪和傅斯年两人，才是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

罗家仑跟赵元任开玩笑说：“有人看见赵元任和他母亲在街上走”。赵元任哈哈大笑，“女大三，抱金砖”。这样的话传到了杨步伟耳朵里，她也不恼，大咧咧回敬道，你们不要来挑拨，我的岁数人人都知道的！

身边的朋友总是开玩笑说赵元任怕老婆，说杨步伟在家里是说一不二的主，赵元任倒是哈哈一笑说：“与其说怕，不如说爱。爱有多深，怕有多深。”

杨步伟与赵元任：“我就是我，不是别人。我是五尺一，不是五尺四”。

胡适对他们的相处模式很感兴趣，就问杨步伟：“ 你们家中的事情谁说了算？”

“我在小家庭里有权，可是大事情还得丈夫决定，不过大事情很少就是了，我与他辩论起来，若是两人理由不相上下，那总是我赢。”

杨步伟这个回答让胡适深感佩服，大家都知道胡适他自己就是个怕老婆的人，回答中杨步伟既维护了赵元任作为男主人的面子，同时又俏皮的表示出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

1938年，杨步伟和赵元任一家子移民到美国，他们的家也成为许多中国留学生的“接待站”。周培源、钱学森等早期赴美留学的学者，都是赵家的座上客。杨步伟不仅好客，也烧得一手好菜。她曾编了一本《中国食谱》，由赵元任注释，胡适作序，赛珍珠导言，再版12次，译成20种多国语言，畅销了半个多世纪。

胡适说：“杨步伟一家，父是天才，母是能人，女儿们则个个聪明得不得了。”

傅斯年则说，“赵太太（杨步伟）是女中豪杰，女中英雄。她是既管理得了国家，也能下厨房做得一手好菜的女子，她就是那个时代的女中能人。”

“生命在于折腾”这句话在杨步伟身上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美国短暂任教后，他们游历了欧洲。在游历期间，由于文化不同，赵元任需要费心解释的事情，轮到他太太，连比带划，干净利落地搞定，经常让语言大师瞠目结舌。

晚年的杨步伟回忆：“我们争争吵吵60多年，但也和和睦睦共度了大半个世纪。”

赵元任性格淳厚，富有涵养，慎言笃行；杨步伟则豪爽果断，心直口快，敢想敢做。可他们60多年共同生活，总是相亲相爱，情投意合。

杨步伟与赵元任：“我就是我，不是别人。我是五尺一，不是五尺四”。

1946年6月1日，是赵元任夫妇银婚纪念日，他们的证婚人胡适寄来贺诗一首《贺银婚》，以志祝贺：

蜜蜜甜甜二十年，人人都说好姻缘。

新娘欠我香香礼，记得还时要利钱。

1971年6月1日是两人金婚纪念日，赵元任夫妇步胡适《贺银婚》之韵又各写《金婚诗》一首。

杨步伟是这样写的：

吵吵争争五十年，人人反说好因缘。

元任欠我今生业，颠倒阴阳再团圆。"

赵元任的答词是：

阴阳颠倒又团圆，犹似当年蜜蜜甜。

男女平权新世纪，同偕造福为人间。

赵元任生性低调，却在所到之处，皆受追捧。他造访台湾，成了报纸的头条新闻。

1973年，他回到大陆在各地观光时，也受到同样热烈的欢迎。周恩来总理与赵家一连谈了三小时。聊起爱妻，赵元任对周总理笑道：“她既是我的内务部长，又是我的外交部长。”

1982年3月1日，杨步伟在美国病逝，赵元任悲痛之余给友人写信说：

“韵卿去世，一时精神混乱，借住小女如兰处，暂不愿回柏克莱，今后再也不能说回‘家’了。”

没有了杨步伟的地方，就再也没有家了。

一年之后，赵元任离世。按照他生前的愿望，子女把他和妻子杨步伟的骨灰撒在了浩瀚的太平洋之上……这也正诠释了国际上对他最中肯的一句评价：赵元任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民国女子中，很少有爱情圆满的，她嫁给了清华四导师之一的赵元任，恩恩爱爱近60年。赵元任对杨步伟的印象是纯真、有趣，而杨步伟则说丈夫“好玩”，于是乎，好玩的人与有趣的人，不但成就了自己，更成全了彼此。

是赵元任的宽容成就了杨步伟的干练；是杨步伟的热情涵养了赵元任的沉静。他们用恬淡而深情的厮守，演绎了平凡而真挚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