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对这个问题我始终困惑。
在这个糟糕透顶的春天，医生以多种多样的形象和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中有伤医案里的“受害者”，有疫情面前的“逆行者”，有善于做回顾性分析的“论文作者”，也有敢于提醒公众生命处于危险状态的“吹哨人”。
我有时觉得，在我们的国家里，没有一种职业和一个人是纯粹的。在疫情面前，医生成为白衣天使、作战部队、人民良心和政治符号的集合体。一边我们能够看到他们在公众媒体上喊出鼓舞人心的豪言壮语，一边我们又能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他们发上去的防护物资告急的求助信。我们作为旁观者被各种各样的观点左右，正如医生作为局内人被各种各样的力量所左右。
正是在这样的困惑中，我开始阅读这本叫做《打开一颗心——一位心外科医生手术台前的生死故事》的书。作者斯蒂芬·韦斯塔比是英国的心外科手术专家，一生主刀过一万多台心外科手术，特别是凭借对人工心脏技术的开创性应用而享誉世界。在这本书中，韦斯塔比通过十六个手术台上的故事，回顾了自己作为心外科医生的从业旅程，他对心脏、生命和职业的特殊感悟，以及对英国医疗体系和医院制度的幽默吐槽。
《打开一颗心》原著名为“脆弱的生命”
韦斯塔比的文字似乎更加坚定了我对于医生职业“复杂性”和“矛盾性”的认知，在他的身上我看到科学家与艺术家的对立统一，冒险精神与工匠精神的对立统一，重情与无情的对立统一，天才和疯子的对立统一，以及一点点唯物主义与宿命论的对立统一。
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在病人身上使用机械血泵，以代替心脏收缩泵血功能的心外科大夫，即使设备的三次临床试验都以患者死亡而告终，他还是选择相信科技的力量，从而成功缔造了医学史上第一个没有脉搏和心跳的人。
他会为了急于挽救患者的生命，而在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之前，使用那些没有核准的医疗设备。然后被主任叫到办公室警告“下次再这样，你就走人”。
他还会给你仔细描述，一台手术过后，手术台下有一摊泛着红光的血迹，旁边是一滩黄色的尿液，穿着蓝色手术服的护士们正把绿色的手术巾和白色的棉签放进黄色的收纳袋里，他把这个场景形容为“艺术家的彩虹色的梦”。
我不知道，假如有一天自己躺在他的手术台上，是该感到庆幸还是感到绝望。但正是这些特质，让韦斯塔比从一名医生成为一名传奇医生。似乎命中注定会与众不同，他与医学或者说外科手术结下的缘分从十六岁那年就开始了，“无情”是他在成为一名职业医生之前学会的第一课。
十六岁那年，韦斯塔比找到了一份医院“搬运工”的差事，他的工作是把麻醉后的患者搬上手术台，以及把死亡后的尸体搬去太平间。在那里，他第一次目睹了验尸的全过程，并用匪夷所思的文字描述了下来：
“一具具年轻的年老的尸体从喉咙切到耻骨，内脏掏空，头皮从左耳切到右耳，拉下来盖住面部，就像一只只剥了皮的橘子。一把振动骨锯锯开颅骨，仿佛敲破一只煮熟的鸡蛋。”
我猜想每个人第一次面对尸体时的感受都是不同的，这种差异性将我们推向不同的人生，有的成了作家、有的成了警察、有的成了变态杀人狂，而当你能够用一顿早餐食谱来形容一具正在被解剖的尸体时，你就有可能成为汉尼拔博士或是一名能写出畅销书的外科医生。就是在这间解剖室里，韦斯塔比明白了人的身体是何等复杂，生与死的界限是何等微妙，医生的内心又是何等的冷静超然。他学会了成为一名医生必备的本领——“看见一颗心脏，你要忘记它是爱和奉献的源泉；看见一个脑子，你也不要把它视为灵魂的容器。忘记这些，统统切开。”
斯蒂芬·韦斯塔比
但是，人怎么才能忘记这些呢？人类擅长的从来是把没有生命的东西赋予生命和情感，就像“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样的句子一样，我们不擅长的反而是忽视一个生命体的生命存在。两年前我采访一位法医，他清楚地记得在医学院念书时第一次见到尸体的那个瞬间，他从教学楼的窗口探出头，看到一具年轻女性的尸体正在从池子里被打捞起来，阳光透过天井照射池面，女尸被福尔马林浸湿的长发在摆动中溅出水花，闪着刺眼的光芒，仿佛一个刚刚游完泳来不及擦干头发的女人，这个瞬间在日后的法医岁月中一直伴随着他，成为永远忘不掉的记忆。医生不是法医，他们面对的不是一具已经失去生命的尸体，那些大脑和心脏也不是盛放在容器里的标本，他们面对的是正在忍受病痛，等待你去解救的人。如果那么容易忘记，韦斯塔比也就不会在退休之后，凭借记忆写下这么多患者的生死故事了。但韦斯塔比知道如何在手术台前抑制住自己，让理性和冷静驱动自己的双手完成手术。哪怕这种抑制，只是让情感的溃堤慢一点到来。
在书中，韦斯塔比记录了一次刻骨铭心的失败。那是一个21岁的女孩，与韦斯塔比的儿子就读于同一所大学。女孩在一天晚上散步时突然晕倒，心力迅速衰竭，传统除颤方式也无法让她的心脏复苏。韦斯塔比知道有一种药可以为她争取治疗的时间，这种叫做“左西孟旦”的药能够促使钙和肌肉分子结合，使肌肉收缩更加有力。他建议重症监护病房的医生为她注射这种药物，但却被告知，因为这种药价格昂贵，医院已经不再储备了。这个办法行不通，韦斯塔比来不及抱怨，马上想到另外一个办法，那就是使用体外膜肺氧合器，简称“ECMO”。如果你留意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闻，对这个叫做ECMO的仪器一定不会陌生，他被应用于心肺功能衰竭的危重病人救治，李文亮医生在离开我们的那个夜晚就曾经被连接到这台机器上，做维持生命的最后尝试，当然你也可以说是表演。但问题是，这台机器的采购和每一次运转都需要高昂的费用支撑，武汉的医院里不会配备太多，英国同样如此。韦斯塔比被告知，在全英国也只有少数医疗单位有充足的经费使用ECMO，而他所在的医院不在此列，想要使用，他就必须去指定供应商处借调设备。最终，韦斯塔比还是借来了ECMO，但一切都为时已晚。韦斯塔比亲自为女孩拔下管子，然后去见女孩的父母表示哀悼，并强迫自己在第一时间向他们提出捐献女儿器官的建议。
足够的专业，足够的理性，也足够的“无情”，但不要以为这样就能把整件事情忘记。几个月后，韦斯塔比收到了一封学校的来信，他被邀请与女孩的父母一起参加当年的毕业典礼，典礼上校长为韦斯塔比颁发了一封奖状，以感激他和他的同事为拯救女孩所作出的全部努力。我不确定这样的一幕是否会出现在我的国家，但我猜想那一刻的韦斯塔比已经得到了最珍贵的理解和安慰，他应该可以放下这个失败的经历了，忘掉这个在21岁逝去的年轻生命，也不去烦恼那些因为医疗体制局限而无法兑现的“左西孟旦”和“ECMO”，就像他说的那样，“忘掉这些”。但，在故事的结尾，韦斯塔比如实记录下了他在毕业典礼那一刻的真实感受：
“我心如刀绞，离开时我已经垮掉了，好像整个世界都压在肩头。执业几十年，那是我最伤心的一天。”
忘记一件事从来都要比记住一件事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价，因为我们渴望忘记的通常都与失败、失去、痛苦、悔恨、自责等负面情绪有关，我们终其一生都在逃避这些情绪，而医生则不幸地必须终日与它们为伍。
所以，在看过韦斯塔比所写的《打开一颗心》后，我意识到对一名医生最大的尊重和保护就是去理解并接受他在职业岗位上的那份“无情”。这份“无情”包括医生必须如实地告知家属病人的症状，哪怕是一句“抱歉，我们无能为力”的安慰。这份“无情”包括医生必须在适当的时候转身离开去救治下一个病人，而不是把所有的关爱都投注到一个人身上，那怕是他自己的亲人也不可以。这份“无情”包括医生必须依赖现有的医疗设备和医疗体制去完成他的工作，因为现代医疗手段不是仅靠英雄主义或是慈悲心肠就能实现的。
这份“无情”还包括，人们不应强迫医生去表达那些违背医学常识和专业精神的话，哪怕那些话是用来鼓舞人心的。医生需要做的是在血肉面前平缓自己的心率，压抑自己的情绪，清空自己的大脑，稳定自己的双手，去完成专业领域无人可以替代的工作，至于喊口号，不如交给其他人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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